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文史 12-25

原標題：【中國研究】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作者：費孝通，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本文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89

我想以這次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我發表Tanner講演的機會，提出我多年來常在探索中的關於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問題向各位學者請教。請容許我坦率地說我對這個格局的認識是不夠成熟的，所以這篇講演只能說是我對這問題研究的起點，並沒有構成一個完整的見解。

為了避免對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長的說明，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十一億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它們雖則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我用國家疆域來作中華民族的範圍並不是很恰當的，因為國家和民族是兩個不同的又有聯繫的概念。我這樣劃定是出於方便和避免牽涉到現實的政治爭論。同時從宏觀上看，這兩個範圍基本上或大體上可以說是一致的。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我這篇論文將回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這也許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過程。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還有它的特色：在相當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作用的網路，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

這是一幅豐富多採的歷史長卷，有時空兩個坐標，用文字來敘述時有時難於兼顧，所以在地域上不免有顧此失彼、方位錯亂，時間上不免有前後交差、順序倒置的缺點。讓這篇論文作為我在這個學術領域裡的一次大膽的嘗試吧。

一、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體的生存空間。中華民族的家園坐落在亞洲東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的這一片廣闊的大陸上。這片大陸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完整的體系，形成一個地理單元。這個地區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類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塊土地，因而稱之為天下，又以為四面環海所以稱四海之內。這種概念固然已經過時，但是不會過時的卻是這一片地理上自成單元的土地一直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

民族格局似乎總是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中華民族不是例外。他們所聚居的這片大地是一塊從西向東傾側的斜坡，高度逐級下降。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東接橫斷山脈，地勢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雲貴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其間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東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帶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

東西落差如此顯著的三級梯階，南北跨度又達30個緯度，溫度和濕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態環境，給人文發展以嚴峻的桎梏和豐潤的機會。中華民族就是在這個自然框架里形成的。

二、多元的起源

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最早的情況是怎樣的?這個問題涉及到中華民族的來源。任何民族都有一套關於民族來源的說法，而這套說法又常是用來支持民族認同的感情，因而和歷史上存在的客觀事實可以出現差錯。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過去長期存在著多元論和一元論、本土說和外來說的爭論，直到本世紀50年代，特別是70年代以來，由於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我們才有條件對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作出比較科學的認識。

在中華大地上已陸續發現了人類從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進化階段的人體化石，可以建立較完整的序列。說明了中國這片大陸應是人類起源的中心之一。

這些時代的人體化石又分布極廣，年代最早的元謀人(距今約170萬年)是在雲南發現的。其他猿人的化石已在陝西藍田縣、北京周口店、湖北鄖縣及鄖西縣、安徽和縣有所發現。生活在10萬至4萬年以前的古人化石，已在陝西大荔縣、山西襄汾縣丁村、山西陽高縣許家窯、遼寧營口金牛山、湖北長陽縣、安徽巢縣及廣東曲江縣馬壩等處發現。生活在距今4萬至1萬年以前的新人化石已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山西朔縣峙峪、內蒙古烏審旗、遼寧建平縣、吉林延邊州安圖縣、黑龍江哈爾濱市、廣西柳江縣、貴州興義縣、雲南麗江縣、台灣台南縣左鎮有所發現。我列舉這許多地名目的是要指出在人類進入文化初期，中華大地上北到黑龍江，西南到雲南，東到台灣都已有早期人類在活動，他們並留下了石器。很難想像在這種原始時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於同一來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長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須各自發展他們的文化以適應如此不同的自然環境。這些實物證據可以否定有關中華民族起源的一元論和外來說，而肯定多元論和本土說。

即使以上的論斷還不夠有說服力的話，考古學上有關新石器時代的豐富資料更有力地表明中華大地上當時已出現地方性的多種文化區。如果我們認為同一民族集團的人大體上總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麼我們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華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別聚居在不同地區的許多集團。新石器時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區可以作為我們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起點。

三、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彙集

近年來，我國各省區發現新石器文化遺址總共有7000多處，年代從公元前6000年起延續到公元前2000年。根據考古學界的整理和研究，對各地文化區的內涵、演進、交融和匯聚，已有比較明確的輪廓，儘管有不少專題還有爭論。我在這裡不可能詳細介紹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只能就中原地區的有關資料擇要一述。

新石器時期黃河中游和下游存在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前5400年)——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年)——河南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繼河南龍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因仰韶文化以彩繪陶器著名，曾被稱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北達長城沿線，南抵湖北西北部，東至河南東部，西達甘青接壤地區。但在河南龍山文化興起前它在黃河中游地區已經衰落了。

黃河下游則另有一序列的文化和黃河中游的文化不同。它們是青蓮崗文化(前5400～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山東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繼岳石文化的可能是商文化。龍山文化以光亮黑陶著名，曾被稱為黑陶文化。

公元前3000年當仰韶文化在黃河中游地區突然衰落時，黃河下游的文化即向西擴張，繼仰韶文化出現的是河南龍山文化。雖則考古學者認為河南和山東的龍山文化具有地區性的區別，但中游地區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匯聚和交融是明顯的。

長江中下游在新石器時代同樣存在著相對的兩個文化區。長江下游的文化區是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達杭州灣，西至蘇皖接壤地區。其文化序列大體是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400年)——馬家浜崧澤文化(前4300～前3300年)——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大體和河南龍山文化年代相當，文化特徵也與山東龍山文化有密切的聯繫。

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盡三峽，北抵河南南部，其文化序列分歧意見較多，大體上是大溪文化(前4400～前3300年)——屈家嶺文化(前3000～前2000年)——青龍泉文化(前2400年)，因其受中原龍山文化的影響亦稱湖北龍山文化。長江中游和下游相同的是在後期原有文化都各自受黃河下游龍山文化的滲入，而處於劣勢地位。

關於新石器時代北方的燕遼文化區，黃河上游文化區及華南文化區留待下面講到這些地區時再說。

上面所述新石器時代中原兩河流域中下游這個在生態條件上基本一致的地區的考古發現，已可以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時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間的3000年中還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區，分別創造他們具有特色的文化。這是中華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點。

在這多元格局中，同時也在接觸中出現了競爭機制，相互吸收比自己優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個性。例如，在黃河中遊興起的仰韶文化，曾一度向西滲入黃河上游的文化區，但當其接觸到了比它優秀的黃河下游山東龍山文化，就出現了取代仰韶文化的河南龍山文化。考古學者在龍山文化前加上各個地方的名稱表示它們依然是從當地原有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實際上說明了當時各族團間文化交流的過程，從多元之上增加了一體的格局。

四、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

中國最早的文字史料現在可以確認的是商代的甲骨文，而相傳由孔子編選的《尚書》還記載一些夏商文件和上古傳說。早年的史書中，把上古史編成三皇五帝的歷史系統。這些文字史料已有部分可以和考古資料相印證，使我們對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銅器時代的歷史能有較可靠的知識，特別是80年代初期發掘的河南登封王城崗夏代遺址一般認為即是夏王朝初期的「陽城」遺址，夏代歷史已從神話傳說的迷霧中得以落實。商代歷史有甲骨文為據，周代歷史有鐘鼎文為據，相應的後世的文字記載都可得而考。而夏商周三代正是漢族前身華夏這個民族集團從多元形成一體的歷史過程。

河南夏代「陽城」遺址所發現的文物顯示了它是繼承了新石器時代河南龍山文化發展到了銅器時代。從黃河中下游遺留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這些地區都早已發展了農業生產，這和夏禹治水的傳說(河南龍山文化的中晚期)可以聯繫起來，表明了這地區早期居民當時生產力的發達水平。我們還記得河南的龍山文化正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山東的龍山文化而興起的。所以可以說華夏文化就是以黃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結合而開始的。

