文學課 暴力描寫

「看起來是在寫劊子手，寫酷刑，實際上是在探討人性」

張旭東：比如寫暴力吧。80年代以來，在先鋒文學，包括尋根派，包括你自己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這一點是很突出的，也是以前沒有的。那些現實主義老作家恐怕不會這麼突出地寫暴力。可能是有一種寫法就是把暴力寫得真是血淋淋的，大卸八塊，然後每一個細節，每一處肉體神經痛苦，那種物理意義上的痛苦都給你寫得非常細緻。另一種寫痛苦可能是說，刑罰和肉體摧殘裡邊有一種人物命運的戲劇，是在講一個更大的故事。這麼看，你小說裡邊的暴力、或者殘酷，包括像《牛》那樣的中篇小說裡邊那種殘酷性，對痛苦的非常細緻的描寫，後邊還是有一種道德寓意在裡邊，一種生存狀態的命運，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痛苦的描寫、分析或者說批判，而不是單純地堆痛苦本身做一種客觀式的、玩賞式的描述。是不是？

莫言：我覺得我小說里的暴力描寫應該是小說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跟塑造人物有關係的。《紅高粱》裡邊實際就有一個羅漢大爺被剝皮的描寫。你說把筆墨節省一點，收斂一點可以不可以？當然也可以。我當時覺得如果這裡不寫得充分一點的話，那麼接下來這一幫土匪的抗日，說服力就不夠。也就是說像這樣一些人沒有這麼高的政治覺悟，什麼民族恨啊，什麼國家，實際上他們不去太多地考慮這個問題。只有當把他們逼得實在活不下去了，他們才會奮起反抗。如果不把羅漢大爺受的這個酷刑寫得充分的話，後邊這些人物的反抗我覺得很難成立。

另外，像《檀香刑》裡邊關於凌遲的描寫，這個也並不是沒有商榷的餘地，我寫了五十刀，你寫五刀可不可以啊，或者一筆帶過去，刪掉這一節可不可以。當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覺得有這一部分，對後來塑造劊子手趙甲這個人物是必需的。因為我是在寫一個劊子手，劊子手他的心態實際上我們也只能猜測了。

我們也接觸了現在一些公安部門的刑警，現在我們為了減輕刑警的精神壓力，開始實行注射的死刑。在注射的時候，實際上五個刑警每人拿一個針管，其中只有一管是毒藥，其他的是蒸餾水，但要同時給死刑犯注射。那到底是誰那一管是毒藥，大家都不知道。這有一種僥倖心理，我給你打了一管水，那毒藥是別人打的。這個人的死跟我整個注射行為是沒有關係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實際上就是為了減輕這幾個刑警的精神壓力。

不要讓自己感覺到你親手殺了一個人，那是到了現在這個文明時代。我們想一想過去封建的野蠻時代裡邊，國家法律裡面就允許存在著這麼多殘酷的刑罰，凌遲啊，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酷刑，那麼這樣一個酷刑執行者，一個劊子手，他這樣的人怎麼樣來安慰自己，開脫自己，那我想必須有一個說明。他第一個就是在心理上認為，首先是我在執行的時候，用雞血塗抹了我的臉，我換上那一套特色的服裝，我執行了一些這個行當很複雜的禮儀，就像鬼魂附體一樣，這會兒殺人的不是我。殺人的是國家法律，真正殺人的是皇上。是國家的律法在殺人。而我只是一個執行者而已，那麼我作為一個執行者，實際上我也參與了一個戲劇的表演。這個戲劇的表演者，過去魯迅講了看客，講了死刑犯，死刑犯臨上刑場高唱一段大戲。下面萬眾歡呼，下面的人忘掉了這個人到底犯了一種什麼罪行，是殺人犯，還是縱火犯，無關緊要，大家忘掉他的罪行，只看他臨死前在刑場上剎那的表現。如果他表現得視死如歸，慷慨激昂，高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然後「二十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那麼，看客們就得到了極大的精神滿足，偕老扶幼，高興回家，而且議論很久——真有種。至於他乾的是什麼罪惡，並不關注了。

