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臨川書店冬季即賣會：羽田本掘出

今出川通上的臨川書店每天至少要路過兩次，一過鴨川東就可以看到，但幾乎每次這裡都大門緊閉。創業於1932年的臨川書店現在主要是一家出版社，為以京大為中心的關西學者出版學術書，最近幾年影印的《五山版禪籍叢刊》《中世禪籍叢刊》等古籍也很有名。要不是每隔幾個月舉辦一次的「和洋古書即賣會」，幾乎要忘記它還是家古書店了。

書店創始人武井一雄昭和四年（1929）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日日新聞》報社做了一段時間記者後去文求堂書店當學徒工。文求堂是戰前東京地區最著名、規模最大的漢學書店，二代目店主田中慶太郎與郭沫若、周作人、高羅佩等私交極好，郭氏流亡日本時所有甲骨文研究著作都是由田中出版。（參見拙文《文求堂遺事鉤沉》，《書城》雜誌2016年第12期）學徒工階段結束時，武井決定自己創業，因為不願與老東家分庭抗禮選擇來京都發展。

據脇村義太郎《東西書肆街考》所說，揮師西進前夕，田中慶太郎替武井一雄起了三個備選店名，最終拍板「臨川」的是剛好在店裡的郭沫若。今天臨川書店的宣傳折頁上也宣稱店名是郭沫若所賜，脇村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三十年代初京都府最有力的漢學書店是匯文堂，好在該書店一代目店主大島友直也是文求堂出身，所以與武井相安無事。創業之初，文求堂受到東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所長、專治中國哲學的小島祐馬先生特別關照，漸漸發展成為吉田學生街上的中國關係圖書重鎮。

很多人也包括筆者在內，會想當然地認為「川」字是指僅有幾十步之遙的鴨川，但其實兩者沒有任何關係。郭沫若做出這個選擇，是因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就是江西撫州臨川人，其文集也名為《臨川集》，另外京都西郊有臨川寺，漢籍版本目錄學中著名的「五山版」即包括臨川寺版在內——更何況，武井最初根本沒有想把店開在鴨川邊上，他看中的店址是明治維新前日本天皇居住的京都御所附近，只不過沒有成功而已。

臨川書店的標識

上個月初的臨川書店秋季即賣會上我只買了一冊東洋史論文集，結賬時店員塞了一張傳單，告知今年最後一次的冬季即賣會在十二月十四日。京都書市目前有幾分冷清，古書祭也不多，我將傳單貼在牆上，提醒自己不要錯過。來日本後逛了幾次古書祭，也漸漸積累了一些經驗，就是一定要趕在開幕那天一大早趕就去，最好提前到，因為開始後不到半個小時內，好書就會被眼尖手快的本地書蠹們瓜分殆盡，剩下的都是一些雞肋了。

京都冬天陰濕苦寒，又沒暖氣，即賣會早上九點半開始是不大不小的考驗。早上九點吃早飯時忽然看到窗外開始飄起雪花，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我心想糟糕，臨川書店的即賣會一向在店頭戶外進行，雪下不停的話，恐怕得推遲或取消。再仔細一看雪花不飄不揚，裹挾著大量水分直撲地面，看來是不會堆積起來的雨夾雪。果然過了十分鐘後雪驟停，朝陽也照到了陽台上，快雪時晴，我出門騎車向書店而去。

遠遠地就看到已經有接近二十個人等在了臨川書店門口，秩序井然地排著隊，匆匆一瞥，隊伍中基本全是中老年男性。因為還有幾分鐘即賣會才開始，我先在附近停了車，然後慢慢步行過去，店員正把五六個手推車從店裡推出來，排在門口，推車一放好馬上就圍了一圈人。

每輛推車上的書都大致有個主題，我透過眾人的肩膀望過去，凡近現代文學的先不看，文庫本不看，日本國語國文學的也不看，最後鎖定了靠牆的一個書架，基本是東洋史相關書籍。我注意到很多是上世紀佐伯富、梅原郁等東洋史學者編的漢籍索引，如《資治通鑒索引》《事物異名錄索引》《蘇東坡全集索引》《慶元條法事類語彙輯覽》等，這類索引和燕京大學洪煨蓮教授主編的各類「引得」（Index）一樣，在當年大為便利學術研究，功莫大焉，但在資料庫日新月異的今天幾乎已經喪失了價值。