傳說的歷史中在禹之前還有堯、舜和神話性的始祖黃帝。留下的傳說大多是關於他們向四圍被稱為蠻夷戎狄的族團的征伐。黃帝曾擊敗過蚩尤和炎帝，地點據說都在今河北省境內。據《史記》所載，舜又把反對他的氏族部落放逐到蠻夷戎狄中去改變後者的風俗，也可以說就是中原居民和文化的擴張。到禹時，如《左傳》所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禹貢》將這時的地域總稱為「九州」，大體包括了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下游的地區，奠定了日益壯大的華夏族的核心。

繼夏而興起的是商。商原是東夷之人，而且是游牧起家的。後來遷泰山，再向西到達河南東部，發展了農業，使用畜力耕種。農牧結合的經濟使它強大起來，起初臣屬於夏，後來取得了統治九州的權力，建立商朝，分全國為中東南西北五土。《詩經?商頌》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代疆域包括今河南、山東、河北、遼寧、山西、陝西、安徽以及江蘇、浙江的一部分，可能還有江西、湖南及內蒙古的某些地方。

繼商的是周。周人來自西方，傳說的始祖是姜嫄，有人認為即西戎的一部分羌人，最初活動在渭水上游，受商封稱周。它繼承了商的天下，又把勢力擴大到長江中游。《詩經?北山》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實行宗法制度，分封宗室，控制所屬地方;推行井田，改進農業，提高生產力。西周時鬆散聯盟性質的統一體維持了約300年，後來列國諸侯割據兼并，進入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這時的統一體之內，各地區的文化還是保持著它們的特點。直到戰國時期，荀子還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是指中原一帶的一個核心，不論哪個地方的人，到了越就得從越，到了楚就得從楚，可見楚和越和夏還有明顯的差別。

無可否認的是，在春秋戰國的500多年裡，各地人口的流動，各族文化的交流，各國的互相爭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化高峰。這500年也是漢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的育成時期，到秦滅六國，統一天下，而告一段落。

漢作為一個族名是漢代和其後中原的人和四圍外族人接觸中產生的。民族名稱的一般規律是從「他稱」轉為「自稱」。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秦人或漢人自認為秦人或漢人都是出於別人對他們稱作秦人或漢人。必須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須先有民族實體的存在，並不是得了名才成為一個民族實體的。

漢族這個名稱不能早於漢代，但其形成則必須早於漢代。有人說：漢人成為族稱起於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實的，因為魏晉之後正是北方諸族紛紛入主中原的十六國分裂時期，也正是漢人和非漢諸族接觸和混雜的時候。漢人這個名稱也成了當時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稱呼了。

當時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來的人看來是一種「族類」而以同一名稱來相呼，說明了這時候漢人已經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民族實體。上面從華夏人開始所追溯的2000多年的歷史正是這個民族誕生前的孕育過程。

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核心。

五、地區性的多元統一

秦始皇結束戰國時代地方割據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因為從此統一的格局成了歷史的主流。當然所統一的範圍在秦代還只限於中原。就是黃河長江中下游的平原農業地區，而且這個統一的格局也是經過長時期逐步形成的。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地方的經濟都有所發展，他們修築道路，發展貿易。戰國時的列國通過爭雄稱霸已把中原這片土地四通八達地基本上構成了一個整體。秦始皇在這基礎上做了幾件重要的事，就是車同軌，書同文，立郡縣和確立度量衡的標準，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為統一體立下制度化的規範。車同軌和度量衡的標準化是經濟統一的必要措施。傳統的方塊字採用視覺符號把語和文分離，書同文就是把各國的通用符號統一於一個標準，也就是把信息系統統一了起來，在多元語言上罩上一種統一的共同文字。這個信息工具至今還具有生命力。廢封建、立郡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體，這個政體延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關於中原地區的統一我不再多說。在這裡要指出的，這只是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又一步。第一步是華夏族團的形成，第二步是漢族的形成，也可以說是從華夏核心擴大而成漢族核心。我說秦代的統一還只是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實體形成的一個步驟，因為當時秦所統一的只是中原地區，在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里只佔一小部分，在三級地形中只是海拔最低的一級，而且還不是全部，中原的周圍還有許多不同的族團也正在逐步分區域地向由分而合的統一路上邁前。讓我先講北方的情況。到目前為止，我國考古學的工作主要還是集中在中原地區。因此，我們對中原周圍地區的上古歷史相對地說還是知道得很少。陳連開教授提出過一個值得重視的觀點，我的另一位同事谷苞教授經過幾十年在西北的實地考察，也提出了同一觀點，他們都認為和秦漢時代中原地區實現統一的同時，北方游牧區也出現了在匈奴人統治下的大一統局面。他們更指出，南北兩個統一體的匯合才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進一步的完成。我同意這個觀點。

南北兩大區域的分別統一是有其生態上的基礎的。首先統一的中原地區是黃河長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起就發生了農業文化。黃河中下游的新石器遺址中已找到粟的遺存，長江中下游的新石器遺址中已找到稻的遺存。從夏代以降修水利是統治者的主要工作，說明了灌溉在農業上的重要地位，小農經濟一直到目前還是漢族的生活基礎，至今還沒有擺脫漢族傳說性的祖先神農氏的陰影。

這一片平原上的宜耕土地在北方卻與蒙古高原的草地和戈壁相接，在西方卻與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連。這些高原除了一部分黃土地帶和一些盆地外都不宜耕種，而適於牧業。農業和牧業的區別各自發生了相適應的文化，這是中原和北方分別成為兩個統一體的自然條件。

劃分農牧兩區的地理界線大體上就是從戰國時開始建築直到現在還存在的長城。這條戰國秦漢時開始修成的長城是農業民族用來抵禦牧畜民族入侵的防線。農民站於守勢而牧民處於攻勢。這也是決定於兩種經濟的不同性質。農業是離不開土地的，特別是發展了灌溉農業，水利的建設更加強了農民不能拋井離鄉的粘著性。農民人口增長則開荒闢地，以一點為中心逐步擴大，由家而鄉，緊緊牢守故土，難得背離，除非天災人禍才發生遠距移動。

牧業則相反。在游牧經濟中，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草得到食料，牲口在草地上移動，牧民靠牲口得到皮、毛、肉、乳等生活資料，就得跟牲口在草地上移動，此即所謂「逐水草而居」。當然游牧經濟里牲口和人的移動也是有規律的，但一般牧民不能長期在一個地方定居，必須隨著季節的變化，在廣闊的草原上轉移。牧民有馬匹作行動的工具，所以他們的行動也比較迅速，集散也比較容易。一旦逢遭災荒，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就會成群結隊，南下就食農區。當雙方的經濟和人口發展到一定程度，農牧矛盾就會尖銳起來，牧民成為當時生活在農區的人的嚴重威脅。對這種威脅，個體小農是無法抗拒的，於是不能不依附於可以保衛他們的武力，以及可以動員和組織集體力量來建築防禦工程的權力。這也是促成中央集權政體的一個歷史因素。長城表現了這一個歷史過程。

牧區經濟的發展同樣需要有權力來調處牧場的矛盾，需要能組織武力進行自衛或外出奪取糧食、財物和人口。我們對於北方草原上民族的早期歷史知道得很少。當在漢代的史書中看到有關匈奴人較詳細的記載時，他們已經是北方的強大力量，擁有長城之外東起大興安嶺，西到祁連山和天山這廣大地區，就是這裡所說北方的統一體。到漢初已形成「南有大漢，北有強胡」的局面。