那我想僅有看客和受刑者的表演還不構成一個完整的戲劇，必須有劊子手的參與，我們也知道在封建世界裡邊，國家的律法，最嚴酷的律法，最殘酷的酷刑，基本的要點就是讓受刑者不得好死，盡量的延緩他的死亡的過程。那真正的罪犯都會說，哥們，給我個痛快的。

《聊齋志異》上也講過快刀，有個劊子手是著名的快刀。一刀把人頭砍掉，人頭在空中高喊，「痛快！」「謝了！」如果是一個二流的劊子手，一刀沒砍下來又砍一刀，那個受刑者要遭受多麼大的痛苦。那我們所謂過去封建時代的什麼「凌遲」也好，木樁刑也好，就是要讓你不得好死。包括過去對一些所謂的淫蕩的婦女施加的最殘酷的刑罰，叫做「騎木驢」。就是讓你遊街示眾，不但在肉體上折磨你，精神上也要給你最大的侮辱。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後經過最長時間把你折磨致死。

那麼封建的國家制度就是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最強大的震懾力，震懾老百姓不敢造反，不敢反抗朝廷。這個時候，怎麼樣讓刑罰得到一種完美的執行，符合一種上邊的、國家的意志，那麼就需要劊子手高超的技藝。凌遲當中，怎麼樣把這個人千刀萬剮，野史上都有記載嘛，很多人剮了三千刀都叫罵不止的，我覺得我們通過這個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殘酷性，看到這種殘酷的刑罰後邊所掩蓋的幾種人不同的心態，一種是劊子手的心態，一種受刑人的心態，一種是看客的心態。因此，我覺得《檀香刑》裡邊關於凌遲的五十刀的描寫，還是必需的。如果沒有這五十刀，看客的心理得不到滿足，讀者實際上也是一種看客。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潛在的看客，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歷史當中都扮演過看客這個角色的。

你們在城裡長大的我不知道，我們在鄉下長大的，「文革」期間槍斃人，縣裡邊有一個固定的地點，是一個荒涼的小石橋，這個時候會通過聯網全縣的高音喇叭向所有人廣播，明天中午十二點在某地要槍決什麼什麼人，槍決之前要開公審大會，各個村都要派人去，去是當勞動的，回來要記工分的，幾十萬人都來觀看，然後就拉到刑場一槍斃掉。我們也是觀看者，大家也都紛紛議論，看到這個人是怎麼樣被打死的。

那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個劊子手呢？我一直在反覆想這個問題，我得出的結論是，實際上每個人心裏面都潛藏著一個劊子手，也就是當歷史把我們放到了這個位置上，我們也是這樣做。如果在「文革」期間，我被招收做了警察，那上級指派我，輪到你了執行死刑，你干不幹？這是你的職業。你不幹，飯碗就要砸掉。當然你也可以安慰自己，我不幹別人也要干。所以真要把每個人放到一個特定的位置上，每個人也就是一個劊子手。我們當然現在很難揣測當年那些獄警的想法。我們現在也不知道當年上海提籃橋監獄裡面獄警怎麼樣迫害林昭，在槍斃林昭之前塞到她口腔裡邊，如果你喊叫的話，這個橡皮球會膨脹，就會讓你發不出聲音。當然張志新是切掉喉管，不讓你發出聲音。那麼這些切掉了張志新喉管的和發明了塞到林昭口腔里可以膨脹的橡皮球，也是獄警啊，他們怎麼想。他們的心理和我小說里描寫的人的心理是不是有相似之處？

所以看起來是在寫劊子手，寫酷刑，實際上是在探討人性，探討每一個人在特定的條件下，有可能變成壞人，我覺得壞人不是說他就是天生的就是壞，

【摘自《我們時代的寫作》一書，張旭東、莫言著，上海文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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