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磁共振機的時代里弗洛伊德過時了嗎？

最新 12-26

必須驚世駭俗，必須出乎意料

也必須闖進一個尚未為此做好準備的世界

假如這個世界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他也稱不上是一種發明

來源：Aeon

原標題：Freud in the scanner翻譯：馬昕

我的老心理治療師牆上掛著一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簽名照，這是一位以前的病人給她的禮物，這位病人靠仿造簽名的技術開啟了自己的副業，雖然這工作的合法性值得懷疑。照片中是弗洛伊德的經典形象，西裝革履，怒目圓瞪，手中的叼雪茄已經抽了一半。有一次當治療進行到一半，我問醫生她怎麼看弗洛伊德的理論。「我覺得他不怎麼樣」她回答說。

醫生的不以為然也並沒有出乎我的意料。不過無論如何，弗洛伊德都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後，英國作家威斯坦·休·奧登（W H Auden）同年寫下一首詩《懷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稱他是「一種思潮的完全代表」。接下來的二十年迎來了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的全盛期。但不久後，精神分析也逐漸步顱相學和催眠術的後塵，被扔進心理諮詢的垃圾桶。男孩對自己的母親有非分之想，女孩會產生「陰莖嫉羨」——到了今天，這種聳人聽聞的說法只給人一種荒謬可笑的印象，而且在大眾的想像力中根深蒂固。

問題出自哪裡？1996年，美國作家湯姆·沃爾夫寫道：「一言以蔽之，弗洛伊德學說終結的原因就是鋰」。他在文章中介紹，二十世紀50年代初期，施行多年的精神分析法起效並不明顯，而碳酸鋰被引入躁鬱症治療，迅速減輕了患者生理上的痛苦。沃爾夫所說的鋰鹽既是微觀層面的例子，也揭示了當時的大環境。精神分析法逐漸式微，相對應地，物理主義主導的現代精神科學方興未艾。今天，幾乎每個人都能試著介紹血清素、多巴胺或者是百憂解，卻沒幾個人知道什麼是「原始場景」（primal scene），或是「超我」（super-ego）。正如美國作家西瑞·阿斯維特（Siri Hustvedt）在2010年出版的回憶錄《顫抖的女人，我神經的歷史》中所說，在今天大多數人看來，弗洛伊德是一個神秘莫測的人，他的思想不受物理現實限制。他像是一種海市蜃樓般的猛獸，脫離了現代性的軌道，給天真輕信的公眾灌輸各種荒謬的理論。最終他的學說被基於藥理學奇蹟的新興的科學精神病學擊得粉碎。

但近些年來，這種哲學對立的局面變得更複雜了。大約20年前，心理學出現一了個新的領域，可想而知，它一定有一個笨重冗長的名字：神經心理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開普敦大學的馬克·索姆斯（Mark Solms）算是這個領域研究的先鋒，他是一位精神心理學家，也是精神分析學家。緊跟著神經心理分析的誕生，迎來了腦科學時代，學者們重新開始修復弗洛伊德的地位。弗洛伊德年輕時主攻神經學，他學術生涯的頭二十年都趴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上。學者們還指出，弗洛伊德在1890年決意要「使心理學步入自然科學之列」，而且他畢生的信念就是希望有一天大腦灰質的實證研究能鞏固完善他的理論。1999年，神經精神分析學的學術期刊出版了它的創刊號，第一次學術會議也在一年後召開。從那以後，越來越多精神分析學家開始從神經科學中汲取養分，擴充他們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一些名噪一時的腦科學家，比如安東尼奧·達馬西歐（Antonio Damasio）、約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維蘭努亞·拉瑪錢德朗（V S Ramachandran and），甚至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在兩個領域之間也採取綏靖立場。

