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傅斯年：末世之際的中國情懷

作者=王晴佳

來源=《學術月刊》

自1990年代以來，有關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的研究，可以說是層出不窮，蔚然成為一個熱點。不僅陳寅恪先生的學生、同事和研究助理紛紛著書論文，而且一些年輕的學者也以陳寅恪先生為中國現代學人的榜樣而為之立傳。。然後有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97年再版）、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1997年增訂版，汪著的簡體字本以《陳寅恪評傳》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版，余書以後兩次再版，最近一版是由台北東大圖書在1998年出版的）、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守為主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版）、吳定宇《學人魂：陳寅恪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版）、劉以煥《國學大師陳寅恪》（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錢文忠《陳寅恪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版）、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蔡鴻生《仰望陳寅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有識之士，能獨具慧眼，把目前的陳寅恪、錢鍾書「研究熱」，視為一種文化現象，由此而對以往的中國學術界狀況，作一番針砭。

筆者也不例外，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也選擇陳寅恪及和他一輩的史家為重點，討論他們在中西史學交流、匯通方面所做的努力。其中有一章討論陳寅恪。但是可惜的是，在我1992年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還沒有機會讀到陳寅恪和他學術的同志、老友傅斯年的一些通信。博士論文完成以後，我有機會多次訪問台灣中研院，繼續搜集有關資料，特別在傅斯年所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研院於1955年成立的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檔案中，發現不少有意思的通信。在我修改博士論文，並將其在美國出版時，曾加以運用。但有些材料，似乎中文學界的讀者會更有興趣，因此特別寫作此文，供同行、方家參考、指正。

首先，我們還得從陳寅恪名字的讀法談起。中國學術界中對陳寅恪略知一二的人士都知道，陳寅恪的名字讀法與眾不同，「恪」字不念「ke」，而是念「que」。以季羨林、周一良等人為首署名的《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有一英文副題，也用的是「Chen Yin-que」。（註：該書的副標題是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hen Yin-que，前揭書。）這一讀法，看來是從陳寅恪先生的朋友、學生那裡來的，可以說是一種「口述文化」。予生也晚，無緣親炙陳寅恪先生，但我想他的這些朋友、弟子如此稱呼他，或許也得到陳先生的首肯。1999年我訪問北大，與師生座談，也言及此事。在座的張芝聯先生回憶到，那時人們稱呼陳寅恪先生的兄弟陳衡恪，也念「que」，而不是「ke」。看來該字的讀法，他們陳家有特別之處。

但是，如此稱呼並不完全正確。主要原因是陳寅恪本人在海外求學的時候，並不如此署名。我至今已經發現三個證據，其中一條與劉桂生教授依據陳寅恪在德國留學時的學籍材料所寫成的短文相同，但劉教授沒有特別注意該材料所顯示的讀音問題，因此在這裡再提一下。劉教授的短文，主要通過德國中國學家、現任教於荷蘭萊頓大學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的幫助，找到了陳寅恪在德國求學時的學籍註冊單。有趣的是，陳寅恪在註冊單上的署名是「Chen Yinkoh」，顯然，這一「koh」是「ke」的不同拼法，而絕對不會念成「que」，因為如果是念「que」，則無論如何也不會拼成「koh」。

其實，在最早出版的回憶陳寅恪的文章中，就已經有相應的證據。1970年陳的表弟俞大維編輯了《談陳寅恪》一書，其中有趙元任、楊步偉的回憶文章。趙不但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也是陳寅恪先生的老友、中研院史語所的老同事。他很早就發現陳寅恪在署名時，根據的是標準的讀法。作為一個語言學家，趙還特別作了說明，認為把「恪」讀成「卻que」，是當時北方人的誤讀。他在文中說，他和妻子楊步偉參加了毛子水的請茶會，在座的有羅家倫、傅斯年、陳寅恪和張幼儀（徐志摩的前妻），時為1924年8月7日，地點在德國柏林。趙在事後記了日記，用了Y.C.Chen。但是，到了八月二十日才發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記上就寫了去訪「Yinko Tschen」。「陳」字的拼法當然就是按德文的習慣，但是「恪」字的確有很多人誤讀若「卻」或「怯」。前者全國都是讀洪音ㄩ母，沒有讀細音其く母的，而「卻、怯」在北方是讀くㄩㄝ，所以我當初也跟著人叫他陳寅くㄩㄝ；所以日記上也先寫了「Y.C.Chen」了。（註：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談陳寅恪》，俞大維等編，第26頁。）

