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會議的意義：中央北上方針的最終實現
俄界會議之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對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所以如果不緊急處理，日後恐怕會讓黨和紅軍陷入更大的困境，俄界會議就是對這一緊迫需要的回應。俄界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和黨史上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它的歷史意義是不容忽視。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今迭部縣達拉鄉的高吉村，當年紅軍根據從四川境內所帶翻譯的藏語發音把高吉記成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俄界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有：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列席會議的有：葉劍英、蔡樹藩、林伯渠、李維漢、楊尚昆、李德（共產國際顧問），紅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紅三軍團的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青等人。周恩來因病未能到會。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作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紅軍戰略方針的報告，彭德懷作軍隊組織問題的報告。俄界會議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一、俄界會議為正確處理黨內矛盾，進行黨內鬥爭樹立了榜樣
俄界會議是此前兩河口會議、毛兒蓋會議和巴西會議的繼續和深入，是在黨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已經無法彌合，在對張國燾的批評、教育、挽救無效的情況下召開的，系統揭露和批判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力圖糾正其嚴重錯誤傾向並與其堅決鬥爭的會議。會議通過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四方面軍領導者張國燾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爭論的實質是在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原則分歧。張國燾由於對全國人民反日民族革命運動、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及突圍後二萬餘里長征中的勝利估計不足，誇大了敵人的力量，輕視了紅軍尤其是紅一方面軍的戰鬥力，以致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向中國西南部的邊疆地區退卻的方針。張國燾這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從他自動放棄通南巴蘇區時開始形成，後來張國燾又公開違抗中央指令，將紅四方面軍帶到不利於紅軍發展的川康邊境，則是其機會主義的最後完成（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料到張國燾會在1935年10月5日另立中央，這無疑是其右傾「機會主義的最後完成」）。《決定》揭發批判了張國燾大搞軍閥主義和反對黨的領導的錯誤：張國燾在紅軍中實行軍閥軍隊中的打罵制度，以打罵的形式凌駕於黨的地方政權和群眾組織之上，致使紅軍與群眾關係惡化，使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受到莫大的阻礙。張國燾不相信黨的領導是使紅軍不可戰勝的主要條件，因此不注意加強紅軍中黨的政治工作，不確立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以保障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相反，他以非共產黨的無原則的辦法去團結幹部。《決定》還揭露了張國燾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漠視黨的紀律，在群眾面前公開破壞中央威信的嚴重錯誤，並深刻分析了其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歷史根源。與會同志對張國燾擁兵自重、製造分裂、爭奪權力等軍閥主義作風極為憤慨，有人要求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表示反對。正如他在報告中分析的：目前與四方面軍的關係是黨內鬥爭，但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張國燾將來或者是擁護中央或者是反對中央，最後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必馬上就做組織結論。我們現在還有兩個軍和很多幹部在他那裡，要儘可能做爭取工作。我們要以黨中央的名義打電報要他們來，我估計他還有來的可能，自然也有不來的可能。毛澤東說：「你開除他的黨籍，他還是統帥幾萬軍隊，以後就不好見面了。」因此，《決定》最後號召紅四方面軍中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以鞏固黨和紅軍的統一。《決定》當時沒有公布，1935年12月才發到中央委員一級，在紅一方面軍高級幹部中口頭傳達（1936年1月22日，黨中央在黨內公布了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的錯誤和《決定》，進一步教育了全黨，尤其是爭取了四方面軍的幹部）。彭德懷後來回憶說：「如果當時開除了張國燾的黨籍，以後爭取四方面軍過草地就會困難得多。就不會有後來二、四方面軍在甘孜的會合，更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大會合了。」
二、俄界會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保證了中央北上方針的最終實現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主力到達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黨中央根據川西北的敵情、經濟、交通及民情等形勢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但張國燾卻主張紅軍向西退卻到人煙稀少、少數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為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強大軍事壓力。為了解決這個重大的戰略方針問題，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會議作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由於張國燾陽奉陰違，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因敵情變化不能實現。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8月15日，中央致電張國燾：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考慮，紅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經班佑北上，萬不可再延誤。張國燾拒不執行。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論證了北上方針的正確，要求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迅速向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隨行）靠攏，以便共同北上。8月21日，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歷時數日到達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區，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張國燾行動遲緩，甚至於9月8日致電左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命令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不聽則將其扣留。同日，中央致電張國燾，再次強調指出：如左路軍南下，其前途將極端不利；北上則有許多較好條件，有利於開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軍立即北上。張國燾無視中央的勸告，於9月9日致電中革軍委，堅持「乘勢南下」的主張。同時，他又背著中央密電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於9月11日晚到達俄界。毛澤東在俄界會議的講話中說：中央堅持過去確定的北上方針。由於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嚴重削弱了北上紅軍的實力，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在目前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應改變川陝甘計劃。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首先在蘇聯邊境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這個方針在地形上、敵情上，加上正確領導，加上克服困難的精神，無疑是可能的。中央不能打到箭廬去，中央要到能夠指揮全國革命的地區去……俄界會議後黨中央率紅軍迅速北進，9月17日攻克臘子口，9月20日佔領哈達鋪。根據國民黨報紙登載的陝北紅軍、陝北革命根據地和徐海東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紅二十六軍會師的消息，黨中央在哈達鋪召開團以上幹部軍事會議，進一步明確了俄界會議上提出的戰略方針，即正式決定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將其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抗日的前沿陣地。
三、俄界會議大大加強了黨對紅軍的直接領導，從組織上保證了長征的勝利完成
彭德懷在報告中指出：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和戰略任務，軍隊的編製應該有所改變：取消師的建制，保留團，團不設營。每團4個步兵連，1個重機槍連。每連（步兵）3個步兵排，1個輕機槍排。上層領導機關要縮小，保衛局縮小到最低限度，與政治部合在一起，政治部不要超過60人。司令部縮小到130人，建立團一級的健全機關。中央機關能夠合併的應合併起來。會議對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報告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與會同志（包括李德）一致同意這兩個報告，擁護中央果斷率紅一、三軍團北上和統一改編軍隊。會議除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外，還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後在哈達鋪正式實施）：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組成五人團，作為全軍的最高領導核心；由李德為主任，葉劍英、鄧發、蔡樹藩、李維漢為委員成立編製委員會，負責部隊的編製工作。毛澤東在當時指出：「特別是有中央直接領導我們，這是我們勝利的保證。」關鍵詞:俄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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