沃爾夫宣告鋰鹽時代的到來終結了弗洛伊德的時代，他錯了嗎？有沒有這種可能——精神分析師的長沙發和神經科學的顱腦掃描儀能夠互為增益呢？

圖片與文章無關《飛越瘋人院》劇照

弗洛伊德認為，在歷史的進程中，人類「幼稚的妄自尊大受到了三次巨大的打擊」。第一次打擊來自哥白尼的「日心說」，他發現人們居住的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斷繞太陽公轉；第二次來自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論證了人類並不是造物主的創造，而是由「低等動物」進化而來的；最後一次打擊就來自弗洛伊德自己（他從來不是一個謙虛的人），他摧毀了人類中心主義，證明人的「自我」（ego）並不受主體控制，而是屈從於無意識的領域。大體來說，神經科學界是支持弗洛伊德這第三次革命提出的理論的，現代的核磁共振掃描技術也為能他精神分析學的核心思想，即「無處不在的強大無意識」辯護。《洞見的時代》（The Age of Insight）中，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神經科學家坎德爾是神經精神分析學最著名的擁躉。他在2012年的著作中回應了弗洛伊德的觀點：在任何時刻，我們的大部分精神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在內）都是無意識的。他還指出，弗洛伊德的另外兩個重要的理論也是科學的。首先，「人的身上有一種趨向滿足性慾和侵略毀滅的本能衝動，和吃喝的本能一樣，都是植根於人類心靈深處，刻錄在基因里的」，其次，「普通的精神活動和精神疾病處在一個統一體中」，「弗洛伊德式口誤」現在被看作是一種諷刺，恰恰是因為我們不相信竟會有這種事。

在其他領域，各種理論對立也有所鬆動——特別是關於我們對記憶的理解。在2015年出版的《心靈園地》（In the Mind Fields）中，作者凱西·施瓦茲（Casey Schwartz）介紹了現代對於記憶再鞏固的研究，提出長期記憶其實是可修改的。這一研究也佐證了弗洛伊德的觀點，「記憶本質上是動態的」。精神分析學中「壓抑」的概念——在意識之中似乎有一抑制力，嚴防無意識中羞恥和痛苦的想法進入意識部分——雖然聽起來像是無稽之談，但這個理論或多或少得到了腦科學研究的支持。當人們處在極端壓力下時，我們當下的經歷就會繞開產生記憶的海馬體，而是在恐懼的中心杏仁核存檔。勒杜在1999年的著作《精神分析論：大腦的線索》中把這種記憶稱為「潛意識記憶」。

同樣地，神經精神分析學家對弗洛伊德的許多理論也有存疑。弗洛伊德犯過不少滑稽可笑的錯誤，比如說他的「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理論就缺乏信眾。兒童會無意識地對父母產生性慾。沒有一個嚴肅的心理學家會同意他的「性心理發展」理論——人的性慾（libido）的關注點會經過經過從口腔到生殖器的進化。精神分析學的一個中心原則就是「精神決定論」（psychic determinism），認為無論是精神活動還是口頭語言，即便是看起來不經意的行為，都有其中含義。

然而，現代神經科學則認為，人的許多念頭不過是一閃而過的短暫認知，只是一些感性的垃圾。（「弗洛伊德式口誤」被看作是一種諷刺，恰恰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事情和自己不經意說出來的那樣。）同樣，弗洛伊德的關於夢的重要理論，「所有夢都有其心理結構來源，都有重要的意義」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哈佛名譽教授約翰·艾倫·霍布森（J Allan Hobson）等一批學者一直主張，夢境只是雜亂無章的想像和虛構，並沒有透露什麼無意識的寶貴秘密，或是戲劇性地寄託了夢想希望。

弗洛伊德的理論難以被歸入科學領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在哲學家和文化批評家的位置上太閃耀了。1930年，在人類見識原子彈毀滅力量的整整十五年前，弗洛伊德在《文明與其不滿》（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寫道：「人們在控制自然的力量方面已經走得很遠了，利用這些力量，人們想要互相毀滅，直到人類滅亡完全不是問題。人類心知肚明，正是這樣的認識給他們帶來了眼下的不安、痛苦和焦慮。」

這個觀點讓人大為嘆服，但我們也不能通過監測大腦血流信號來驗證它是不是正確。事實上，你可以花上一整天一一枚舉，弗洛伊德有哪些正確的觀點，又有哪些理論不夠科學。但更有趣的是，雖然神經精神分析學從研究枯燥無味的描述起步，這並不是這個領域的真正焦點。神經精神分析的根本問題在更深的層面。在學科內部的爭論中，學者們企圖避免兩種基本思維方式的混淆和妥協，或者可以說，他們把兩者之間的衝突誇大了：「人類」指的是什麼，是一個學科研究主題，還是客觀的實體？或者用一種老套的二元論說法，是思想還是大腦？

圖片與文章無關《飛越瘋人院》劇照

我們對精神作用的看法往往也透露了我們怎麼看待改善心理作用的方法。新石器時代的人類認為，精神壓力是惡靈引起的，所以他們會通過在顱骨上鑽洞來驅散妖魔。到了中世紀，人們認為憂鬱症患者的癥結是黑膽汁分泌過多，於是讓他們進行放血治療、服用瀉藥或者給他們驅魔辟邪。精神分析所用到的思維影射和心理疾病治癒之間，也有這樣的作用-反饋機制在起作用。當弗洛伊德把病人領進昏暗的房間，躺在沙發上聊起童年回憶時，他在一步步發現病人的心理結構，同時也想辦法安撫它。