實際的歷史過程不可能這樣簡單。考古學者從30年代起已陸續在長城外的內蒙古赤峰(昭烏達盟)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這地區的先民已過著以定居農業為主，兼有畜牧漁獵的經濟生活，近年又發現了距今5000年前的祭壇和「女神廟」。出土的玉器與殷商玉器同出一系。銅器的發現更使我們感到對東北地區早期文化的認識不足，而且正是這個東北平原和大興安嶺及燕山山脈接觸地帶，在中國歷史上孕育了許多後來入主中原的民族。關於這方面的情況，下面再提。

中原和北方兩大區域的並峙，實際上並非對立，儘管歷史裡記載著連續不斷的所謂劫掠和戰爭。這些固然是事實，但不見於記載的經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卻是更重要的一面。

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單獨靠牧業生存的觀點是不全面的。牧民並不是單純以乳肉為食，以毛皮為農。由於他們在游牧經濟中不能定居，他們所需的糧食、紡織品、金屬工具和茶及酒等飲料，除了他們在大小綠洲里建立一些農業基地和手工業據點外，主要是取給於農區。一個渠道是由中原政權的饋贈與互市，一個渠道是民間貿易。

貿易是雙方面的，互通有無。農區在耕種及運輸上需要大量的畜力，軍隊里需要馬匹，這些絕不能由農區自給。同時農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農區對牧區的供應中，絲織物和茶常是重要項目。因而後來把農牧區之間的貿易簡稱為「馬絹互市」和「茶馬貿易」。在北方牧區的戰國後期及漢代墓葬中，發現很多來自中原地區的產品，甚至錢幣。

在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和往來接觸中，靠近農區的那一部分匈奴牧民於公元一世紀已逐步和附近的漢族農民雜居混合，進入半農半牧的經濟。公元前一世紀中葉這些匈奴人在漢武帝的強大壓力下南北分裂後被稱為南匈奴的，他們後來並沒有跟北匈奴遠走中亞，而留原地，即今內蒙古境內，並且逐漸進入關內和漢人雜居混合。

在戰國到秦這一段歷史時期里，農牧兩大統一體之爭留下了長城這一道巨大的工程，這是表示了早期牧攻農守的形勢。但是當農業地區出現的統一體壯大後，從漢武帝開始就採取了反守為攻的戰略。這個戰略上的改變導致了漢族向西的大擴張，就是在甘肅西部設置河西四郡：敦煌、酒泉、武威、張掖，移入28萬人，主要是漢族。

河西四郡是黃土高原通向天山南北的走廊。這個地區的平原地帶降水量是很少的，但是祁連山山區降水量較多，而且有積雪融化下流，供水較足可以灌溉農田。這是漢族能大量移入開荒種田的經濟基礎。這條走廊原來是烏孫和月氏的牧場，匈奴把他們趕走後佔領其地，並和羌人聯合起來，在西方包圍了漢族。漢武帝於公元前122年迫降該地區的匈奴，置四郡移漢人實邊，把這個包圍圈打出了一個缺口，即所謂「隔絕羌胡」。這條走廊也給漢代開闢西域鋪下通道。後來漢代又利用這條通道，聯合天山以南盆地里的被匈奴欺壓掠奪的農業小國和被匈奴放逐到中亞的烏孫，形成了對匈奴的反包圍，並且擊敗匈奴。

從蒙古高原經天山北路直到中亞細亞是一片大草原，這對游牧民族來說是可以馳騁無阻的廣場。游騎飄忽，有來有去。牧場的爭持，你占我走，你走我占，所以這個地區的民族是時聚時散的。哪個部落強大了就統治其他部落，而且以其名稱這廣大草原上的牧民。所以在史書上所見的是一連串在北方草原上興起的族名：匈奴之後有鮮卑、柔然、突厥、鐵勒、回鶻等等。他們有時佔領整個大草原，有時只佔其中的一部分，最後是蒙古人，其勢力直達西亞。

曾在這片草原上崛起的民族，許多還有其後裔留在這個地區，但又多和其他民族結合，其雜其混、其分其合，構成很複雜的歷史過程，我們在此毋庸細述。大體上說，新疆現有民族中有五個少數民族所說的語言屬於突厥語族。他們是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他化都是早期就在這片人草原上活動過的民族的後裔。

六、中原地區民族大混雜、大融合

漢族形成之後就成為了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核心，開始向四周圍的各族輻射，把他們吸收成漢族的一部分。緊接漢魏在西晉末年黃河流域及巴蜀盆地出現了「十六國」，實際上有二十多個地方政權，大多是非漢民族建立的。在這大約一個半世紀(304～439年)里正是這個地區民族大雜居、大融合的一個比較明顯的時期，是漢族從多元形成一體的一幕台前的表演，而這場表演的準備時期早在漢代開始，匈奴人的「歸附」即是其中的一幕。

在這些地方政權中，匈奴人建立的有三個，氐人建立的有四個，羯人建立的有一個，鮮卑人建立的有七個，羌人建立的有一個，漢人建立的有三個。它們所佔的地區遍及個陝西、山西、河北、河南、甘肅、寧夏及四川、山東、江蘇、安徽、遼寧、青海、內蒙古等省區的一部分。實際上是中原地區的全部都曾波及。

北方及西方非漢民族在上述地區建立地方政權表明有大量的非漢人進入了這個地區，由於混而未合，所以這時「漢」作為民族標記的名稱也就流行，而且由於漢人的政治地位較低，「漢人」也成為帶有歧視的稱呼，但是進入華北地區的非漢人，一旦改牧為農，經濟實力最終還是要在社會地位上起作用。在這個時期就開始有關於「胡人改漢姓」的記載，到了統一華北的北魏還發生了改複姓為單姓的詔命，也就是要胡人改從漢姓。有人統計《魏書》「官氏表」中126個胡姓中已有60個不見於官書。雜居民族間的通婚相當普遍，甚至發生在社會上層。非漢族的政治地位又不易持久，你上我下，我去你來，結果都分別吸收在漢人之中。漢族的壯大並不是單純靠人口的自然增長，更重要的是靠吸收進入農業地區的非漢人，所以說是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

經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擴大了的中原地區重又在隋唐兩代統一了起來。唐代的統治階級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國時，漢化鮮卑貴族的支持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之他們在統治集團中一直處於重要地位。有人統計，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佔1/10。《唐書》還特辟專章為蕃將立傳。沙陀人在唐末頗為跋扈，在繼唐而起的五代中後唐、後晉、後漢三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以中興唐朝出名的庄宗本身就是出自沙陀人。所以有唐一代名義上是漢族統治，實際上是各族參予的政權。從唐到宋之間的近五百年的時間裡，中原地區實際上是一個以漢族為核心的民族熔爐。許多非漢族被當地漢人所融合而成為漢人。當然融合的過程是複雜的，但結果許多歷史有記載的如鮮卑、氐、羯等族名逐漸在現實生活中消失了。

唐代不能不說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高峰。它的特色也許就是在它的開放性和開拓性。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雜和大融合是密切相關的。

七、北方民族不斷給漢族輸入新的血液

如果北宋可以說經過了五代的分裂局面，中原又恢復了統一，它的力量究竟是微弱的。它的北方，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在公元916年興起了一個強大的民族契丹，作為中國的一個王朝稱遼，它的疆域從黑龍江出海口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國中部，南面從今天津，經河北霸縣到山西雁門關一線與北宋對峙。統治了210年才為另一北方民族女真所滅。發源於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公元1115年立國稱金，1125年滅遼，接著滅北宋，先後在今北京和開封建都，疆域包括遼的故土並向西擴張到陝西、甘肅與西夏接界，向南擴張達秦嶺和淮河與南宋接界。北宋只有300年的歷史，這期間給中原北部這個地區混雜居住的許多民族成分有一個消化和融合的階段，並為漢族向南擴張積聚了力量。這是後話。

