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診艾滋病，他想為「生不如死」的7年討個說法
「那種滋味，比蹲監獄難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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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鍾嘯偉被疾控中心診斷感染了艾滋病毒，2015年，他在醫院複查時發現7年前被誤診了。他決定要為失去的7年「討個說法」。新京報記者 羅芊 攝
新京報記者羅芊 編輯 胡傑
鍾嘯偉當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婚前體檢時，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的檢測報告單顯示，他的血液為HIV-1抗體陽性，這意味著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後，鍾嘯偉失去了未婚妻，開始逃離人群，過著穴居動物一般的生活。他幾度想死，被母親勸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沒敢死，又不想活，這個成都男人過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檢測報告顯示，鍾嘯偉的HIV抗原體複合檢測為陰性，金牛區疾控中心複查後，結果仍為陰性。
七年，讓他的命運發生了巨大變化，過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決定要為失去的七年「討個說法」。
他提起民事訴訟，起訴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對方賠禮道歉，賠償從2008年至今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區法院受理了案件。
成都市武侯區法院受理案件通知書。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男子因被「誤診」艾滋起訴省市疾控 3D還原2600天「等死」路。新京報「動新聞」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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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開庭的日子
54歲的鐘嘯偉仍活得像個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剛「被」患上艾滋時，他不太懂得保護自己，別人問起，他都老實承認「我得了艾滋病」。
儘管他多次解釋，艾滋病不會因為吃飯握手這些途徑傳染，身邊人依然疏遠了他。那些常常走動的朋友們變得很忙，總是「沒得空」，僅有的兩個哥哥也和他斷絕了往來，有一回，他填完一張表格遞給工作人員，對方沒說什麼，用餐巾紙隔著，才敢拿他寫過字的紙。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邊的一處廉租房裡，窗帘從來不拉開，沒有記者來訪時，便蜷在客廳沙發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仍保有那七年間養成的習慣——白天幾乎從不出門，不敢進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來，搭四十分鐘公交車，去母親那裡取一些日用品。
母親王素珍83歲了，心裡放不下這個最小的兒子，常常拿兩個口袋，讓店老闆一個口袋裝5斤米，「一份給自己，一份給幺兒」。
12月10日，鍾嘯偉九年來第一次踏入了家門口的小吃店，他想嘗嘗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臨近飯點的小店吵吵嚷嚷，熱氣蒸騰，他有些不適應，溜進去找了個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過來拼桌，他趕忙挪動椅子，退到桌子另一頭，半個身子懸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請他幫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識伸出手去，指尖還沒碰到筷子，又想縮回來，尷尬地滯在空中幾秒後，虛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別人面前，讓人自己拿。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低人一等，「怕碰髒了別人的東西，被人嫌棄」。
長時間的離群索居，鍾嘯偉有些和現代社會脫節了。
他用上智能手機不久，總共48個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記者。記者們在微信上發來各種問題，他不會用微信語音，便慢慢打字回復，中間夾雜著許多錯別字。
太多媒體找來，電話一天到晚地響，他聽說有個功能叫「屏蔽」，專門打電話問人，「啷個叫屏蔽，我不會弄」。
最近，他還想讓記者教他怎麼搭地鐵。
去年7月，成都地鐵3號線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氣想去試試，發現要在自動售票機上買地鐵卡，瞅了半天沒學會，又不敢問別人，還是老老實實上來坐公交，「你說笑人不笑人」。
鍾嘯偉年輕時的照片。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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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剛要開始」
「被艾滋」之前，鍾嘯偉過得曲折。
他七歲喪父，家裡五個孩子，全靠母親一人養活。天蒙蒙亮，母親連臉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鍾嘯偉跟著哥哥長大，晚上下班回來，遠遠的就有人喊母親，「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兒坐在街邊哭圓了」。
「窮」是孩童時代最深的記憶。
鍾嘯偉記憶中，母親每年會做40斤豆瓣醬，每到晚飯前，跑去菜場買回一堆別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醬炒著吃，他和哥哥們一個個排著隊，身上灰撲撲的，母親舉著鞋刷，一個個給他們刷乾淨再吃飯。
貧窮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書的時候，他也調皮，會把女孩子的辮子綁在椅子上，初中老師形容他，「好面子，又重義氣，很容易相信別人」。
成年後，王素珍供職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裡實在困難，幫忙把五個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鍾嘯偉被分到了修輪胎的部門，身邊有些人開他玩笑，喊他「胎兒」（成都方言，有神經病之意）。
他氣極，覺得丟臉，說什麼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鍾嘯偉離開公交公司，去城隍廟擺起了小攤，賣電子產品。
上世紀90年代的成都消費不高，鍾嘯偉腦子靈活，手裡常有閑錢，由於好奇，他學人家吸海洛因，「那時候傻，覺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錢，不曉得海洛因那麼嚇人。」
