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舉若神寫石鼓

一

唐代初期在天興縣（今陝西省鳳翔縣）出土了十個石碣，每個石碣約有一米多高，碣上均刻有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古詩。這些石碣形似鼓，因此被稱為石鼓，又因為鐫刻的古詩內容多記述秦國國君遊獵行樂之事，因此又被稱為獵碣。儘管《石鼓文》出土時間甚早，但關於《石鼓文》的研究卻一直處於停滯的狀態，直到清代碑學之風盛行，篆書得到了新的發展，書壇才又重新出現了關於《石鼓文》的創作，其中又以鄧石如、楊沂孫、吳大澂三人的成就最為突出，他們在篆書領域的藝術理念及審美追求，對後來吳昌碩的創作實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屏

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得以長足發展，除自身的努力之外，首先不能忽視的就是時代背景的影響。自唐代至明代，篆書的發展始終不見起色，特別是唐代出土的《石鼓文》，雖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關注，但卻遠遠沒達到重視的程度，大部分書家對於篆書的認識還是簡單地停留在「以篆為源」的習書觀念上，認為篆書的作用只不過是為了訓練書家的中鋒用筆而已，更不用說鮮為人所知的《石鼓文》了。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朝初期，書壇上寫篆書的書家寥寥無幾，有則也是良莠不齊。直到碑學的崛起，才一掃書壇篆書萎靡的局面，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分別以《分變》《說分》《本漢》等篇章對篆書進行了專門的討論與研究，其中在《說分》中，康有為指出：

但以《石鼓》為大宗，鐘鼎輔之，《琅琊》為小宗，西漢分輔之。馳思於萬物之表，結體於八分以上。合篆隸陶鑄為之。奇態異變，雜沓弊端，操之極熟，當有境界，亦不患無立錐之地也。

康有為的論斷擲地有聲，已經力圖糾正長久以來非「二李」不師的情況，而是主張上溯先秦，特別是他主張以《石鼓文》為大宗，顯然是將這一不受重視的書體重新拉進人們的視野之中。

在篆書實踐上最先衝破藩籬的是鄧石如，他打破了歷來篆書必學「二李」的成法定式，使用長鋒羊毫筆在技巧與審美上重新開拓了篆書的新領域，推到了以往學習「二李」的作篆習慣，創立的從漢碑碑額得悟筆法的新篆書創作模式。後來的楊沂孫，在繼承鄧石如篆書的基礎上，率先吸收借鑒了《石鼓文》的章法結構，將鄧石如縱長的單字字勢趨向方正，線條作首粗尾細狀，用筆嚴謹，一絲不苟，於沉鬱中見肅穆，形成自己獨特的審美特徵。

正是這些人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才為清末篆書的二次崛起打下了基礎，自然也為吳昌碩個人的創作實踐，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屏

二

在吳昌碩的篆書書法作品中，《石鼓文》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年齡跨度也頗為廣大，從四十歲直到八十歲，其中七十歲以後書寫的數量相對更多一些。吳昌碩的藝術創作生涯是自篆刻開始的，因此，他接觸並開始學習篆書的時間也就相對更早一些。光緒六年（一八八），三十七歲的吳昌碩來到蘇州，寄居在吳雲的「兩罍軒」，藉助吳雲豐富的收藏，作為自己研究金石書法篆刻的材料。對於金石書法的潛心鑽研，加之金石考據之學興盛，崇尚金石碑學的社會風尚，無疑加快了吳昌碩進步的腳步，他個人所能接觸到的師長、朋友也大多是嗜古之人，主觀上的努力加上客觀條件的便利，對吳昌碩學習篆書、篆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吳昌碩早年的篆書並沒有摻雜《石鼓文》的因素，仍是以學習秦小篆為主，兼學習同時代的書法家，取法鄧石如、楊沂孫等人，其作篆書具有明顯的繼承性。作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春正月的七言篆書對聯《司馬名高文紀漢，隃麋光重字臨王》，為吳昌碩相對比較可靠的早期作品，當時吳昌碩三十五歲，此時的吳昌碩尚處於博採眾長的學習階段，個人面貌尚未形成，與成熟時期的作品相比，此幅對聯的用筆明顯更加稚嫩，運筆過程中也時有刻意的停頓，以「司」「隃」二字為明顯特徵，字形結構方正平和，尚未達到成熟時期挺拔縱長的特徵，筆畫橫平豎直，一板一眼毫不含糊，因此點畫也就偏於瘦硬，筆畫的接筆處尚未能達到一氣呵成的程度，接筆處寫得相對比較慢，所以板滯遲疑的情況尚且存在。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可以視作吳昌碩篆書創作實踐中的一次重要轉折，吳昌碩開始接觸到了《石鼓文》的拓本，並在蘇州收到了好友潘鍾瑞贈送的《石鼓文》拓本。潘鍾瑞（一八二三，一說一八三三—一八九），字麟生，號瘦羊，別署香禪居士。潘鍾瑞嗜好詩詞，是咸豐、同治年間著名的吳派聲律派詞人，有《香禪詞》傳世。此外，潘鍾瑞也擅長書法篆刻，尤其擅長北魏和隋楷，在金石考證方面也頗有建樹，有《奉思錄》《虎阜石刻僅存錄》《蘇台麋鹿記》《庚申噩夢記》等著作流傳。吳、潘兩人訂交大約是在一八八一年左右，吳昌碩《懷人詩》中曾有一首寫潘鍾瑞說：