這裡應當講一講大興安嶺以東的松遼平原。這個平原和廣大草原之間當時存在著一個大興安嶺的屏障，廣闊的森林可能擋住了游牧民族的東進。看來有一些游牧民族可以溯源於這個森林裡的狩獵民族。

最近我到大興安嶺林區實地觀察，在呼盟阿里河鎮西北10公里見到林區里的一個山洞，稱嘎仙洞，洞里還保留著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遣使樹立的用以紀念他祖先的石刻祝文。這表明鮮卑族早期曾居住在大興安嶺的森林裡。鮮卑族後來從山區西南遷到呼倫池的草原上，然後繼續向西南遷，徙居陰山河套之間，形成鮮卑拓跋部，其中一部分進入青海，大部分則在4世紀初活動在今內蒙古和山西大同地區。公元386年建立魏國，439年統一中原北部地區。

建遼國的契丹人原是活動在遼河上游的游牧民族，曾臣服於唐，916年阿保機稱帝。建國前後都有大批漢人遷入，農業和手工業得到發展。但被金滅後，契丹人多與漢人及女真人相融合。

建立金國的女真人也是在松遼平原上興起的，他們走上與契丹人由弱到強，由強而亡的同樣道路。當他們佔有中原北部地區後，曾把所征服的地區的居民用漢人、燕人、南人等名稱和女真人相區別，但是後來也有許多女真人開始改用漢姓，見於《金史》記載的有31姓，而且他們的改姓並非出於詔今，而是民間的自願。儘管改用漢姓並不表示他們已完全成了漢人，只能表明他們已不再抗拒漢化了。

不論是契丹人還是女真人，儘管在中原北部政治上取得優勢，但都沒有統一中國。北方民族囊括中國全部版圖成為統一的政權是從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開始。其後還有女真人的後裔滿人建立的清朝。元朝統治了97年(1271～1368年)，清朝統治了近267年(1644～1911年)。蒙古人和滿人是非漢民族，而且至今還是有人口百萬以上的少數民族，但是在他們的統治時代，漢族還是在壯大，當他們的王朝滅亡後，大量的蒙古人和滿人融合在漢族之中。

元代蒙古人統治下的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這時的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都被包括在漢人之中，與漢人的待遇是一致的。又據《元史》記載：「女直(即女真)、契丹同漢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直(其下當遺契丹二字)生長漢地，同漢人。」看來女真人和契丹人中已有分化，或融合於漢族，或融合於蒙古族。元代把漢族分化為漢人和南人兩類，以宋、金疆域為邊界。凡是先被蒙古人征服的原屬金的區域里的漢人仍稱漢人，後來征服了南宋，曾屬南宋的人稱南人或宋人、新附人或蠻子。看來其中也包括長江以南的各非漢民族。這樣也加強了這些非漢民族和漢族的融合。

繼蒙古人之後統治中國的是漢族，稱明朝，初期曾下令恢復「唐代衣冠」，禁止胡服胡語胡姓。用行政命令來改變民族風俗習慣和語言都是徒勞的。據《明實錄》引用公元1442年的一奏摺中有當時「韃裝」盛過唐服的話。但是民間交流卻起作用。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里關於當時民族混雜的情況曾說;「華宗上姓與氈裘之種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又說;「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這表明在當時的社會上層各族間的通婚已經通行，而且大量的漢化了。

蒙古人融合於漢族的具體例子見於梁漱溟先生最近出版的《問答錄》。他說：「我家祖先與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宋代皇帝順帝攜皇室親屬逃回北方，即現在的蒙古，而我們這一家未走，留在河南汝陽，改漢姓梁。……說到種族血統，自元亡以後經過明清兩代，歷時500餘年，不但旁人早不曉得我們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譜記載也無從知道了。但幾百年來與漢族通婚，不斷融合兩種不同的血統，自然是具有中間的氣質的。」在看到這段話之前，我從來不知道梁先生的祖先是蒙古人，他並沒有報過蒙古族，而安於自認及被認為漢族，但是有意思的是他這500年前的血統淵源還看成是他的「中間氣質」的根源。可見民族意識是很深的。解放之後，原來已報漢族而後來改報蒙古族的人數還是不少的。

這裡可以提一下，由於蒙古人先統一了北方地區，後來才西征中亞，然後回師從甘肅，經四川，入雲南，沿長江而下，滅亡南宋。在這一場戰爭中卻在中華民族的格局中增添了一個重要的少數民族，即回族。1982年普查人數達722萬，在少數民族中僅次於壯族，而且是其中分布最廣的民族。主要聚居於寧夏和甘肅，並在青海、河南、山東、雲南等省及全國各大城市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區。

大約在7世紀中葉，從海路有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商埠定居，當時稱蕃客。13世紀初葉蒙古人西征，中亞信仰伊斯蘭教各國被征服後，大批商人、工匠簽發為遠征軍，稱「探馬赤軍」，後隨軍進入中國征伐南宋，其中有漢人稱他們為「回回軍」的。回族就是在蕃客和回回軍基礎上大量和漢族通婚後，形成包括所有在中區各省信仰伊斯蘭教的人。除了隨蒙古軍隊在大城市落戶的中亞商人和工匠外，還有大量中亞軍人分駐各防區，主要在甘肅、雲南，奉命屯墾，「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定居了下來。他們在元代列入色目人中享有較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明代他們在政府和軍隊中還保持了較高地位。其時在甘青寧一帶人口眾多，曾有「回七漢三」的說法。在雲南大理一帶其人數也很多。但由於後來清代的民族仇殺使西北和雲南的回族人口大為減少。

由於這個民族具有商業傳統，早在唐代絲綢之路上的來往商人，蕃客就占重要地位。回族形成後，在黃土高原上北和蒙古、西和青藏牧區接壤地區，即甘青寧黃河上遊走廊地帶，依靠農牧產品貿易，即所謂「茶馬貿易」，善於從商的回族得以發展，所以現在最大的回族聚居區還是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和甘肅的臨夏回族自治州。

回族現在通用漢語。海上和從中亞移入的穆斯林什麼時候和怎樣失去他們原來的語言已經難說。有人認為商人和軍隊中婦女較稀少，所以為了繁衍種族，勢必和當地婦女通婚，由母傳子，改變了民族語言。經商也應當是他們必須掌握當地語言的一個原因，何況回回一般是小聚居、大分散的格局和漢人雜居。在語言和生活各方面和漢族趨同是很自然的社會結果。但是他們堅持伊斯蘭教信仰，用以在漢族的汪洋大海中保持和加強自己的民族意識。他們一般的習慣是回族可以娶漢族婦女，嫁後須信仰伊斯蘭教。回族婦女不嫁漢人，除非漢人改信伊斯蘭教，成為回族成員。

清代滿族並沒有軼出過去進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這是大家記憶猶新的歷史，可以不必在此多說。我在解放前的確沒有聽到過語言學家羅常培、文學家老舍是滿族，他們都是在解放之後才公開他們的民族成分的。當然，我們這些漢人和他們相處時並不會感到我們之間有什麼民族差別。在沒有公開他們的民族成分之前，他們都知道自己是滿族。這又說明了在一體的格局中多元還是頑強地存在。

北方諸非漢民族在歷史長河裡一次又一次大規模地進入中原農業地區而不斷地為漢族輸入了新的血液，使漢族壯大起來，同時又為後來的中華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這些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本文中只能作出上面簡單的敘述，指出它的梗概而已。