我在閱讀陳寅恪給傅斯年的信中，對陳寅恪名字的讀法有所注意。湊巧的是，我發現陳寅恪在二次大戰以後到英國治眼病時給傅斯年的一封信，其中自然談了不少有關他眼睛開刀以後的情況，在最後落款時，他希望傅斯年方便時回信，由當時在英國牛津的邵循正先生轉。此處他（由他妻子唐篔代筆）用英文寫下他的名字與地址，赫然便是（下面為原文）：

Prof.ChenYin-ke（陳寅恪）

c/oProf.H.C.Shao（邵循正）

Balliol College

Oxford，England

如此看來，雖然我們可以用當時人稱呼陳寅恪兄弟的辦法念他們的名字，但似乎照漢字的標準讀法，也沒有什麼大錯，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因為陳寅恪本人也知道並且運用過這一標準讀法。而且我們照標準讀法念他的名字，還對得起語言大師趙元任幾十年前所作的考證。

此處講到陳寅恪到英國治病的事，檔案中也有一些材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過程的具體情況以及他與傅斯年之間關係的另一面。我們知道，陳寅恪的英國之行，起源於英國大學的邀請，到那兒去講學。此事在當時有所轟動，使人對陳先生的學問，更是推崇備至。據說當時的女史家陳衡哲就說道：

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界也。

從陳寅恪給傅斯年的信中可以知道，陳在1939年的2月9日已經受到牛津的邀請，因為他在當天的信中談到去那裡的薪水、稅率等事，並且與傅商量是否要帶全家一同前去。

但是他最後沒有走成，除了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交待」回憶，是由於歐戰的爆發以外，還有金錢和其他因素。他在2月9日的信中說，從稅率上看，似乎全家一同去英國比較划算，因為如果他只身前去，必須要付20％的稅，而有家人負擔則基本不付稅。但是，要家人同去，就必須增加旅費和行裝費。因此他希望傅斯年幫助向中英庚款委員會申請300英鎊。

可是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複雜起來。從陳寅恪以後的信中看出，他沒有馬上拿到中英庚款委員會的補助，而拿到以後，妻子又生病、船票還訂不到。到了6月，他還在等香港方面的「入境許可證」，因為他必須從香港坐船出發。而且由於亞洲的戰事和歐洲的緊張局勢，他必須繞道，因此川資還有所不夠。直到7月26日他給傅斯年的信中，才說他已經訂了8月31日的法國船票。這個時候，陳寅恪已經有點精疲力盡，對能否走已經不抱特別大的希望，因此信中有「天意人事，家愁國難」等句。

據余英時先生在近年作的考證，陳寅恪在1938年還曾經想到英國的劍橋大學，只是由於推薦信到的略晚，因此沒有成功。陳寅恪有意到英國，只是想治療他已經受損的視力。他若走成，或許能保住他的眼睛。但他後來改變了主意，還是根據陳寅恪的「交待材料」，認為他受邀的學校是牛津，而不是劍橋。，第265-267頁。余英時在第一次寫作該文時，曾根據胡適等人的信件，認為1939年邀請陳寅恪講學的是劍橋大學，而不是牛津大學。見余英時的同名文章，收入《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1992年版），第349-350頁。但在重刊時放棄了這一說法。）

其實那時劍橋也的確曾想請陳寅恪去講學。不過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辦成。但陳寅恪並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人選。這裡提供一個佐證。在「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朱家驊檔案」所見，1939年張歆海（1898-1972年，哈佛博士，白璧德的弟子，曾任中央大學和光華大學教授）曾有信給朱家驊（1894-1963年），說牛津大學有意聘請他為漢學教授，因此需要曾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寫一推薦信，並且擬了一份推薦信的草稿，讓朱過目。但朱可能認為事關重大，因此寫信給傅斯年，讓傅提供意見。但傅斯年並不贊成，認為張的英文素養自然沒有問題，但就其漢學修養而言，則並不怎麼樣。用傅斯年的原話說：「歆海兄之英文學，雖在中國人中出群超數，如此與漢學並不相干。若論其漢學，可謂一無知解。」他甚至舉例證明，說張歆海有次為外國人介紹殷墟的發掘，將年代搞錯了「二三千年」。傅斯年還在張擬的英文推薦信上批道：「中國人之漢學比歆海強者，斗量車載矣。」

傅斯年這些頗為尖刻的話，有些誇張，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只是表明了他「霸道」的個性。有關這一點，以下還將述及。作為胡適的弟子，他顯然對曾與梅光迪同學哈佛，並一同成為白璧德入室弟子的張歆海，抱有成見。事實上，張歆海寫得一手好字，並曾在泰戈爾等外國學者訪華時，多次充當翻譯，晚年任教美國大學，著有多部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