今天，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我們生活在一個「神經元文化」（neuroculture）里——公眾的通俗意識和科學意識對人類的理解都正在朝同一個方向轉變，巴塞羅那大學的費爾南多·維達爾（Fernando Vidal）這麼形容這種看法——「成為大腦，而不僅僅是擁有大腦」。就其本身而言，現代的心理反饋迴路通過物質層面的生理反應表現出來。比如說一位抑鬱症患者服用像是百憂解一類的抗抑鬱藥物，是因為我們認為情緒歸根結底是一種生理現象，需要物理介入治療。而我們頭顱中的思維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並不那麼重要。同樣地，改變自己的情緒也要藉助意識意外的東西，得通過調整自己身體的生理活動。

正如德國美因茨大學的哲學家托馬斯·梅青格爾（Thomas Metzinger）描述的那樣，「人類形象的自然主義轉向」植根於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宗教的逐漸式微，到異常狂熱的超人類主義運動（transhumanist movement）。這也是許多人覺得精神分析學離奇古怪、業餘又缺乏效力的原因。

精神分析學的基礎就是相信自省力是一股強大的勢力——思維是有力量的。而且心理治療不僅僅是開個藥方那麼簡單的問題。當下最流行的認知行為療法（CBT）——過去被稱作「談話療法」——就背離了弗洛伊德的學說。我原來的心理治療師，就是牆上掛著弗洛伊德簽名照的那位，她就是一個認知行為療法的專家。她是一位專業過硬的女性，把我從深深的痛苦中解脫了出來。但CBT治療後，深埋在我內心深處那些灼熱、神秘的想法並沒有被挖掘出來。在這種治療中，痛苦狀態的實質往往被忽略，人們看待世界消沉恐懼的方式被簡化類比為書本里一個出錯的運演算法則，或是腦海中一首難聽的曲子。如果你在某些獨一無二、至關重要的方面覺得自己空虛無意義，死了反而更好，這也沒什麼關係，重要的事要學會辨別一些無用的思維模式並且糾正過來。如果把精神分析治療比作天主教堂的告解室，那麼認知行為療法更像是冥想時用的蒲團，或者是馬可·奧勒留《沉思錄》里的一個章節，關注點在於人們如何對思維做出回應，而不是思維中承載的更深層次的心理含義。

內省力已經過時了，精神病學領域如此，人們的日常生活也不例外。現代意義上的心理自我完善無一不是依賴於我們的血肉之軀。不管我們知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麼，我們都把它看作是一種生理層面的追求。你也許也注意到了，現在人們一般不會每天去曬日光浴或者堅持鍛煉，而是「補充維他命D」或者「釋放內啡肽」。假設你喜歡冥想和觀察，看到一篇關於一位僧人被推進磁共振成像儀的文章，你難道會無動於衷嗎？你夾起三文魚大快朵頤的同時，難道不會計算自己的歐米珈-3脂肪酸攝入量？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剛從抑鬱情緒中恢復過來，都得歸功於「大腦的原始人飲食法（paleo）」，也就是規律睡眠、多步行、多吃綠葉蔬菜。這些不同於百憂解，但基本原則是一樣的：靠外部行為修復心理機能，改善心理健康。奧爾德斯·赫胥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創造了一種叫「唆麻」（Soma）小藥片，讓人們免受情緒的折磨，永遠生活在幸福極樂的狀態中。赫胥黎搭建了一個著名的反烏托邦世界，但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在1998年的小說《臣服》中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人人都說，《美麗新世界》是一場極權主義的噩夢……這都是虛偽的人在胡說八道。《美麗新世界》里的社會簡直就是天堂。」一定程度上。書中的「新世界」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縮影，在那裡人類的內省力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取而代之的是對情緒分毫不差的標準化生理干預。

相較之下，精神分析則建立在這樣的基本信念之上：把個體的生活經驗放在首位，而內省具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即思想具有力量。因此，精神分析治療的方法植根於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的談話。精神分析學的基本觀點令人振奮：頭腦本身就有形成情緒和思維的原料，如果人們能學會從正確的角度內省自己，就會開始看清自己的內心世界。弗洛伊德曾經說過，他的心理治療目的是「把精神上的痛苦轉化成為日常的不快樂」，這個說法也許不那麼具有革命性，但也絕不是無關痛癢。正如哈斯特維特所說，在我們評價精神分析學和繼它以後的分支學科時，唯一的問題是：聊天能讓病人的癥狀消失嗎？實質上，唯一值得存疑的是，能夠單憑主觀思想看穿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嗎？