八、漢族同樣充實了其他民族

在我國古代民族中，除了月氏、烏孫、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大部或部分遷居他國外，絕大多數的民族部長期在中華大地上居住，他們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是經常的。上節里我著重講了在不同時期漢族曾融合進了為數眾多的其他民族成分。在這一節里，我要略述漢族融合到其他民族裡去的情況。

漢族被融合入其他民族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被迫的，有如被匈

奴、西羌、突厥擄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統治者派遣去邊區屯墾的士兵、貧民或罪犯;另一種是由於天災人禍自願流亡去的。這兩種人為數都很多，有人估計「匈奴有奴隸約30萬，約佔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有人估計「匈奴有奴隸50多萬，占匈奴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奴隸主要是漢人，也有西胡、丁零等族。永初三年(109年)南匈奴曾一次「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掠轉買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西漢時，侯應曾列舉十條理由反對罷邊塞、毀長城，其中的第七條是：「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時有亡出塞者。」可見當時時有漢人自願逃亡匈奴游牧區。東漢末年，僅逃亡到烏桓地區的漢人就有10萬多戶。西晉亡後，中原板蕩，漢族人民逃亡遼西、河西、西域和南方的人很多。據《晉書?慕容廆傳》：「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眾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流人之多可以想見。

移入其他民族地區的漢人很多就和當地民族通婚，並且為了適應當地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也會在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發生改變，過若干代後，就融合於當地民族了，比如，在公元399年在吐魯番盆地及鄰近地區建立的麴氏高昌國原是一個以漢人為主體建立的國家。這些漢人是漢魏屯田士兵和晉代逃亡到這地區的人的後裔。正是《魏書?高昌傳》所說的「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化不綱，因難播越，世積已久」。當時這個高昌國的人胡化已深，如《北史?西城傳?高昌傳》所說：「服飾，丈夫以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雖習誦之，而皆為胡語。」麴氏高昌國存在了141年，曾先後臣屬於北方游牧民族柔然、高車及突厥。公元640年為唐朝所征服，設西州。公元866年回鶻佔領西州，從此長期受回鶻統治，當地漢人的後裔就融合於維吾爾族了。同時生活在天山以南各個綠洲操焉耆——龜茲語(吐火羅語)和于闐語的屬於印歐語系諸民族也先後融合於維吾爾族。

又比如：在戰國時，楚國的庄蹻曾率數千農民遷居於雲南滇池地區，自稱滇王。其後，漢晉時期均曾派漢人進入雲南，但明朝以前遷入雲南的漢人大都融合於當地各民族了。遷居於大理洱海地區的漢人成了白族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們過去對於歷史上民族之間互相滲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夠，特別是對漢人融合於其他民族的事實注意不夠，因而很容易得到一種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漢族較雜而其他民族較純。其實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斷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時也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人。至於有人認為經濟文化水平較低的民族必然會融合於經濟文化較高的民族，也是有片面性的，因為歷史上確有經濟文化水平較高的漢人融合於四周的其他經濟文化較低的民族。民族間相互滲透和融合過程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進行具體分析。我在這裡特地加上這一節，目的就是要指出，在看到漢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時，不應忽視漢族也不斷給其他民族輸出新的血液。從生物基礎，或所謂「血統」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中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說是「純種」。

九、漢族的南向擴展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族，其勢力已經東到海濱，南及長江中下游，西抵黃土高原。這個核心的擴展對周圍的其他民族，即當時所謂夷蠻戎狄，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是包進來「以夏變夷」，一是逐出去，趕到更遠的地方。匈奴分南北兩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化了，是具體的例子。北匈奴沿著直通中亞和東歐的大草原走出了後來中華民族的範圍，其他民族能走出這個範圍的不多。很可能早期居住在山東半島上的「東夷」，有部分渡海出走，或繞道東北進入今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但絕大多數的非漢民族不受融合的只有走到漢族所不願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種的草原和山區。有些一直堅持到今天，在中華民族的一體中保留了他們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局。

這個過程如果要作歷史的回顧，一直可以推到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被認為是漢族祖先的黃帝，就曾在黃河北岸和炎帝和蚩尤作過戰。炎帝後來被加入了漢族祖先之列，所以現在通常認為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蚩尤在傳說中卻一直被排斥在「非我族類」之中。但是他所率領的「三苗」卻還有人望名構史地和現在的苗族聯繫了起來。這固然是牽強的推測，但蚩尤之後有一部分被留在漢族之外卻可能是事實。

從考古的資料來說，如上所述，長江中下游在新石器時代和黃河中

下游一樣存在著東西不同的文化區。從山東中南部到徐淮平原的青蓮崗——大汶口文化(前5300～前2400年)是有近3000年歷史的相當發達的農業文化，這使人聯繫到史書上所稱的東夷。在東夷中無疑還包含著不同的族團。東夷是殷商的先人，當他們被西方來的羌人之後的周人擊敗後，部分和周人一起融合進入了華夏族團，也有一部分是被驅逐出走他方。這一部分中可能有上面說到過出海的和繞道東北去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的人，但大部分卻走向南方。

我這個假說的根據是我在30年代對朝鮮族人體類型的分析。在我的碩士論文里，我曾在朝鮮人體質資料中看到有大量和江蘇沿海居民相同的B型，即圓頭體矮的類型。這種類型又見於廣西大瑤山瑤人的體質測量資料中。如果這些資料的分析是可信的話，就容易作出把這三個地方的人在歷史上聯繫起來的推想。由於我自己的體質類型分析的研究工作中斷已久，資料又都遺失，只能憑記憶作出上述的提示。

我這種推論受到我的一位老師潘光旦教授的支持。他根據文字史料和在福建畲民地區的實地觀察，曾提出過一種見解，憑我的記憶曾經簡述如下：

我們可以從徐、舒、畲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條民族遷移的路線。很可能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東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們生活在黃河和淮河之間，現在還留下徐州這個地名。據《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徐國在兩周時期曾是一個較強的國家，春秋時仍然不衰，公元前512年被楚滅亡。近年在江西西北部接連出土春秋中期徐國銅器，應該不是偶然，或許與徐人的遷徒有關。從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可以看到這塊地區居民被稱作舒。潘先生認為畲字和徐是同音，徐人和舒人可能即是畲人的先人。他又以瑤畲都有盤瓠傳說，這個傳說聯繫到了徐偃王的記載，認為過山榜有它的歷史根據，只是後來加以神話化罷了。這一批人，後來向長江流域移動，進入南嶺山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瑤。從南嶺山脈向東，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區里和漢族結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的一帶，後來進入湘西和貴州山區的可能就是苗。潘先生把苗和瑤聯繫了起來，是因為他們在語言上同屬一個系統，稱苗瑤語族，表明他們可能是從一個來源分化出來的。

如果東夷中靠西的那部分經過2000年的流動，現在還留著一些後裔，保留了他們的民族特點，成為瑤、苗和畲，那麼東夷中靠東的那一部分又怎樣了呢?這一部分可能聯繫上蘇北青蓮崗文化直到長江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吳、越人的活動地區。這地區在三國時期經常使得統治這地區的孫氏政權頭痛的是山區里到處都有的越人。這些不能不使我聯想到這一系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就是吳越文化的底子。

浙江南部直到廣東沿海考古資料還不夠完整。但是廣東石硤文化的發現，使考古學者得出一種見解，它和贛江流域、長江中下游甚至遠達山東沿海等地諸原始文化，不斷發生直接、間接的交往和相互影響，並且越到後來聯繫越廣越遠，而斷定這沿海地區始終是緊密相聯的。這些線索使我產生一種設想，這種相聯不僅是民族間的交往，而且有相近的種類的底子，就是說，從山東到廣東的整個沿海地帶曾經是古代越人或粵人活動的區域。三國時吳國有山越，其先浙南有甌越，福建有閩越，廣東在漢代建有南越(粵)國，其西到廣西還有駱越，都以越或粵名其人，可以認為是一個系統的人。