讓我們把話頭轉回到陳寅恪。在傅斯年給朱家驊的回信中，他不但不主張朱推薦張歆海去牛津講學（後來朱的確婉言拒絕了張的請求），而且還提到在這以前，劍橋曾想清陳寅恪去。「近來英國大學中漢學位置，頗思尋中國人為之，此好事也。以前並不如此，今乃如此，是些進步。……劍橋之中國史及語言教授，有人推薦寅恪」。曾有信給傅斯年，談道劍橋大學有意聘請陳寅恪，詢問陳的英文程度及其可能任教的時間長短等等。見杜正勝、王汎森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編》但是，傅斯年對陳寅恪的評價，也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充滿友情，而是透露出一些不滿。他接著說：「此公（指陳寅恪）自然是第一把手，然中國失之數年，毋亦可惜。彼身體太壞，出國一走亦佳」。這最後一句話，用小字寫成，似乎是一腳註，表明傅對陳，雖然在學問上推崇有加，但並不認為陳在學術上，作出了充分的貢獻。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傅斯年與朱家驊交情深厚，他在此處對陳寅恪的抱怨，屬於朋友間發發牢騷而已。這些言語，自然反映了傅斯年的真情實感，但我們似乎也不能以此來認定那時傅斯年與陳寅恪已經交惡。傅斯年與陳寅恪關係的微妙之處，以下還要述及。

陳寅恪拿到牛津的邀請函以後，沒有去成，而是閑居香港幾年，不但物質上有不少痛苦，而且精神上也受到汪偽政權和日本人的威脅利誘，十分煩擾。但他還是拒絕了當時日本人和偽北大送來的錢款，表現出一種民族氣節。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陳寅恪酷愛學問的脾氣仍然未改，照樣讀書著作，並將自己在香港大學的講稿，作了整理。

陳寅恪能逃脫香港，得以返回內地，他的老友兼上司傅斯年幫了忙。1941年3月19日，陳在香港時託人轉信給傅，希望傅能速匯款，由陳樂素轉給他。其中有「近來貧病交迫，居港五日用，返鄉無旅費，需待接濟」等字句。信後來附在吳晗給傅斯年的信中，吳也請求傅斯年出力接濟，「為國家保全一學者，為後學保全一導師」。不過吳晗發信的時候，已經是4月24日了。

傅斯年得到信後，看來馬上採取了行動。到了5月初，陳寅恪一家就得以坐船離開香港。等他在1941年6月18日到達桂林的第二天，陳馬上就致信傅斯年，表述其感激之情，用了「何可言諭，九死一生」等話，並向傅描述了他在香港的處境。比如他說為了保證家人的安全，他有兩個月沒有脫鞋睡覺。陳那時已有三個女兒，為了躲避「日兵索『花姑娘』，遷居四次」。至於生活上，的確如前信所談的那樣，十分艱苦，「數月食不飽」，「已不食肉食數月之久」。偶然有一個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傅斯年到底給陳多少幫助，信中沒有說明，只說在4月底得「意外之助」。不過因為信是寫給傅斯年的，這意外之助一定與傅有關。

可是，自陳寅恪離開香港回到內地以後，他和傅斯年兩人的關係，卻產生進一步的隔閡，問題還是出在陳寅恪不願到史語所上班。從傅斯年那一方面來講，他那時幫助陳寅恪，不但是因為陳是他在1920年代留學德國時就已經交往的好友，更主要的是陳寅恪是他創辦和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核心成員，因此他救出陳寅恪，自然希望陳馬上到當時史語所的所在地四川李庄報到，履行其研究員的職責。

但是，陳寅恪逃出香港以後，有點筋疲力盡，不想馬上長途旅行到李庄，這也可諒解。其中有好幾層原因。首先是他自己目力已經所剩無幾，妻子身體也不好，還有三個幼小的女兒。要想在戰時由廣西入四川，並非易事。其次是在陳寅恪到達桂林以後，附近的一些大學、研究機關都紛紛想拉住他，讓他到那些學校任教，如廣西大學、武漢大學等。畢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大師級人物中，陳寅恪可以說是碩果僅存（另一導師趙元任那時已在美國），那些學校有這些動作，也理所當然。另外，陳寅恪的妻子唐簣是廣西人，他們一家留在廣西，一定是為了求得一些親友的照顧。

