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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替代的,不僅僅是你國的冬至

原標題:聖誕節替代的,不僅僅是你國的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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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耶穌基督誕生的聖誕節,一開始來到中國時不叫聖誕,而是叫做外國冬至。在國人的眼裡,這一天對於西方人的重要性,就如我天朝的冬至。

冬至是陰氣消退、陽氣漸復的分界,因此數千年來,這一天都是歷朝歷代從君到民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的大日子。宋朝開始就有了冬至黃金周,全國人民放假五日,開開心心尋歡作樂。到了晚清,冬至這一天朝廷有正式典禮,而地方官民則一律停業慶賀。就算是英法租界的會審衙門,這一天也暫停審案,表示對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尊敬。



在中國,冬至大如年。所以1872年《申報》第一次報道上海的聖誕時稱為「耶穌誕日」,第二年就稱為「西國冬至」了。因為歪果仁熱鬧的慶賀場面,跟中國人過冬至是一樣一樣的啊。據當時的記載,在上海租界內的老外用冬青和柏葉做成花門,各家店鋪裝修得豪華璀璨閃閃發光,各種貨物琳琅滿目令人目眩神搖。即便是送貨的馬車快遞員,打扮得也跟馬戲團的小丑一樣。


「中國冬至節在聖誕節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此。它的外表節目有許多與聖誕節相同,就是冬盡春回冬至一陽生等等,一部分意義和習俗也有相同之點。所以聖誕節一傳到中國,就被稱為『外國冬至』了。」以《申報》的報道而言,這樣的觀察大致不差。

但值得注意的是,聖誕節作為約定俗成的名稱被固定下來,已經差不多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的事。而在聖誕節正式成名之前,冬至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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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把清政府扔進了歷史的故紙堆。既然是新的民國新的時代,怎麼還能使用以前的節歷呢?民國始創者躊躇滿志:從今以後,都用西方的公曆也就是陽曆!中國的舊曆也就是陰曆,從此一邊呆著去吧!


鄙視陰曆到了什麼樣的程度?甚至不準民間過年。也許是因為這原因,1912和1913年的兩次冬至,《申報》都沒有相關報道。在以往的冬至,這一天百官向皇帝朝賀,而百姓縱酒行樂,朝野各有自己的冬至儀式。


不過冬至那時還並沒有走得很遠。1914年,袁世凱就任民國正式大總統後,尊孔復古。北京政府正式定農曆的大年初一、端午、中秋和冬至為「四節」。而為了配合袁的稱帝活動,1914年的冬至還舉行了民國第一次祭天禮。所以今天大家能有春節可過,某種程度上而言,似乎還要把功勞記在反面人物袁世凱的賬上。


但是袁世凱當得了皇帝,卻終究救不了冬至。袁世凱死後雖然冬至還是被保留為節日,但隨著袁的死對頭、孫中山的國民黨掌權,很快掃除了一切舊節俗,冬至作為官方定下來的節俗被取消了。從此雖然冬至還在日曆上作為小字存在,但由於缺少了官方提供的儀式感——甚至是刻意禁止重現儀式感——的情況下,冬至在民間漸漸消失。到了今天,只是變成了一道該吃羊肉還是餃子的選擇題的出題日而已。


與此相對照的是,聖誕節卻在辛亥革命之後,慢慢地開始風行。雖然沒有國外的宗教意味,但歡樂意味卻在國人的世俗生活里,越來越佔據著比冬至重要得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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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一開始,只是租界的洋人過。但在光緒中期之後,越來越多的國人也加入到了過節的行列中。1888年,教會的聖誕彌撒主要是外國人參加,到會人數不過幾百。1898年,到虹口教堂觀禮的多達三千餘人,停車都沒位置。

而教會組織的活動也少了許多宗教味,增加了不少的世俗歡樂氣氛。慶祝活動有魔術、滑稽戲、合唱等等,聖誕老人也出現了,聖誕賀卡也開始漫天發散。據當時報道記載,「男女老幼皆眉飛色舞,笑容可掬。」一個宗教節日,越來越向世俗化的歡樂主題演化。