許多民族學者把古代的越人聯繫到現在分布在西南各省壯侗語族民族，直到東南亞，如廣西的壯族，貴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雲南的傣族。如果這個歷史聯繫是可信的活，則可以把他們聯上歷史上沿海的越人。現在沿海的越人已經都融合成了漢族，而這個越人系統至今還保住了西南一隅，本要是居住在山區的盆地里從事農業。這些地區的山腰和山上卻住有苗瑤和其他山地小民族。這樣一個分布頗廣，人數又眾的越人系統究竟怎樣形成的歷史，我們還沒有具體材料來予以說明。

以上是長江下游、沿海和帶到一點西南邊境上的情況。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長江中游的情況。

從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的大溪——屈家嶺——青龍泉文化之後，從地區上說，接下去就是楚文化了。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還保留著相當強烈的地方色彩。著名的屈原《楚辭》還是「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楚在中原人眼中還是南蠻，連楚建國後五代孫熊渠自己還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在楚國統治下有許多小邦，有人計算達60個之多，也就是說它曾是一個與中原華夏並峙的多元統一體。它的地域很廣。《淮南子》里有言：「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統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中分天下。」楚還派人西進雲南，佔有滇池地區。

楚是一個農業經濟發達，文化高超的文化。但是秦滅楚後，楚漢相爭事實上還是存在，項羽是在四面楚歌之中，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自殺的。楚漢合併在統一體中也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

早在秦代，漢人已越南嶺進入珠江流域。廣西桂林還有秦渠留作見證。但是漢族文化越嶺入粵尚在漢代。當時的南越王事實上還是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但是南嶺山脈以南地區要成為以漢人為主的聚居區，還需要近千年的時間。從海南島的民族結構可以看得到這地區的歷史層積，最早在該島居住的是黎人，語言屬壯侗語系，自成一語支，表示和同一語族的其他語支早已分開。由此可以推測在沿海還是越人居在的時代，有一部分已越海居住到了這島上。繼著黎人遷入的是另一部分壯侗語系的人定居在海島北部，稱臨高人，語言和今壯人相同，至今自認是漢人。其後，大約在明代，又有說瑤語的人移入，他們被人稱為苗人，至今也自稱苗人。按我上述的推測，他們是向南走得最遠的瑤人了。其後到了宋元才有大量漢人移入，主要是在該島的沿海地區。

十、中國西部的民族流動

讓我們回到中華大地的西部，至今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即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雲貴高原，加上天山南北的新疆。這個廣大地區考古資料比中原及沿海地區為少，遠古的歷史還不太清楚。但是已經知道的是在中國找到最早的猿人遺骨化石是在雲貴高原(雲南元謀縣)，加上上面已說過的舊石器及新石器的遺留，可以斷定在這些西部高原上很早已有人類居住。

從史書的文字記載中，早期在中原之西居住的人統稱戎。貼近中原，今寧夏、甘肅這一條黃河上游的走廊地帶，正處在農業和牧業兩大地區的中間，這裡的早期居民稱作羌人，牧羊人的意思。羌人可能是中原的人對西方牧民的統稱，包括上百個部落，還有許多不同的名稱，古書上羌氐常常連稱。它們是否同一個源也難確定，可能語言上屬於同一系統。《後漢書》說他們是「出自三苗」，就是被黃帝從華北逐去西北的這些部落。商代甲骨文中有羌字，當時活動在今甘肅、陝西一帶。羌人和周人部落有姻親關係，所以周人自謂出於姜嫄。在周代統治集團中羌人占重要地位，後來成為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歷史上看，作為一個保持著民族特點的集團來說，羌人和中原一直維持著密切關係，是甘陝一帶夷夏之間的強大集團。其中党項羌在1038～1227年間曾建立過西夏國，最盛時包括今寧夏、陝北和甘肅、青海、內蒙古的一部分，與遼、金先後成為與宋代鼎峙的地方政權，從事農牧業，有自己的類似漢文的方塊文字。自從西夏政權被蒙古人擊潰後，羌人的下落在漢文的史料中就不常出現了。可能大多數已和當地漢人及其他民族融合。至今仍自認是羌人的有約100萬人(1964年普查時只有約50萬人)，聚居在四川北部，有一個羌族自治縣。

羌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漢人剛好相反。漢族是以接納為主而日益壯大的，羌族卻以供應為主，壯大了別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漢族在內從羌人中得到血液。

讓我從西端的藏族說起。據漢文史籍記載，藏族屬於前漢時西羌人一支。西藏有「發羌」，發古音讀bod，即今藏族自稱。發羌是當時青藏高原上許多部落之一。而且和甘青諸羌人部落有來往。藏語族有三個語支，即藏語、嘉戎語、門巴語。有些語言學者把羌語、普米語、珞巴語都歸入藏語支，也有把嘉戎語歸入羌語支。一說西夏語實際是嘉戎語，即羌語。這說明在藏語和羌語間存在著密切關係。嘉戎語主要分布在四川的阿壩藏族自治州，說嘉戎語的人都被認為是藏族。

藏語本身還分三種差距較大的方言：衛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區大部分地方，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的甘孜、雲南的迪慶及青海的玉樹等藏族自治州;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肅的甘南、青海的一些藏族自治州。藏族的複雜性反映了這個民族的多元格局。即使不把羌人作為藏族的主要來源，羌人在藏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無可懷疑的。

藏族在歷史上是一個強大的民族，它不僅統一過青藏高原，而且北面到達帕米爾高原，佔領過新疆南部，東面到達過唐代的首都長安和四川的成都平原，南面在滇北和當時的南詔國對峙。在他們的強大時期，當地各族人民受到他們的控制。這些人也就被稱為藏人。現在阿壩地區還有一種被稱為白馬藏族，他們既不說藏語也不信喇嘛教。在解放前曾被稱為「黑番人」，有些學者認為他們是古代氐人的後裔。在六江流域的走廊里還發現出門說藏語，回家說另一種語言的藏人。這些顯而易見的是融而未合的例子。

如果語言的系統能給我們一些民族間歷史關係的線索，漢語和藏語的近親關係也支持了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羌人是漢藏之間的聯結環節的假設。從這個線索再推一步，我們又看到了和藏語近親的彝語。而彝族的來源有許多學者也認為是羌人。胡慶鈞教授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彝族條目里是這樣說的：「約在4～5千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與當地土著部落融合為僰(濮)。僰系『羌之別種』，……公元4世紀初，羌人無弋爰劍之後自甘、寧、青一帶河湟地區南下，到岷山以東，至金沙江畔，發展為武都、廣漢、越嶲諸羌……是羌人南下的較晚支系。」

彝族在1982年人口普查時有545萬人，如果加上彝語系統的哈尼、納西、傈僳、拉祜、基諾等族，將有755萬人，則少數民族中僅次於壯族，超過了回族。彝族所居住的橫斷山脈，山谷縱橫，構成無數被高山阻隔的小區域，其間交通不便，實際上屬於同一族類的許多小集團，分別各自有他們的自稱，也被他族看成不同的民族單位。現在說彝語支語言的人已被認為是屬於不同名稱的五個民族。即使是包括在彝族範圍之內的人，也還有諾蘇、納蘇、羅武、米撒潑、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稱。