腦科學和精神分析學的基本矛盾其實就是「意識」的難題：主觀和客觀對現實的解讀似乎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神經精神分析的內核是強調第一人稱的視角，並致力於把這種方法帶到神經學研究中。索姆斯解釋說，神經精神分析學的研究重心並不是精神分析學迷宮般的漫長歷史，而是弗洛伊德原創性的哲學觀點——他把尊重自然科學和重視人類心理融合在一起。

「精神分析學本身並不重要，」索姆斯也常常這樣告訴他的學生：「但它研究的對象十分重要。」

索姆斯等科學家對腦科學研究滿腔熱忱，但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取消主義」（eliminativism）讓他們深受打擊。這些哲學家包括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帕特里夏·丘奇蘭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馬薩諸塞州塔夫茨大學的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們摒棄所有有關信念、渴望和感覺的研究。然而正如索姆斯在2011年的一篇論文里所闡述的那樣，神經精神分析學主張「我們可以通過研究人的意識來了解心理結構的本質，而這些是人類的肉眼不管藉助多麼先進的科學儀器都無法看到的。」索姆斯還介紹說，現代的腦科學碰上精神意識大多都陷入了泥潭。總而言之，神經精神分析學就是要結束這種尷尬的局面。

「我們需要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一種方法來認真對待心理的本質。」

這就是為什麼相對於他的象徵意義而言，弗洛伊德的理論對學術領域重要性沒那麼大。我一直納悶：為什麼要一直抓住弗洛伊德不放？人們對弗洛伊德評價兩極分野，爭議之大以至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爆發了一場「弗洛伊德戰爭」，正如科學史學家約翰·弗雷斯特（John Forrester）在1997年所說，他們「衷心希望弗洛伊德從未來到過這個世界上，或者是沒能完成自己的研究，這樣他的學說也就沒有影響力了」。為什麼不避開富有爭議的弗洛伊德主義，談談用存在主義觀點來看待心理問題的精神治療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呢？或是研究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的「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他把人類的基本渴望放在首位，賦予生命意義。要不介紹一下現象學的哲學傳統也行——基本原則就是「意識的內在存有超越一切。

用神經學家拉瑪錢德朗的《尋找腦中的幻影》（Phantoms in the Brain）中的一句話來說，弗洛伊德在神經精神分析學領域中是一種象徵，「和心臟科醫師心臟，或者天文學家研究行星的運行軌跡一樣，人們也能以相同的方式發現精神生活的法則。」而從臨床醫學的角度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弗洛伊德之前從沒有過我們今天所說的精神療法。在亞隆1992年的小說《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中，弗洛伊德的導師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 Breuer）在當時這個有名無實的德國哲學家面前也十分茫然，不知道能提出什麼忠告，讓他走出沮喪：「絕望是無葯可醫的，沒有醫生能治療人的靈魂，」他對弗洛伊德說。布羅伊爾只能為他推薦一些理療溫泉，或者「去找個牧師聊聊。」

在弗洛伊德之後就湧現了許多「靈魂醫師」，他們帶著獨特的理解對個人展開治療。神經精神分析學繼承了弗洛伊德的遺產，學者們吸收了他的基本理論——內心世界是可以探知的，心理學能讓我們生活得更好。無論他有多少理論被推翻，對索姆斯等學者來說，單看他的聲望和對學術抱負的真摯，弗洛伊德也值得學術界致敬。然而，就像索姆斯自己和我說的那樣，「我們需要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一種方法來認真對待心理的本質。因為弗洛伊德在這方面研究得最透徹，那麼我就該以他作為起點。」

隱藏主觀觀點是個誘人的想法，而這種吸引力反映了在核磁共振機普及的腦科學時代我們的一種思想矛盾。人們的注意力被內啡肽和血清素增強劑奪去，冷落了麻煩的「逃跑或戰鬥反應」。然而即便有證據能表明我們需要《美麗新世界》里的那種完全心理控制，這本書依然只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著名的反烏托邦文學。人們依然害怕獨特個人經歷被籠統地歸入所有生物都適用的生理學邏輯。大多數人心底里還是希望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我們想要的生活，我們的恐懼和渴望——是有意義的。精神分析學讓生活變得豐富、有意義，還有些神秘感，我們的生活是一本小說，而不是標準化的教科書，至少在這個層面上，精神分析學能博得我們的歡心。