可是中央研究院在陳寅恪回到內地以後，已經發了研究員的聘書給陳。陳寅恪在1942年的8月1日致信給傅斯年，解釋他不能馬上到李庄就職，因為旅途十分勞累，不便舟車勞頓，長途跋涉，因此就任廣西大學講座教授之職了。傅斯年得知以後，十分不快。他在8月6日（應該是剛收到陳的信）寫信給當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葉企孫，認為陳在兩處以上兼任，不合中央研究院規定，必須讓陳將聘書退還。傅在信中還附了中央研究院的有關規定，引證有據。」

陳寅恪通過某種渠道知道了傅的不快，因此在8月11日致函給傅，說已經將中央研究院的聘書退還總幹事處。信中還提及前面有三封信給傅，看來陳也知道不馬上到李庄，有些不妥。傅在收信以後，8月14日寫回信給陳，解釋中央研究院的規定，敦促陳到李庄就任。其中有比較強烈的語氣：「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誤不容再誤也。」但是，陳始終未去李庄。

傅斯年自然更加不樂意，認為陳的舉止，是受了他妻子唐篔的影響。他在8月21日致函葉企孫，有一段有趣的話，不但對陳的決定表示不滿，也涉及陳在史語所的表現，不妨一讀：

弟一向之態度，是一切由寅恪自決　。彼決後，再儘力效勞耳。其實彼在任何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本所幾個老年助理，他還肯說說，　因此輩常受他指派查書，亦交換方便也。一笑）但求為國家保存一讀書種子耳。

由此可見，傅對陳在史語所的研究工作，並不滿意。當時的史語所，有點類似現在的博士後研究點，新聘的助理，都由年長的研究員指導。而陳寅恪雖有大名聲，但對所內工作，並不參與，因此傅有怨言。

傅的類似意見，也在他給當時一名叫真如的信中談及。真如給傅寫信，要求傅能允許他聘請陳來校（武漢大學？）主持文史研究所。傅回信中表示了這樣的意見，他說陳寅恪是否願意，「一切看他夫人身體」，因為「寅恪倫常甚篤」。但更主要的是，

貴校辦研究所計，寅恪並非最適當者，因寅恪絕不肯麻煩，除教幾點鐘書以外，未可請其指導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創辦一研究部，　寅恪決不肯「主持」也。

這與傅斯年給葉企孫的信中所表示的態度，十分一致。

傅斯年對陳寅恪的不滿，可以用「堅持原則」、「不徇私情」來讚揚，但也可看出他作為一位學術領導人，不免有些「學霸氣」。其實，傅斯年的「學霸氣」，在早年就有所表露，使得他在中山大學與老同學顧頡剛鬧得不愉快，最後分手了之。

但是，傅斯年對陳寅恪，向來是十分照顧的。當時傅斯年在史語所有一規定，所內人員不得在所外兼職。但他為了聘請趙元任和陳寅恪這兩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到所內工作，只能對他們有所例外，允許他們仍在清華上課。其實，傅斯年對陳寅恪的怨言，也是事出有因。如上所述，這兩位名聞遐邇的導師，對史語所沒有什麼具體的貢獻。趙元任長期在美國，而陳寅恪雖然在國內，但他「雖是歷史組負責人，卻一直是掛名的，並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看來，由於時事的變化，傅斯年已經不再想一直給陳寅恪這一「特別待遇」了。

陳寅恪對被中央研究院解聘之事，也不會感到愉快。他在事後（1943年）寫給史語所同仁的詩中，有這麼幾句：

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

讀書漸已成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

九鼎銘詞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談他從港歸來所目睹的時事變化，但第二和第四句，則似乎隱含了他對傅斯年的不滿和對自己生活的一種解釋。他認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時又解釋他自己有家庭牽累，無法像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樣行事。該詩的意思，應該比較明白。

陳寅恪的確對傅斯年採取了躲避政策。從1942年直至1949年史語所撤至台北的這段時間內，他沒有到史語所工作過，而是在離開桂林以後，任教於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其中有一段時間出國到英國治病，途經美國回國。1948年他到了廣州嶺南大學。陳寅恪的這一做法，表現出他已經感覺到在史語所工作，不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學術獨立」了。

由上所見的陳寅恪、傅斯年兩人的關係，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陳寅恪最後沒有隨史語所遷至台灣，以及以後他為什麼不願到北京的歷史研究所工作。陸鍵東說得對，在當時陳寅恪的朋友中，能夠勸說和有力量安排陳寅恪到台灣的，只有傅斯年。當然，除了傅斯年之外，可能還有胡適，否則陳寅恪就不會在1948年隨同胡適登機離開北京到南方了。不過，胡適對陳寅恪的影響力，可能也僅此而已了。事實上，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影響力，也並沒有大多少，因為陳到了廣州以後，雖然傅曾多次催促他到台灣，但他始終沒有動身。