當蒙古軍隊進攻南宋，道出四川、雲南、貴州時，彝語系統的各集團大多聯合起來進行抵抗，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名稱：羅羅。這個名稱在民間一直沿用到解放時。但因為被認為是一種歧視的辱稱所以被廢止了，而採用彝這個名稱。

彝族在雲貴高原長期在各地掌握過地方權力。元明兩代均利用彝族本族的統治者作為臣屬於中央政權的土司，是一種間接統治的方式。清代通過「改土歸流」，進行直接統治，部分交通方便的地區，由於大量的漢人移入，在1746年有人記載在東川、烏蒙等地已經是「漢土民夷，比屋而居……與內地氣象無異」。

彝族的社會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即使在解波前夕，在城鎮上還自認是彝族的社會上層和漢人往來中表面上已辨不出有什麼差別，而且在地方政治和經濟上還掌握著實權。但在偏辟的山區如四川的涼山，卻還保持著其特有的奴隸制度，並成為獨立的「小王國」，不受區外權力的控制。

從客觀上看，雲貴高原的民族格局中實際上存在著六種民族集團。一是在南部及西南邊境上多屬壯侗語族的民族，主要是傣族。他們是早就住在這地方的土著，還是由東方沿海地區移入這山區的人，現在還難說。二是從北方遷入的彝語支的民族。三是早在這地區居住的士著民族。按考古學上的遺留來看，這是一塊人類的發源地，不大能想像沒有遺留人種。但是現存的知識，還不能明確他們和現在的民族有什麼關係。很可能大多已淘汰，或是和外來的移民同化了。有人認為現有的仡佬族和仫佬族，散居於貴州、廣西一帶，系舊稱僚人的後裔，可能是這地區較早的居民。四是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開始從中原來的移民，見之於歷史的最早有楚國的庄蹻帶兵進入滇池地區。到漢代從四川進入雲貴高原的交通已經開闢，《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就到過雲南，滇池附近還發現了漢代的金印。明代及以後大批漢人移入雲貴各省是有史可稽的。五是以上各種人的混血。白族可能是其中之一。六是一些跨境的說南亞語系的民族，如佤、德昂、布朗等族，很可能是從境外移入的。

為了提供西南部分更完整的面貌，還得簡單一說處在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及雲貴高原之間的那個四川盆地，這個盆地適於農業，很早就有蜀人和巴人在此生息。根據現有的歷史知識說，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見到「蜀」字，那是四川盆地的古國。在周人伐商的戰爭中已有蜀人的參予。

蜀人主要活動地區在四川西部。建立過地方政權，後來被秦所滅，而且據說置蜀郡後中原有大量移民入蜀，蜀人也就併入了漢族。

巴人的來源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傳說是廩君之後，起源於「武落鍾離山」，有人考證在今湖北境內。他們的活動地區是在四川東部、陝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西周初期在漢水流域建立巴國，被秦滅後，巴人作為一個民族集團也就湮沒無聞了。50年代潘光旦教授考察湘西土家族，認為是巴人的後裔。土家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並沒有被列入少數民族中，因為當時被認為是漢族的一部分。他們在生活和語言上和漢人已極相近。但是自從承認他們是一個民族單位後，湘、鄂、黔接壤地區很多過去自報漢族的，申請改正為土家族。1964年人口普查時自報土家族的只有52萬人，1982年普查時達280萬人，在18年中增長了5倍。這說明有許多已長期被吸收入漢族中的非漢民族，在意識上還留有融而未合的痕迹。

十一、中華民族治局形成的幾個特點

以上我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過程擇要勾畫出一個草圖。中華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成為自覺的民族實體，但是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經過上述的歷史過程逐步形成的。說到這裡，我可以把從這個格局裡看到的幾個應注意的特點簡述如下：

1.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存在著一個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時期，即從新石器時期發展到青銅器時期，已經在黃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華夏族團，在夏商周三代從東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經春秋戰國的逐步融合，到秦統一了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平原地帶。漢繼秦業，在多元的基礎上統一成為漢族。漢族的名稱一般認為到其後的南北朝時期才流行。經過2000多年的時間向四方擴展，融合了眾多其他民族的人，到目前人數已超過9億3400萬(1982年)，佔中華民族總人口的93.3%。其他55個少數民族人口總數是6720多萬，佔6.7%。

漢族主要聚居在農業地區，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說凡是宜耕的平原幾乎全是漢族的聚居區。同時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要道和商業據點一般都有漢人長期定居。這樣漢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東密西疏的網路，這個網路正是多元一體格局的骨架。

2.同時值得重視的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佔全國面積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場，所以少數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從事牧業，和漢族主要從事農業形成不同的經濟類型。中國的五大牧區均在少數民族地區，從事游牧業的人都是少數民族。

我們所謂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這個概念是指有少數民族聚居在內的地區，所以並不排斥有漢族居住在內，甚至在人數上可以占多數。少數民族占當地人口10%以上的有八個省(區)：內蒙古(15.5%)、貴州(26%)、雲南(31.7%)、寧夏(31.9%)、廣西(38.3%)、青海(39.4%)、新疆 (59.6%)、西藏(95.1%)，其中佔一半以上的只有兩個民族自治區。在這些地區，有些是漢族的大小聚居區和少數民族的聚居區馬賽克式地穿插分布;有些是漢人占谷地，少數民族佔山地;有些是漢人占集鎮，少數民族占村寨;在少數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雜居在內的漢戶。所以要在縣一級的區域里，除了西藏和新疆外，找到一個純粹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是很不容易的，即在鄉一級的區域里也不是常見的。在這種雜居得很密的情形下，漢族固然也有被當地民族吸收的，但主要還是漢族依靠這深入到各少數民族地區的這個隊伍，發揮它的凝聚力，鞏固了各民族的團結，形成一體。

3.從語言上說，只有個別民族，如回族，已經用漢語作為自己民族的共同語言外，少數民族可以說都有自己的語言。有些民族，如滿族，在日常生活中還經常用滿語通話的已經很少，認得滿文的普通老百姓則更少了，他們都用漢語漢文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傑出的，有我在上面提到的語言學家羅常培和文學家老舍。還有些民族自稱有自己民族語言，但經研究原屬已經使用漢語方言，加畲族。有自己語言的民族中有10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但群眾里用文字的則只有幾個民族，如藏文、蒙文、維文、傣文、朝鮮文等，有些雖有文字，但識字的人很少。少數民族中和漢人接觸多的大多已學會漢語。我50年代初到廣西和貴州訪問少數民族時，當地各族的男子大多能和我用當地漢語方言通話。但是他們和同族的人通話時則用自己的語言。80年代我去內蒙古訪問，就遇到有不會漢語的蒙族，也有不會蒙語只會漢語的蒙族。在不同少數民族間通話的媒介也多種多樣，有以漢語交談，有各用自己語言交談，也有用對方的語言交談，也有用當地通用的某一種少數民族語言交談。這方面還缺乏具體的調查。但一般來說，漢語已逐漸成為共同的通用語言。解放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語言文字的權利，並列入憲法。

4.導致民族融合的具體條件是複雜的。看來主要是出於社會和經濟的需要，雖則政治的原因也不應當忽視。即在幾十年前的民國時代，在貴州還發生強迫苗族改裝剪髮的事，但是這種直接政治干預的效果是不大也不好的，因為政治上的歧視、壓迫反而會增強被歧視被壓迫的人的反抗心理和民族意識，拉開民族之間的距離。從歷史上看，歷代王朝，甚至地方政權，都有一套對付民族關係的觀念和政策。固然有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如北魏的鮮卑族，入主了漢族地區後獎勵和甚至用行政手段命令他門自己的民族和漢族同化，但大多數的少數民族王朝是力求壓低漢族的地位和保持其民族的特點。結果都顯然和他們的願望相反。政治的優勢並不就是民族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優勢。滿族是最近也是最明顯的例子。

