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戰爭的餘燼：回看越南戰爭的歷史起源

美國為何要參與越南戰爭？這是一個困擾美國史學界的經典問題。由於越戰對美國內政外交、社會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美國學者對越戰的研究興趣是不言而喻的。1994年美國歷史學家蓋里·赫斯（Gary Hess）的文章《無盡的辯論：歷史學家與越戰》（The Unending Debate: Historians and the Vietnam War）曾經總結過1970-1990年代的越戰研究，認為學界出現了「正統派」和「修正派」的分野。正統派秉承美國人對越戰的反思傳統，認為美國忽視越南獨特的政治外交捲入了一場愚蠢的反共戰爭；修正派從軍事指揮、戰略思想與戰爭的合法性等角度，試圖找到美國獲勝的可能性。

然而，無論正統派還是修正派，研究大都聚焦於1960年代美國的參戰決策過程或是戰爭中的某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戰役，缺少一部旨在完整說明越戰起源的國際史作品。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2012年的新著《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應運而生。

《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社科文獻出版社

這部著作超越了以往正統或修正的一般論爭，沒有再拘泥於美國參戰那些年對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種種政策分析和評價（儘管隨著越來越多的外交檔案的不斷公開，這種傳統研究還有進一步深入和延伸的巨大空間），而是將關注點移到之前從二戰到1950年代末的印度支那衝突，講述了一段法國的殖民戰爭如何演變為美國主導的冷戰國際史，證明美國人從一開始就深入參與到法國的「黃昏戰爭」中，而美國對越政策的「延續性」，則導致了後來1960年代的那場更為血腥的衝突。也就是說，越南戰爭是發生在「另一場殖民戰爭的餘燼中」，美國人「做著跟法國人不同的夢，走的卻是同樣的路」。

這本書的重要價值首先在於，它繼承越戰研究傳統的同時，又契合了這些年來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趨勢：更加關注東西方對抗的全球性擴展，特別是在歐洲之外的「世界南方」存在的各種複雜爭鬥。越南恰好是這樣一個將美歐蘇中都裹挾其中的「眾神競技場」，它宛如一口巨大坩堝，兩大陣營的形成與分化、意識形態的對抗、地緣政治的競爭、現代化道路的選擇這些冷戰相關議題，都可以從中一窺究竟。書中使用了美、英、法、蘇、中、越多國檔案與文獻，特別是對那些未經開發的回憶錄的精心挖掘，為讀者提供了相對平衡而全面的視角，帶領其深入思考法越戰爭及其影響，展露出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衝突的基礎，最大限度減少了一些著作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段化影響。例如，第五部分「某種形式的和平」所包含的三章，精彩展現了兩大陣營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國際外交折衝，作者不僅描繪了美、英、法各自談判政策的形成與演化，分析了它們之間的矛盾衝突，更有對越、中、蘇之間協調矛盾的過程，雖然後者相比前者略顯單薄，但對一部以法、美政策為主的著作來說，依然難能可貴。因為正是這些矛盾的發展，導致後來美蘇各自陣營的分化與改組。

這本書也觸及了比冷戰更為宏大的議題——去殖民化，並討論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作者所說，去殖民化是「二十世紀最微妙的政治和歷史難題」。其微妙和困難之處就在於，這一歷史進程中，殖民地的抵抗力量不僅要處理宗主國的壓力，更面臨著冷戰賦予的如何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選擇，有時這種選擇的代價無比沉重。

從書中所寫的越南個案來說，胡志明領導下的越盟志在打破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秩序，實現越南獨立。一方面，二戰中的法國雖受重創卻不願放棄印支，要繼續履行「教化使命」來恢復法蘭西帝國的榮光。另一方面，二戰期間，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確信歐洲殖民主義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對法國重返印度支那的慾望深感憎惡，希望通過建立聯合國託管機制逐步實現殖民地的獨立。這在胡志明看來是實現越南獨立的重大機遇，美國似乎是一個可以爭取的強大盟友，他也曾幻想自由女神擁抱越南的美好場景。

然而，情勢的發展卻因為冷戰的出現而逆轉，美國由戰後初期的中立態度（這本身就是對法國收複印度支那的默許）倒向法國、為其提供軍事援助不過是兩三年的事情。與此同時，新中國的成立以及中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安排為越盟送來了急需的物質、外交援助。越南的革命者在追求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道路上，除了要經受現代戰爭的殘酷碾壓，還必須堅定地站在冷戰前沿、走社會主義道路，受到同盟內部結構的制約。正如書中所述，「中國和蘇聯的外交承認不管有多必要，他（胡志明）已經喪失了一定程度的獨立……並且大大增加了美國干預的風險」。後來，胡志明擔心的事情確實發生了。