臨川書店即賣會現場

首先挑了一冊村上直次郎（1868-1966）譯註《耶蘇會の日本年報 第1輯》，1943年東京拓文堂版，封面有「日葡通交四百年紀念出版」字樣。此書翌年應該還有第2輯，但這裡沒有。旁邊是同樣由村上翻譯的《バタビヤ城日誌》上、中卷，バタビヤ即Batavia，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舊稱，但這兩冊污跡較多決定放棄。村上1895年畢業於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文科大學史學科並留校任教，1928年轉任「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南洋史學講座教授。

在「台北帝大」時，村上因為精通等多門外語被學生稱為「歐洲語言學大師」，據當時的學生中村孝志回憶，在村上指導下，「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的後半階段開始利用午休的時間，接受課外的速成訓練。到二年級時用這樣的西班牙語開始講讀史籍。在此同時，學生被要求修習新的荷蘭語課程。大體隔年西班牙語和荷蘭語交替作為主修，一般說來前者的學生以菲律賓，後者的學生以荷領東印度關係的題目作為主修來寫畢業論文。」

村上直次郎《耶穌會日本年報》

同時重視外語、史料學的訓練，是戰前日本東洋史研究水平在世界範圍領先的重要原因。今天日本舊書店的書籍囊括各個語種，就是這個傳統的遺產。收下這冊日文書後我走進平時不能踏足的臨川書店玻璃門內——收銀台後面就是編輯部——在靠牆一堆和刻本中挑出民國九年刻本一冊，為湖北陶福山版佛經，是《大乘法界無差別論》《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彰所知論》三種的合集。這冊線裝書以清末民初較為廉價的竹紙印刷，已發黃髮脆，由書末的印章可見，是一個名叫伊藤東慎的日本人從上海購入的。

和刻本推車低下還放著一個紙盒，裡面雜亂地堆著七八冊大開本的英、法、德文學術書，無人問津。秉持著不管什麼書只要和歷史相關都要翻一翻的原則，我一個人蹲著翻翻撿撿起來。這批書都是平裝本，裝訂簡陋，有些已經散頁，書店給每個都包了一層塑料膜，因為沒有人在後面等著，我就不厭其煩地一本一本抽出來看。

半個月前一位老師帶我們去滋賀縣朽木村爬山，閑聊時老師說自己曾在日本古書屋網站上買了一本關於准喀爾的外文書，寄到後打開一看，居然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給京都大學前校長羽田亨的簽贈本，上面還蓋有羽田的藏書印。羽田家三代治學，其囊括各語種的大量藏書中善本大多捐給了京都大學，現在分藏在文學部圖書館、羽田紀念館等處，聽說正在整理目錄，但還有一部分早已流出，散落在東京的各個古書店中，偶爾還是會被人意外買到。

但當我看到手上這本《DIVANü Lü?AT-IT- TüRK TERCüMESI Ⅰ》第一頁蓋著「羽田藏書」的朱文印時，第一反應還是不太敢相信。最初無法判斷手上這本書是哪國語言，但看到裡面夾雜的波斯文時，覺得應該是與內亞研究有關。此書是十一世紀喀什地區學者Mahmud al-Kashgari編的一本突厥語辭典，一百多年前又經過奧斯曼帝國學者Ali Amiri的再次編纂，所以是一本土耳其語書籍。

羽田亨舊藏《DIVANU_ LU_G_AT-IT- TU_RK TERCU_MESI Ⅰ》扉頁

原書因為裝訂得不好，書脊已經碎裂，前面十分之一的散頁已經重新裝訂，封面寫著「1939」年字樣，應該是購書或閱讀日期。書中留下不少黑筆、紅筆、鉛筆批註，還夾雜了一張印有「北狄傳」字樣的工作用稿紙——也就是說，這本書之前的主人即使不是羽田亨，也至少是其子《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的譯者之一羽田明。書只要一百日元，當然是要收下。當天晚上承蒙熱心友人特地將照片發給京大文學部一位教授看，最終確認這就是羽田亨本人的藏書印。

買到了這三本後我對上午的收穫心滿意足，下午又來了一次，以兩千日元買到岩村忍、田中謙二《校定本元典章 刑部》兩冊。《元典章》最常見的本子是陳高華先生主持、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現代整理版，最近又有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洪金富的新校訂本，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於1964、1972年出版的這個版本不但最早，而且裝訂實在精美。結賬時幸抽地到了一張折扣券，下次書店開即賣會時可以使用，店員在包書時把三月十五日的宣傳單也塞入袋中，小聲地叮囑一句：「明年記得再來哦。」（文/尹敏志）

《DIVANU_ LU_G_AT-IT- TU_RK TERCU_MESI Ⅰ》內文羽田亨批註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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