在歷史上，秦以後中國在政治上統一的時期佔三分之二，分裂的時期佔三分之一，但是從民族這方面說，漢族在整個過程中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且國家分裂時期也總是民族間進行雜居、混合和融化的時期，不斷給漢族以新的血液而壯大起來。

如果要尋找一個漢族凝聚力的來源，我認為漢族的農業經濟是一個主要因素。看來任何一個游牧民族只要進入平原，落入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裡，遲早就會服服貼貼地主動地融入漢族之中。

重複提一下，現在那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是漢人不習慣的高原和看不上眼的草原、山溝和乾旱地區，以及一時達不到的遙遠的地方，也就是「以農為本」的漢族不能發揮他們優勢的地區。這些地區只要漢族停留在農業時代對他們是不發生吸引力的。在農業上具備發展機會的地方，漢族幾乎大都佔有了，甚至到後來還要去開墾那些不適宜農業的草原，以致破壞牧場，引起農牧矛盾和民族矛盾。這一切能不能作為農業經濟是漢族得到壯大的主要條件的根據呢?看來正是漢族的兩腿已深深地插入了泥土，當時代改變，人類已進入工業文明的時候，漢族要從泥土裡拔出這兩條腿也就顯然十分吃力了。

5.組成中華民族的成員是眾多的，所以說它是個多元的結構。成員之間大小懸殊，漢族經過2000年的壯大，已經有9億3667萬人，是當今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民族。但是其他55個成員人口總共6720萬，其中還包括「未識別」的大約80萬人，所以把他們稱作少數民族。其中超過100萬人口的一共15個民族，最大的是壯族(1300萬人)，人數不到100萬而超過50萬人口的有3個民族，人數在50萬以下10萬以上的有10個，10萬以下1萬以上的有15個，1萬以下5千以上的有1個，5千以下的有7個，其中在2千人以下的有3個，人數最少的是珞巴族(1066人)。高山族因缺乏台灣部分的統計，沒有列入計算。

各民族人口從1964年普查到1982年普查均有增長，少數民族總人口增長68.42%，平均年增長率2.9%，高於漢族(分別為43.82%及2.0%)。增長最多的是土家族，18年中增長4.4倍。這很明顯，並不是出於自然增長，而是由於在這幾十年中大批以前報作漢族的改報了土家族。這種情形，在其他少數民族同樣發生。漢族原是有許多非漢民族融合進來的。如果推溯其祖先所屬的民族來規定自己的民族，那就可以有大量人口從漢族中划出去。當然問題是在怎樣來規定「所屬民族」的標準了。

同樣的難題出現在所謂「未識別」的民族，意思是這些人的民族成分還不明確。這類人總數約有80萬。其中包據兩類，一類是不能確定是漢人或不是漢人;一類是他們屬於哪個少數民族沒有確定。這種辨別工作我們稱為「民族識別」。這並不是指個人而言，而是指：一些集團自稱不是漢族，但是歷史資料證明是早期移入偏僻地區的漢人，但因種種原因不願歸入漢族。又有一些集團是從某些非漢族中分裂出來，不願接受原來民族的名稱。這些人就歸入「未識別民族」的總類里。這說明，民族並不是長期穩定的人們共同體，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經常有變動的民族實體。在這裡我不能從理論上多加發揮了。

6.中華民族成為一體的過程是逐步完成的。看來先是各地區分別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級的統一體。比如在新石器時朝在黃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區，這些文化區逐步融合出現漢族的前身華夏的初級統一體，當時長城外牧區還是一個以匈奴為主的統一體和華夏及後來的漢族相對峙。經過多次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及中原地區的漢族向四方擴散，才逐步匯合了長城內外的農牧兩大統一體。又經過各民族流動、混雜、分合的過程，漢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但還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區。同時，漢族通過屯墾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漢民族地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的網路，把東亞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在的民族實體，並取得大一統的格局。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自覺的民族實體。這個實體的格局是包含著多元的統一體。所以中華民族還包含著50多個民族。雖則中華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個民族都稱為「民族」，但在層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現在所承認的50多個民族中，很多本身還各自包含更低一層次的「民族集團」。所以可以說，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係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種情狀。這就提供了民族學研究者富有吸引力的研究對象和課題。

十二、瞻望前途

放眼未來，中華民族的格局會不會變?它的內涵會不會變?這些問題只能作猜測性的推想。

首先應當指出，中華民族在進入21世紀以前已產生了兩個重大的質變。第一，過去幾千年來的民族不平等的關係已經不僅在法律上予以否定，而且事實上也作出了重大的改變。自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民族平等已成為了根本性的政策，而且明確地寫入了憲法。為實現民族平等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凡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實行區域自治，建立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由各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民族的事務。少數民族的語言和風俗習慣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改革與否由各族人民自己決定。少數民族由於歷史原因一般說來經濟文化過去缺乏發展的條件，所以國家制定一系列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的落實，使很多過去隱瞞自己民族成分的人敢於和樂於公開要求承認他們是少數民族。

第二，中國開始走上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開放和改革成了基本國策，閉關鎖國的局面已一去不能復返，從「以農立國」轉變到工業化的過程中，對各民族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問題。如果我以上的敘述和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話，依靠農業上的優勢而得到壯大起來的漢族首先遭到了必須改變經濟結構的挑戰。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原本多是在適宜於發展農業的地區。這些地區工業所需的原料是比較貧乏的。而過去對漢族缺乏吸引力，一向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卻正是工業原料豐富的地區。同時，工業的發展需要科技和文化知識，而在這方面少數民族一般說來低於漢人的水平。要由少數民族自己利用本地區的資源去發展本地區的工業是有很大困難的。這些具體情況會怎樣影響民族的格局呢?

如果我們要堅持在中華民族裡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榮的原則，那就必須有民族間互助團結的具體措施。這正是我們當前必須探索的課題。

如果我們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點上自由競爭，結果是可以預見到的，那就是水平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滅亡的道路，也就是說多元一體中的多元一方面會逐步萎縮。

我們是反對走這條路的，所以正在依「先進幫後進」的原則辦事，先進的民族從經濟、文化各方面支持各後進的民族的發展。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不僅給優惠政策，而且要給切實的幫助，現在我們正在這樣做。

第三，還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少數民族的現代化是否意味著更大程度的漢化?如果是這樣，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否指向更大的趨同，而同樣削弱多元一體格局中多元這一頭呢?這固然是存在的一種可能性，但是，我是這樣想的：一個社會越是富裕，這個社會裡的成員發展其個性的機會也越多;相反，一個社會越是貧困，其成員可以選擇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這個規律同樣可以用到民族領域裡的話，經濟越發展，亦即越是現代化，各民族間憑各自的優勢去發展民族特點的機會也越大。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東西必然會越來越多，比如為了信息的交流，必須有共同的通用語言，但這並不妨礙各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發展有自己民族風格的文學。通用的語言可以幫助各民族間的互相學習、互相影響而促進自己文學的發展。又比如，各民族都有其相適應的生態條件。藏族能在海拔很高的高原勞動和生活，他們就可以發揮這項特點成為發展這地區的主力，並通過和其他地區的其他民族互通有無來提高各民族的經濟水平。我想到這些情況，使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及早注意這個問題，我們是有辦法迎接這個挑戰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過發揮各民族團結互助的精神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繼續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發展到更高的層次。在這層次里，用個比喻來說，中華民族將是一個百花爭艷的大園圃。我願意用這個前景鼓勵自己和結束這篇論文。

參考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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