胡志明

該書的第三個價值是前述兩點的引申，即引發讀者對東亞冷戰特殊性的思考。這種特殊性作者雖未言明，但通過引入美國、法國、英國、蘇聯乃至澳大利亞、紐西蘭這些非亞洲國家的視角，讀者不難發現東亞冷戰的一些特點。英國，甚至是在1946年發表鐵幕演說的丘吉爾，從始至終對「多米諾骨牌」相關說辭嗤之以鼻，在1954年春法越雙方鏖兵奠邊府時，英聯邦國家集體拒絕參加美國對越的「聯合軍事行動」，使之流產；法國則是從最大程度獲得美國援助的角度出發，鼓吹意識形態對抗，並非為美國充當反共先鋒；蘇聯不論是斯大林還是赫魯曉夫都對印度支那缺乏熱情，並一度認為胡志明的越盟是鐵托性質的民族主義集團。無一例外，列強對抗的中心在歐洲而非東亞。只有美國人不能接受竹幕在印度支那降下，對越盟非除之而後快不可。

與歐洲兩大軍事集團界限分明的對抗不同，亞洲的冷戰給諸如印度、印尼、緬甸等一系列新興國家相對寬鬆的空間，他們被殖民的歷史構成了共同的身份認同，這些本身擁有多樣性文化的國家匯聚在一起成為1960、1970年代國際舞台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作者指出，由於美國對亞洲多樣性缺乏理解，堅持非黑即白的世界觀，這種「天真」正是其危險所在。

說《戰爭的餘燼》是一本開卷有益的歷史讀物，不單單是因為其包含上述對冷戰史研究的學術價值，也是因為此書在敘事結構與風格、史論結合等方面優點明顯。

此書敘事的時間跨度很大，從1919年巴黎和會到1965年越戰升級，涵蓋了近五十年的歷史。1949-1954年是作者著重論述的部分。由於作者文學化的敘事風格和對歷史人物的細緻刻畫，賦予了這部學術著作以小說般的可讀性。

序幕由一個名叫阮愛國的越南青年在巴黎活動的經歷展開。作者寥寥數筆，講述了他在1919-1939年的早期革命經歷，及其對法國、美國、蘇俄等國際諸強的認識。在求索越南革命發展道路的途中，阮愛國成長為今後越南革命的領導者——胡志明。接下來，正文的二十七章按照印支地區衝突的歷史，被分成詳略得當的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講述1940-1945年法越衝突的起源。1940年被德國打垮之後，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出現鬆動。日軍於1945年發動「三月政變」，軍事佔領越南，之後，胡志明抓住日本投降的機會於9月2日宣布越南獨立。法國不惜以武力回復其在越南的權威，但此時越盟已證明了自己的合法性，法越衝突一觸即發。

第二部分的焦點是1940年代後半期的殖民戰爭，越盟在國際上孤立無援，法越談判無果而終。面對與法國懸殊的軍事差距，越盟不得不放棄城市退到越北叢林中進行游擊。法國的境遇其實與越盟類似，二戰後匱乏的國力不足以完全消滅印度支那的抵抗力量。雙方都迫切需要外部力量的幫助，改善自身處境。此時美國雖然對印支衝突採取不干涉的政策，但此時業已形成的反共思想框架成為後來二十年的政策驅動力。

第三部分的標題「當東方遇上西方」恰當地概括了涵蓋1949-1953年的歷史。一方面，新中國的成立為越盟獲得了可靠的盟友；另一方面，美國的「不干涉」政策在亞洲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面前破產，開始為法國提供經濟軍事援助。法越衝突在冷戰背景下真正走向國際化。戰場上，越盟的軍隊在中國援越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取得1950年邊界戰役的勝利，但在紅河三角洲的三次戰役中傷亡慘重，越方不得不轉戰法軍實力薄弱的西北一帶，意圖打開通往寮國的道路，從越南中部狹窄的蜂腰處切斷法軍的南北聯繫，進而對紅河三角洲進行迂迴包抄。1953年底法越雙方在奠邊府要塞形成對峙，似乎越南的未來都被收束到越南西北部的這個小小谷地，決戰一觸即發。

