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羨砂壺圖考對曼生壺的記錄

《陽羨砂壺圖考》是繼《陽羨茗壺系》、《陽羨名陶錄》後又一部詳細系統載述宜興紫砂藝術的專著，此書之上卷為文，成書於１９３７年，由香港百壺山館出版，它在《陽羨茗壺系》、《陽羨名陶錄》的基礎上加以考證、補遺、增添。時間跨度「溯自明代正德初創，迄於清末宣統」。兩位作者均是砂壺收藏家，故能以獨創的目光對壺人壺事尤其是傳器加以評論和鑒賞瓦別。

全書的重點是「壺藝列傳」，可貴的是他們不但為藝人列傳，還別具慧眼單列「雅流」篇對文人參與紫砂壺藝詳加評述，而其中關於「陳鴻壽」的條目可說是壺藝史上首次較全面地記錄、介紹、評論了陳曼生及其曼生壺，是我們今天研究陳曼生紫砂藝術的珍貴資料和重要參考。本文試對此加以詮釋。

一、介紹了陳曼生平。《陽羨砂壺圖考》「陳鴻壽」條目先介紹了陳曼生其人：「鴻壽，字子恭，號曼生，一號種榆道人。乾、嘉間浙江錢塘人，嘉慶六年（１８０１年）卒酉拔貢，以古學受知於阮雲台尚書，雲台　浙時與從第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稱。後官江蘇淮安同知……嘗作宰定興，後調海防同知，道光二年壬午卒於官，時年五十五。」

這裡記述了曼生生平。作者還在按語中對陳曼生生卒年代作了推斷：「曼生卒於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時年五十有五，以此推之實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戌子（１７６８年），故書之日乾、嘉人。蓋在乾隆已二十八矣。世傳曼生為嘉道間人，雖不為誤，但在道光僅年余耳。」以上說法應當是正確的。只是其中提到「嘗作宰宜興」，我們翻閱了相關的宜興縣誌，在這段時間縣令的任命中未見陳鴻壽之名，而在嘉慶本《溧陽縣誌·溧陽縣知縣》中有「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任」的記載；而且這本《溧陽縣誌》就是陳曼生任內，由他與史炳等共同修撰的，應當是可信的，所以曼生是作宰溧陽，而不是作宰宜興，但何時離任卻無記載。據《曼生壺研究》一文作者陳誦睢推測，曼生在溧陽任期可能連任兩屆而有５～６年，即從１８１１年到１８１６～１８１７年，這一說法我們認為是基本可信的。

二、評價了陳曼生在書畫、文學、篆刻方面的造詣。

《陽羨砂壺圖考》說：陳曼生「素善書、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八分書尤簡古超逸，脫盡恆蹊；篆刻追蹤秦漢，為西泠八家之一；兼好六法，意到生趣盎然，山水不多著筆，悠然意遠，在姚雲東、程孟陽間，亦工花卉蘭竹，其言曰：『凡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時見天趣。』溝通論也……曼生致力詩古文辭，居恆著述自娛，有《桑連理館集印》、《種榆山館詩集》。」這裡分別介紹了曼生的文學藝術方面的造詣（１）書法：素善書、行楷古雅，八分書（即隸書）簡古超逸，脫盡恆蹊；（２）篆刻：追蹤秦漢，是西泠八家之一；（３）繪畫：兼好六法（即指中國畫），而且山水、花卉蘭竹都能畫，「不多著筆悠然意遠」「意到生趣盎然」；（４）詩文：致力詩古文辭，居恆著述自娛。

可見陳曼生是一位詩、文、書、畫、印全面發展的文學家、藝術家。因此，她愛好、參與壺藝能作出傑出貢獻也就不奇怪了。

三、記述了曼生壺創作過程並對其貢獻作了適當評價。

《陽羨砂壺圖考》詳細記述了陳曼生參與紫砂壺藝的過程：「曼生公餘之暇，辨別砂質，創製新樣、手繪十八式，倩楊彭年、邵二泉等制壺，為時大彬後絕技，以推壺藝中興。曼生壺銘多為幕客江聽香、高爽泉、郭頻迦、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為之者。凡自刻銘、刀法遒逸，每經幕僚奏刀或代書者，悉署雙款；尋常貽人之品，每壺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價三倍。」