當然了，有時候精神分析也會過猶不及：把我們的內心世界和希臘神話中無盡的動蕩相類比，這樣的想像總能取悅我們；我們的夢境充滿了象徵意義，這樣的理解也能滿足我們的自戀。（同樣地，這種自戀驅使我們向其他人講述自己的夢，也讓我們覺得別人的夢沉悶無聊。）不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則是：沒有一種普遍化的理論能完全解讀一個人的思想，更別說適用於所有人了。

用理性解讀意識給我們帶來一種安慰。沒有更多的模稜兩可，所有事情都是可測量、可修改的。

可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希望和另外75億人一樣，完全活在生物化學的框架里。那是一個多麼單調的世界！在方程式一樣的生活中會丟失一些東西，雖然我們一般不會說出來。精神分析學能在人文學科中存活下來不是沒有原因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哈姆雷特》和《麥克白》，以及歌德的《浮士德》。一個世紀以來，諸如赫伯特·威爾斯（H G Wells）、弗吉尼亞·伍爾夫、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和保羅·奧斯特等許多作家都受到了他的鼓舞。和精神分析學一樣，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也推崇個體豐盛的生命，主張現實居於主觀而不是客觀之中；和精神分析學一樣，在這個科技時代，人文科學也被視作走上了下坡路，在冷酷的技術統治論面前相形見絀。兩者有類似的追求，都有相同的本質——對自己的暗示會影響到我們如何自處。

在這樣矛盾的背景下，神經精神分析學繼續向前推進，試圖用一個人的經歷來補充對大腦的研究，對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筆下的「意識的奇蹟——窗頁搖擺，在虛無的黑夜中辟出一片陽光普照的風景」有一個不偏不倚的解釋。

這個緊張的進程讓我們認識了自己。蘇珊·桑塔格在1977年的著作《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寫道：「心理學的名氣和說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一種升華後的唯心主義。它用一種世俗的、看似科學的方式斷言，『精神』高於物質。」弗洛伊德是一個堅定地無神論者，他對宗教「彷彿置身於廣博、無邊的海洋中的感覺」不以為然。但是在今天，肯定內省力的革命性作用，就意味著要肯定傳統精神比現代科學更容易調動個人能動性。而正如精神分析學不會死亡一樣，精神和它的各種變體也不會消失。

從某一角度來看，「沒有一個本質的自我」是一個流行時髦並且解放束縛的說法——但也讓生活變得艱難。在我們的腦海中，人從搖籃走到墳墓的一生是有重大意義的——人生經歷的萬花筒不斷聚合成一個奇怪的小白點，我們給它安了一個過時的標籤——「靈魂」。我同意索姆斯的說法，思想被如此貶低，是一個緩慢的悲劇。弗里德里希·尼采認為，還沒有人真正達到無神論的境界，我們只是把人類悄悄捧上了神壇。但你能因此怪罪我們嗎？人類至上主義一直是我們最主要的信仰。如果說人們崇拜的真的是人類自己，那麼桑塔格的「升華」理論就是一種雙重欺騙了——一邊高唱物質第一性，一邊灌輸著別的意識層面的東西。

神經科學是一門神奇的科學，我們離不開它，也有理由為之著迷。我自己也生活在弔詭的雙重思想中，我也會追求補充維生素D和歐米伽-3脂肪酸。但弗洛伊德的理論對我仍有誘惑，儘管一開始我也被誤導了。我回想起許多年前，我去一個勞累過度的醫生的診所看病，十分鐘後他就用一張左洛復（抗抑鬱葯）的處方單打發了我。大約是同一個時候，我開始讀阿爾伯特·加繆的書，書中對苦樂參半的生活的悅納如同上帝的手輕撫我的肩膀。後來我沒有服用過那瓶左洛復，逐漸發現改變觀察世界的方式就足夠治癒自己了。後來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喬治·奧威爾、佛教和Tool樂隊成了我內心生活最有意思的發現，它們以純粹思想的形式為我所吸收，貫穿我的意識，在折射到現實生活中，成為我生活中的一個角色，一個存在，一個見證。我還不知道怎麼把這個維度的生活塞到神經學框架中，但我依然覺得，無論有沒有弗洛伊德，我們都應該試一試。

（原文作者M M Owen是一位自由作家，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同時也是獨立出版社Misfit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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