很長一段時間，鍾嘯偉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吃藥的時候已經不是人了，滿腦子只想著一定要把吃藥的錢搞到」，從燙吸到注射，鍾嘯偉手上和腳上，密密麻麻都是針眼。
後來，他在朋友聚會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開始發自內心地想擺脫毒品，藉助美沙酮等藥品的幫助，開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檢查前，是鍾嘯偉前半生最快樂的時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來——他45歲了，在戒毒，開了一家名叫「食味鮮飯館」的川菜館子，戀愛近6年了，想結婚，好好過日子。
用母親王素珍的話來說，「娃兒走正路了，有盼頭了，好日子剛要開始」。
為了對何涵負責，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檢查。2008年12月5日，拿報告單那天，醫生問了鍾嘯偉許多問題，包括有無吸毒史，「問得特別詳細，我就曉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2008年，鍾嘯偉收到的檢測報告單上寫著：HIV-1抗體陽性。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檢測報告單顯示，其血樣經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被診斷為HIV-1抗體陽性。這意味著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對於這個檢查結果，鍾嘯偉選擇了接受。他覺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經歷；還有，這個檢查結果是權威部門出具的。
鍾嘯偉告訴母親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這個病就要死，母親不能理解，「艾滋病是個啥，我只曉得麻風病，得了麻風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著兒子命令，「鍾嘯偉，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鍾嘯偉的母親83歲了，前段時間母親腿受傷了，他每天為母親做飯。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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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死」
鍾嘯偉不敢死，卻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現階段醫院免費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藥物並不能治癒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辭而別，留了一封訣別信，還留下了一筆錢，讓他「好好照顧自己，來世再見」，從此杳無音訊，
鍾嘯偉崩潰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六年，不出意外，女友應該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責和內疚籠罩著這個中年男子，他非常擔心「涵涵會不會想不開做傻事了」，卻怎麼也找不到她。
為了宣洩情緒，他把母親贈予他開餐館的房產低價處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將房款揮霍一空後，等待死亡。
他的兩個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來一直幫襯著他，盼著他走正道，「現在我們負擔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牆」，兩個哥哥徹底與他斷了關係。
鍾嘯偉在這個世上唯一的牽掛，只有母親。
王素珍每天都會給他打電話，確定他還活著。一次，王素珍連續三天都沒打通他的電話，以為出事了，蹣跚著過來找他，發現他躺在沙發上，手機沒電了。
那次，母親哭了，他也哭了，母親說，「我一定要多活幾年，可以幫你收一下屍」。
七年的時光，鍾嘯偉用「等死」兩個字來概括。
他沒什麼時間概念，窩在客廳的沙發上，累了，眯一會兒，驚醒，再繼續睡。實在餓得不行，摸去廚房隨便整點吃的，一天就這麼打發了。
「那種滋味，比蹲監獄難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麼感覺」。
有些時候，他甚至羨慕蹲監獄的人，「我蹲監獄，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頭，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一年年過去，鍾嘯偉也納悶，「也沒好好吃藥，怎麼還沒死」。
他只有小學文化，對官方機構給出的檢測報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傳貼畫上，他看到過艾滋病患者會有的一些基本癥狀，比如淋巴結腫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燒等，便先入為主，產生聯想：有些感冒發燒，就告訴自己，開始低燒了，發病了，天氣冷了關節疼痛，便覺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進入晚期了。
事實上，鍾嘯偉有很多機會，可以早點知道自己並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進行醫學隨訪。
2008年至2015年期間，鍾嘯偉在成都市金牛區疾控中心共進行了13次醫學隨訪，遺憾的是，由於長期注射毒品，導致血管萎縮，金牛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七年來都沒能成功採集鍾嘯偉的血樣，這七年來，他一次CD4細胞檢測都沒做過。
CD4細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擊對象，正常成人的CD4細胞為每立方毫米500-1600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細胞可能會出現進行性或不規則性下降，通過觀察CD4細胞檢測結果，可以很快判斷出被檢測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為規定只有CD4檢測證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鍾嘯偉每次醫學隨訪都去了，金牛區疾控中心的醫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發現什麼異常，但還是給他開了低保需要的證明。
而這個艾滋感染證明，他也一次次地給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檢查，哪還能弄錯」。
但他還是心裡起了嘀咕。2015年聖誕節，鍾嘯偉早早起來，去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抽血化驗，那裡的醫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內側的位置，紮下去，血嘩地一下就流出來了。