以上可見，曼生參與壺藝是全方位的。首先，曼生制壺注意「辨別砂質」，即根據原料不同加以設計；其次，革新造型，「創製新樣，手繪十八式」，即根據自己的理念、繪製、設計了全新的砂壺造型，這裡的「十八式」是言其多，並非只有十八種造型款式。事實上，曼生壺的造型取材是多方面的：「如取自然現象的有『卻月』、『飲虹』、『橫雲』等；取植物形志的有『瓜形』、『葫蘆』等；取實用器物的有『鈿盒』、『復斗』、『牛鐸』、『井欄』、『合斗』、『棋奩』、『笠形』等，取幾何形體的有『汲直』、『合歡』、『春勝』、『員珠』、『方壺』等；仿古器物的有『石銚』、『百衲』、『古春』、『延年半瓦』、『飛鴻延年瓦』、『天雞』、『鏡瓦』、『乳鼎』等」，這些造型不但在當時改變了「承襲前代的造型，陳陳相因，大甚變化」和「繁瑣、守舊、題材狹窄貧乏」的局面，從而成為簡潔、明快、新穎美觀的新作品、「是造型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又經歷了一百七十餘年，一直影響到現在紫砂茗壺產品設計製作」（以上見郭若愚《漫談陳曼生紫砂壺的造型設計》）第三他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壺藝創作模式，即文人與藝人聯手合作制壺。在曼生之前也有文人請藝人定製茗壺或在砂壺上題字刻畫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合作」，而曼生及其幕客則從辨別砂質、設計壺樣、監製壺坯、撰刻壺銘等是全方位、全程序參與的，這是一種全新的創作模式。而且曼生及其幕客均是擅長詩書畫印的藝術家，他們設計的壺交由楊彭年、邵二泉等名藝人製作，再由他們親自撰刻銘文可謂名士名工、珠聯璧合，強強聯手，先稱雙絕。在曼生的影響下，其後多有文人與藝人合作，但所取得成就很難超過曼生壺；即使在今天，曼生壺的這種合作模式也是值得我們學習提倡的；第四對壺銘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曼生壺銘的構撰、書寫和鐫刻「多為幕客江聽香、高爽泉、郭頻迦、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為之者。」而這些幕客都是與曼生志趣相投的詩文飽學之士，故改變了「明清兩代名手制壺，每人擇刻前人詩句而漫無鑒別，或切茶而不切壺，或茶與壺俱不切」的情況，因此能「切定茗壺而貼切壺形作銘者，實始於曼生」，加之他們多為書畫篆刻高手，在好題銘鐫刻於壺體時能講究刀法、布局，所以徐秀棠大師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陶刻工種也是由曼生開創的。據此，《陽羨砂壺圖考》評價「曼生壺」為時大彬後絕技，在壺藝史上「允推壺藝中興」是恰如其分的。

四、詳述曼生壺傳器，為鑒別曼生壺提供了依據。

《陽羨砂壺圖考》根據所見資料及碧山壺館的實物記述了八把曼生壺傳器。這八把壺，從造型看有大壺、笠形壺、合歡壺、瓜形壺、方壺以及提梁壺等；從泥質看，除一般的紫砂泥外，還有深赫墨色、淡紫砂、粗砂等；從款識看大都是底印「阿曼陀室」方印，　下有「彭年」小章；也有底印「桑連理館」方印，　下有「彭年」小章的。作者還「因研究曼生書法，葉子次周出示其尊甫所藏曼生墨跡尺牘十數通，牘尾赫然有『阿曼陀室』印章」從而證明「阿曼陀室」是曼生室名，因此，底款「阿曼陀室」方印，　下「彭年」小章，這應是曼生壺款識的標準特徵；從題銘看，這些傳器中既有款署「曼生銘」的，亦有署「曼生作合歡壺銘」、「老曼銘，頻迦書」、「阿曼陀室銘」的，甚至有一壺題銘僅署「鴻」字，作者推測是「曼叟自用之品」，還有一把提梁壺的「阿曼陀室」印上有「眉」字隸書，「尤為別緻」，可見凡署「曼生銘」的，未必是曼生親自書刻，具體還要看其書法、刻工是善具有曼生特點，同時也進一步證明了曼生壺是以曼生為首的一批文人幕客與壺工的集體創作的智慧結晶。這些記載為我們今天辨別、鑒識曼生壺的真偽提供了可貴的依據。