其實在1940年代，陳、傅之間的關係，至少從陳寅恪那邊來看，已經不再那麼融洽了。換言之，陳寅恪之學術、人格獨立，是超越於黨派之上的。因此，陳寅恪在「文革」中的交代稿中會這樣說：

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

陳在說這些話時，一定想起了他在1940年代初期的往事。一是他在香港所受的千辛萬苦；二是他在脫離香港、回到國內以後，沒有能馬上去史語所所在的李庄而遭傅斯年解聘的事。那「堅決不去」的說法，並不是為了「討好」問話者（以陳寅恪的獨立人格而言，他不會這樣做），而是反映了他對傅的真實心情。如上所述，早在1942年以後，陳寅恪與史語所之間，就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聯繫了。

我這樣說，除了有上面的那些陳、傅的來往信件作為根據以外，還有陳寅恪的詩為證。據鄧廣銘回憶，在1950年傅斯年在台灣因腦溢血過世以後，陳寅恪曾作詩一首如下：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和何為懷抱」感題其後》（註：鄧廣銘認為該詩為悼念傅斯年所作，見《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前揭書，第38-39頁。詩可見《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第65頁。

該詩先由余英時作了許多詮釋，然後馮衣北對此表示了不同意見。（註：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第98-101頁和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前揭書，第29-31頁）我在此無意參與他們之間的爭論，只是想說明當時陳寅恪在聽到傅斯年死後的感傷，否則他不會有「不生不死」的感觸，進而用典來比喻國民黨佔據台灣、兩岸分裂的情勢，對老友之死的感傷和對時事的感嘆，溢於言表。

陳寅恪不但在傅斯年過世的時候想到他，而且在拒絕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第三所所長時，也想到了他。陳寅恪在1953年有「答北客」一詩，曰：

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不採蘋花即自由。

陸鍵東和余英時對該詩都有解釋，在此不再贅述。（註：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第288-290頁；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127-128頁。陸著對陳寅恪的決定，有較詳盡的討論。）但詩的第三句「柳家既負元和腳」，則顯然指的是他當年不願跟隨傅斯年到台灣，繼續在史語所工作的事。余英時在解釋該詩時，注意到「元和」指的是傅斯年，因為1927年陳寅恪曾有「寄傅斯年」一詩，曰：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

其中第二句說的是王國維的過世，使得傳統學術「成絕響」，而傅斯年等人的新學問——「元和新腳」，則在當時（1927年）還「未成軍」。但是，我們還可以將「柳家既負元和腳」與傅、陳兩人之間在1940年代的恩怨和陳之不去台灣，聯繫起來看。其實，陳的意思很明顯：我當年既然已經「辜負」了傅斯年的史語所，那麼我現在也不會「采」社會科學院的「蕷花」了。他的目的，自然是保持一種「自由」。

不過，陳寅恪雖然決定留在大陸，不去香港和台灣，但他的夫人似乎有些不同意見。余英時曾根據他的老師錢穆的回憶，加上他自己對陳寅恪晚年詩文的詮釋，認為在1949年，陳夫人曾一度到了香港，有意打探到台灣之行。汪榮祖等人則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只不過是陳寅恪夫婦之間的一次吵架而已。有關這事，在「朱家驊檔案」中藏一封傅斯年於1949年5月28日給朱的回信，似乎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支持了余英時的說法。傅斯年在信中說：「關於陳寅恪先生入境手續，因其屬於歷史語言研究所，自當照辦。」從信的口吻來看，似乎有人詢問朱家驊，如果陳寅恪想到台灣，是否可辦入境手續，而朱向傅斯年諮詢。而且，似乎詢問的人並不是陳寅恪本人，因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氣就不會如此「公事公辦」。而且，傅的口吻，似乎還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跡象。自然，這種懷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傅斯年在這以前，曾多次催促陳一家到台灣而未成。如此看來，這個詢問如何辦理赴台手續的人，很可能是陳夫人。當然，最後陳夫人被朋友勸回廣州，與陳團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至於陳寅恪以後對自己留在大陸這樣的決定，是否有所反悔，並因此而讚賞他夫人的見識的問題，似乎已經超出本文的主題，也即他與傅斯年的關係的問題，因此不再論述。（不過，由本文所引檔案所見，既反映了陳寅恪與傅斯年這兩位近代中國學術巨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陳寅恪在1940年代的心境及其政治態度。陳寅恪以學術自由為至高無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也不為友情所累。筆者希望拙文的寫作，不但能補充陳寅恪研究的史實，而且也能使讀者對陳寅恪的獨立人格與學術志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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