第二天，他去拿檢測報告，結果顯示，HIV抗原體複合檢測為陰性，他走到吊燈下面，仔仔細細又看了兩遍，還是「陰性」。
這個52歲的中年男人感覺腦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醫生，你是不是搞錯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鄧的醫生也樂了，哪有人沒病說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鍾嘯偉不知道應該相信誰。在他的認知里，疾控中心和華西醫院，都是「權威的、大單位」，他們開具的報告，怎麼能不一樣呢。
他把那張薄薄的A4紙小心折起來，放進上衣口袋，出了醫院們，連公交都忘了坐，滿腦子想著，「是不是搞錯了，是不是搞錯了」，暴走了兩個多小時，走到了家門口。
成都市金牛區疾控中心開具的檢測結果顯示，鍾嘯偉HIV抗體陰性。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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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誤？
鍾嘯偉怎麼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區疾控中心諮詢，接待他的工作人員也不信，「我在這工作這麼多年了，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2016年1月22日，金牛區疾控中心按照華西醫院的抽血位置，對鍾嘯偉進行抽血送檢，采血成功了，結果顯示，HIV抗體仍為陰性。
至此，鍾嘯偉徹底相信，自己沒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是誰把自己的血搞錯了，讓自己的命運發生了巨大變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張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上面的送檢單位寫的是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認單位寫的是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鍾嘯偉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們對樣本庫中鍾嘯偉2008年的血樣進行了複查，檢測結果仍為陽性。
對這個檢驗結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願意接受採訪，相關人員表示，一切都將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曾接受過澎湃新聞的採訪，他們給出的解釋是，「由於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鐘嘯偉血樣檢測結果依然為陽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檢的血樣不是鍾嘯偉本人的，這和信息登記存在漏洞有關」。
至於具體是哪個環節導致了送檢血樣不是鍾嘯偉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開庭後才能有答案。
一些醫療界人士建議，疾控中心有必要對鍾嘯偉2008年送檢的血樣做一份DNA鑒定，事情會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樣到底是誰的，以及是哪個環節出了錯誤。
鍾嘯偉感覺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樣和別人的血樣搞錯了，那是不是存在這樣的情況，有一個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檢測結果，以為自己沒有患艾滋病，沒有及時接受治療，還傳染了很多人」。
鍾嘯偉五兄妹和堂姐的合影，左下為鍾嘯偉。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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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個說法」
從2016年年初至今，鍾嘯偉都在為自己失去的七年「討個說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給他一個道歉。他告訴記者，事情過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話我都巴適（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過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表示，這件事不屬於法律援助的範圍，「不屬於醫療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師私下和他說，「你讓我給你代理這件事，不過你要給我付費，先拿出一萬塊錢來，我幫你打官司」。
他沒有錢，唯一能幫襯他的母親也拿不出一萬塊錢。一次，母親在四川電視台看到有求助熱線，記下來，讓他打電話試試。
今年2月，四川電視台《黃金三十分》欄目播放了鍾嘯偉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來找他，卻也沒了下文。
王素珍覺得，鍾嘯偉現在的模樣，像極了小時候，「我下班回來，看他佝著脖子，把頭埋進衣領里，縮在那裡，問他怎麼了他也不說，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負了」。
12月初，許多媒體注意到了鍾嘯偉，事情開始有了轉機。
四川英濟律師事務所律師歐陽九、佘勇決定免費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鍾嘯偉的意願，他們提起了民事訴訟，將成都市疾控中心列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為第二被告。
在起訴書里，鍾嘯偉想要的「說法」主要包括3個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檢測網路中更改錯誤登記信息；第二，一份書面的道歉；第三，賠償從2008年至今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
歐陽九律師表示，這個案件證據過硬，勝訴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區法院受理了案件，開庭時間尚未確定。
王素珍歲數大了，很難下樓走動，聽到這個消息，逢人就說，「我幺兒的事情立案了，他是被冤枉的，沒有艾滋病」。
她曾經問過兒子，案子判了以後打算怎麼辦？
鍾嘯偉低著頭，「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結婚嗎」，「不結了」。
王素珍心裡都盤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賠償，把醫保和社保補上，然後開個飯館」，她頓了頓，「和他兩個哥哥和好」。
值班編輯：李二號 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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