五、輯錄了曼生壺的題銘，為我們研究賞析曼生壺銘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陽羨砂壺圖考》對曼生壺銘的貢獻作出了高度評價：在曼生以前「明清兩代名手制壺每每鐫刻前人詩句而漫天鑒別……至於切定茗壺並貼切壺形者，實始於曼生，世之欣賞由來矣：「鑒此，書中輯錄了二十二則曼生壺銘，加上八柄傳器中的七則，共有二十九則壺銘，這為我們今天賞析、研究曼生壺銘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八把傳器上的題銘

青山竹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大壺

笠蔭　、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笠形壺

蠲忿若割、樂善如渴——合歡壺

無用之用、八音所重——瓜形

注以丹泉　飲之延年

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方壺

左供水、右供酒、學仙佛、付兩手——提梁壺

二十二則題銘：

銚之制，摶之工，自我作，非周——石銚

苦而旨，直其體，公孫丞相甘如醴——汲直

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為我規——卻月

此雲之腴，餐之不——橫雲

勿輕短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百衲

蠲忿去渴，眉壽無割——合歡

宜春日，強飲吉——春勝

春何供，供茶事，誰雲者，兩丫髻——左春

光熊熊，氣若虹，朝瘟闔，乘清風——飲虹

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井欄

以上諸銘皆頻迦、聽香、梅史及曼生自製，參見於彭年壺式圖中（見《中國藝術家征略》）。

鈿合丁寧，改注茶經——鈿盒

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詞源來——覆斗

飲之吉，瓠瓜無匹——瓜形

蟹眼鳴，和以牛鐸清——牛鐸

天茶星，守東井，占之吉，得茗飲——井形

煮白石，泛綠雲，一瓢細酌邀桐君——畫石，老曼銘，頻迦書

合之則全，偕壺公以延年——延年半瓦

作葫蘆畫悅親戚之情話——葫蘆形

鴻漸於磐，飲食，是為桑苫翁器，垂名不刊——飛鴻延年

天雞鳴，寶露盈——天雞

無漿，潤渴墨——合斗

提壺相呼，松風竹爐——提梁

這些由曼生及其幕僚精心構撰的壺銘，可謂字字璣珠，句句華美，他們有的切壺切形，摹形狀物妙趣橫生，如「作葫蘆畫，悅親戚之情話」；「天雞鳴，寶露盈」等；有的切茶切水，品茶飲銘修身怡性，如「苦而旨，公孫丞相甘如醴」、「蠲忿去渴、眉壽無割」等；有的如箴言警句富有哲理，發人深省如「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為我規」，「內清明外，方直，吾與爾偕臧」等；有的切情切景，詩情畫意，引人遐想。如「笠蔭　，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簾深月迥，敲棋斗茗，器無差等」。曼生的題銘，影響了一代文人，其後如瞿子冶、鄧奎、梅調鼎的壺銘中都可看到曼生壺銘的影子。我們敢說自曼生的後直到目前為止，在壺銘方面，可能有一、二則題得精闢深刻但在整體的數量和質量上，還沒有人可以與曼生壺銘相比，達到或超越其高度的。因此，要進一步提高紫砂壺的文化品位，細細體味深刻雋永的曼生壺題銘，並從中吸收精華，探究其創作規以指導今天壺銘的創作，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而《陽羨砂壺圖考》輯錄彙集了近３０則曼生壺銘，僅從這一點來說，在紫砂史和曼生壺藝的研究的貢獻就是極其珍貴和功不可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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