奠邊府戰役的法軍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無疑是全書的重心，作者用將近三百頁的篇幅描述了1953、1954兩年的法越戰爭形勢與外交折衝。作者細緻而不失精彩地描述了奠邊府的法越雙方軍事行動，而圍繞英國外長艾登、法國外長比多、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等等一系列風雲人物展開敘述的外交遊說更加引人入勝。為解奠邊府之圍，法國寄希望於美國可以直接派遣空軍轟炸越軍陣地，而艾森豪威爾政府一方面加大對法援助期望法軍守住陣地，另一方面試圖說服英國一道進行軍事干預。但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大為光火的是英國非但對聯合行動不感興趣，反而積極說服美國進行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結果有關各方最終走上了日內瓦的談判桌。談判開始的二十天並不順利，法越雙方在停戰方案和政治解決問題上爭執不下。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新任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聲稱要在一個月內結束印支戰爭，越方也受到中蘇方面的壓力，雙方相互妥協達成日內瓦和平協議。第六部分主要記敘了日內瓦協議之後越南形勢的演變：法國撤軍後，美國致力於在越南保留一個非共產主義的立足點，大力支持吳庭艷的腐敗政權。南北越不但沒能實現「政治解決」，南越政權對共產黨力量鎮壓導致了後來更大規模的衝突。美國接過了法國人的火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處理著法國曾經面對的種種問題。

《戰爭的餘燼》將研究時域拉長並前置、突出描述美國政策的連續性是其最為重要的創新。作者指出，這一做法能避免只「專註於偶然事件的危險：它會令我們無視美國在越南事物中的連續性，以及早期政策在我們理解這場美國戰爭的至關重要性就被忽略了」。通讀全書，這種感覺會更加明顯。此外，令這本書別具一格的是作者對反事實推理的運用。作者試圖運用這種技巧來說明，「法國-印度支那戰爭和它的餘波其實是個偶然事件，其中不斷出現不同的政治選擇」。由於我們研究的歷史是已經知道了結果的事件，有時不免帶有「後見之明」，認為歷史的結果不可避免，但那些歷史人物是在一個個不確定的環境中進行決策的，存在選擇，存在偶然。反事實推理就是作者為讀者搭建的連接歷史人物的橋樑：假如羅斯福在去世前，將其反殖民主義的個人偏好轉化成一項阻止法國強制收回印度支那的政策，會不會力挽狂瀾改寫歷史？如果1954年初的武元甲屈服於中國顧問團的壓力，過早的發動對奠邊府的攻擊，日內瓦會議還會那樣結束嗎？為什麼美國可以接受跟朝鮮的共產黨敵人進行談判，而法國在印度支那做同樣的事情反倒不行？既然美國可以持續多年援助鐵托，為什麼就非得除掉胡志明不可呢？類似反事實推理的大量運用無疑會使讀者產生代入感，激發讀者的思考。

雖然這本書的主要受眾是美國讀者，但對中國讀者同樣有意義。首先它提供了一個了解中越關係發展的更完整、客觀的視角。「援越抗法」、「日內瓦會議」、「援越抗美」、「胡志明」，這些名詞幾乎是任何一個稍有歷史背景的中國人所耳熟能詳的，其不僅包含大多數中國人對那段激情燃燒的革命年代與新中國外交昂揚風采的集體記憶，更反映出那部分「同志加兄弟」的越南觀生根發芽的歷史土壤。與這種越南觀形成反差的是，中國人對後來爆發的大規模衝突充滿驚詫的疑惑甚至憤懣。這本書不能也不會提供上述問題的完整答案，但至少可以揭示出中越之間的矛盾與分歧竟然產生於如此久遠的歲月里。讀罷此書，相信讀者會對中越關係的早期發展形成更為客觀、準確的認識，會更好地理解和體諒我們身邊的鄰居。

書中所描述的美國外交，實際上也是中國外交的反面教材。作者借肯尼迪時期的一位白宮幕僚之口表達了他對美國政治的批判：「簡單地說，這（越南）就是我們繼承的東西，理所當然，無可爭議。」並評論道：「保持延續性是意料之中的事，畢竟這就是華盛頓的風格。」保持政策延續性並非全然是一件壞事，畢竟讓一個大國改變觀念、調整政策往往是很困難的，但對問題缺乏充分討論，則會從根本上令外交政策走向僵化。特別是對亞洲的小國社會文化的忽視，導致美國做出了不明智的決策。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處理與一些國家關係時不免會遇到歷史包袱，如何根據新形勢處理好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進而避免大國外交忽視小國多樣性的通病，這正是本書能夠帶給中國外交的啟示。由此，《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中譯本的出版正當其時。（文/烏力吉）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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