當時的神職人員宣稱,耶穌是一位和平使者。例如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就表示,聖誕精神就是「對人類表示美好意願以及和平」;《申報》總編陳冷也認為,耶穌的降生日是和平紀念日,自然是「親愛而和樂」。


但是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基督在《新約·馬太福音》里是這樣說的: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不管耶穌基督怎麼說,那幾年的中國和世界都不太平。中國軍閥混戰,除了佛系之外直系皖系奉系打成一片;歐洲正是一戰的黃金時刻,重機槍芥子毒氣你方唱罷我登場。在亂世之中的人民,比以往盼望冬至更加盼望和平和快樂的聖誕節。


所以雖然國民黨掌權之後,一度採取相當強勢的民族主義政策,但聖誕節在民間仍然未受影響。雖然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曾經發聲,反對聖誕在中國的盛囂塵上,但聖誕的熱度一直不降,就算在日本侵華佔領上海期間,聖誕時各娛樂場所仍然通宵達旦地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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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開始西方聖誕節只是叫「外國冬至」而不是直接稱為「聖誕」?因為自古以來,「聖誕」和「聖誕節」就是神仙皇帝們生日的尊號,比如西王母、佛祖和楊貴妃的老公唐明皇。除了神仙皇帝,還有孔子。孔子的誕辰農曆八月二十七日,一度也被稱為「聖誕節」。


但是中國的近代化和城市化,決定了孔子誕辰遠遠沒有耶穌誕辰能讓人高興。1934年國民黨第一次隆重慶祝孔子誕辰,但當年冬天,幾乎各大城市都在熱鬧地慶祝耶穌誕辰。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吳貫因由此感慨道:「回憶童年,一言聖誕二字,人人皆知在舊曆八月二十七日,今也外國本位文化,步步進逼,土聖人竟為洋聖人所打倒,於是聖誕日期,遂由夏曆八月二十七日,移至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矣。」


一變就難以再變回來,聖誕終於取代了中國本土神祗、聖人和皇帝,終於成了西方聖人耶穌基督生日的專有名詞。而外來文化隨著堅船利炮對本國文化的入侵,也在中國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20年代,就一度產生過「非基督教行動」,許多學生號召市民抵制這一節日。激憤者甚至宣言:「聖誕節」三個字是蘸著中國這個弱小民族的血寫成的。


但似乎已經來不及了。「聖誕節」在中國的深化,已經走進了甚至是最激烈反對者的潛意識。1926年12月25日《民國日報》「覺悟·非基督運動特刊」上有一篇《反對基督教》的文章,最後高喊「打倒基督教!反對文化侵略!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打倒帝國主義!」——但落款卻是「一九二六年聖誕節前五天於上海大學」。


雖然反對基督教,但卻視「聖誕節」之名為當然。說明在年輕一代心裡,流行文化和當時風尚已經抹去了「聖誕」在他們心裡最後一點中國傳統文化的痕迹,已經理所當然地接受為專屬耶穌的節名——然後再加以反對。


從冬至到聖誕節,短短一百餘年,不過是中國巨大變革進程中的一個縮影。中國艱難地向現代化轉型,作為近代史的主題已是人所共識。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應該引進什麼、應該保留什麼、應該固守多少傳統、又應該擁抱多少異域文化,一直都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



中國就這樣跌跌撞撞地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前行,眼看冬至從具備最深厚傳統文化氣蘊的節日、變成了段子里一年一度的羊族殉難日,再眼看聖誕節這三個中國字變成了小孩子們的禮物盼望、變成了青年中年人們的狂歡和購物、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國外玩意。至於代價,沒人會去算,也沒人算得清。


參考:邵志擇《從「外國冬至」到「聖誕節」:耶穌誕辰在近代中國的節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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