黃山白岳幾回看，經過嚴陵七里灘，聽水聽風隨處見可，香禪居士著蒲團。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屏

潘鍾瑞向以金石考據自娛，每每得到珍貴的金石碑版，都要和吳昌碩一同欣賞研究，吳昌碩的書畫作品常常由潘鍾瑞題跋，而潘鍾瑞的印章也是交由吳昌碩奏刀，二人交往頻繁，感情甚篤，吳昌碩與潘鍾瑞大有知音之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九月十二日，吳昌碩與潘鍾瑞同游虎丘，吳昌碩當即賦詩以酬知己，而潘鍾瑞知吳昌碩也素有金石癖好，尤其嗜好《石鼓文》，於是就將當朝名臣汪鳴鑾手拓的《石鼓文》精拓本贈送給了吳昌碩，吳昌碩如獲至寶，竟然作了一首《瘦羊贈汪郋亭司業鳴鑾手拓石鼓精本》的長詩來抒發自己的興奮之情：

郋亭匊水洗石鼓，氈蠟登登忘辛苦。天一閣本付劫灰，楮墨如此前無古。……清光日日照臨池，汲干古井礳黃武。

詩中既包含了吳昌碩彼時的興奮欣喜之情，同時「從茲刻畫年復年，心摹手追力愈努」一句，也表達了吳昌碩決意終生學習《石鼓文》的決心。

其實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吳昌碩到蘇州，從楊峴學金石書法及詩文時，就已經開始臨寫《石鼓文》了。當時吳昌碩在楊峴住宅旁邊賃下房子，以便能時時請教。楊峴對吳昌碩也頗為滿意，作有《吳倉石索玉蘭花為供戲媵以詩》《吳倉石得吳侃叔送張文漁之吳門為阮文達影摹宋拓鐘鼎款識詩一紙裝成長卷索題》《吳倉石畫梅花歌》《吳倉石蕪園圖短歌四首》《吳倉石行看子二首》《為沈公周題吳倉石畫筍小幀》《吳倉石畫鍾馗像》《吳倉石畫荷花二首》詩文數篇，皆為吳昌碩所賦。《遲鴻軒集》吳昌碩作跋說：

憶俊卿從學時，先生罷官寓吳門，愛之如忘年交，賃居廡下，有作輒呈正，為談詩學源流正變及斟酌字句，自朝至暮無倦容。

雖然吳昌碩當時也接觸了《石鼓文》，只不過尚未得窺堂奧。而得到潘鍾瑞所贈的《石鼓文》拓片後，吳昌碩筆耕不輟，竟日揮毫臨習。也就是從這時候起，吳昌碩正式開始臨習《石鼓文》拓本，從此逐步深入，並終其一生。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屏

三

一九九年，吳昌碩六十六歲，作《扁舟不獨如張翰，逐世誰能識子瞻》，《論詩說劍俱弟一，社酒寒燈樂未央》篆書聯，與初期相比，吳昌碩此階段書寫的《石鼓文》，在用筆方面已經可以較為熟練地把握了，行筆、轉折處方中寓圓，較初期遠為果斷遒勁，線條也比初期更為寬厚，金石斑駁的意趣更濃，接筆處已經能夠明顯感受到吳昌碩對於書寫節奏的調整與把控，作品的整體節奏變化因而更加豐富。在結體方面，吳昌碩打破了《石鼓文》固定的方正結構，將秦小篆的特點融入其中，有意識地稍稍拉長每個字的長度，從而將他自己筆下的石鼓文與鄧石如、吳熙載筆下的篆書風格相結合起來。此時吳昌碩的篆書書法，雖書出《石鼓文》，但卻能將秦小篆的造型結構融入其間，並積極吸收借鑒同時代書家的篆書特點，與初期相比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

一九一五年冬天，吳昌碩書《〈石鼓文〉四條屏》，自題：

日昨薄游虞山，於市肆見皋文張先生臨天一閣本《獵碣》，為晉和仁兄背撫一過，自視頗得鋪豪神味。乙卯孟冬吳昌碩。

吳昌碩時年七十二歲，兩年前他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社長，翌年大名鼎鼎的篆書《西泠印社記》寫就。從這件四條屏就可以看出，吳昌碩在這一階段的書法與前一階段又有所不同，個人風格進一步強化與成熟。用筆渾樸厚重，形格飽滿，真氣鼓盪，所用的毛筆與前期相比應該也有了改變，晚年吳昌碩使用的毛筆筆鋒應當更短，筆肚更飽滿，純靠手指的動作來增強毛筆與紙面之間的摩擦，紙面拒筆的效果更加明顯。起筆藏鋒回護，行筆過程中純中鋒用筆，線條圓潤而充實，收筆處或者是戛然而止，猛提起筆，或者是輕頓緩提，有意識為垂腳造型，但貫穿其中的，都是遒勁老辣的藝術美感。單字結體茂密而緊湊，不再可以追求早期的一味方正，而是正欹互用，體勢上還依舊延續了前一階段的縱長取勢，單字左低右高的傾向非常明顯，將篆書原本端穩莊重的特徵，寓於高低錯落之中。整體章法布局方面，也是疏密有致，避讓得體，緊密處與空白處大開大闔，形成鮮明響亮的對比，而在這樣明顯的對比中，仍能保持相互呼應的關係，因此整體上仍不失篆書之雍容端莊。在用墨方面，七十歲以後吳昌碩多以濕筆濃墨為主，起首處儘可能地飽墨鋪毫，以求氣韻之生動，而當墨盡筆干之時，則全靠力貫筆管的中鋒用筆，反倒更增添了蒼茫拙樸的韻味。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屏

綜觀吳昌碩臨習《石鼓文》的過程，大體上還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基本上還是延續了從清逸到渾厚、從平穩到縱肆、從整齊到參差的發展過程，這與一般書家的書寫發展脈絡基本一致，隨著認識的加深與技巧的熟練，最終形成老辣恣肆、雄強彪悍的篆書書風。

四

《石鼓文》對於吳昌碩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篆書一體，在其他書體方面，也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吳昌碩的隸書並不像篆書那樣流傳廣泛，特別是他的隸書多晚年所作，但他有經年累月《石鼓文》的基礎，因此吳昌碩的隸書不寫則已，一出手則必然與眾不同。

吳昌碩隸書的根本還是漢碑，但他沒有博取眾家之所長，而是獨取一家，專而習之。吳昌碩選擇了和自己性情較為接近的《祀三公山碑》作為臨習對象，其隸書點畫粗壯結實，氣息渾厚，而在單字字形上，他吸取了自己學習《石鼓文》的經驗，將字勢處理成左低右高的錯落形式，而隸書慣用的波磔挑剔也作含蓄化處理，隱含於筆畫之間，含而不露，蓄勢不發。並且，吳昌碩將隸書的起筆與收筆處作圓鈍藏鋒處理，這使得他的隸書筆法看上去與篆書並沒有太過明顯的分別，也正因為如此，吳昌碩的隸書格調才比一般單純師法漢碑的書家更為高古，別人取法漢碑，他取法秦篆，面目自然也就更為樸實拙厚。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屏

吳昌碩的隸書成就之所以不容忽視，實際上正是因為他的隸書和那些通常以章法整齊精密，筆畫左右飛揚的隸書大相徑庭，他將篆書的意趣融進隸書創作當中，自然顯得古意盎然。再加上吳昌碩的隸書多數是晚年寫就的，對於筆、墨的駕馭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所以，哪怕吳昌碩書法之意不在斯，但他所作的隸書，格調仍然比那些專作隸書的書家還要更勝一籌。

綜上所述，《石鼓文》對於吳昌碩書法的影響可以說是具體、廣泛且深遠的。不管吳昌碩早年如何學習楊沂孫，晚年如何醉心《散氏盤銘文》，《石鼓文》從始至終都是他反覆臨摹、學習、體會的範本。需要注意的是，吳昌碩的石鼓文個人風格太過強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使他本就狹窄的書法取法更加有跡可循，極容易落入單調、媚俗的境地。兼取古法的同時，也不為個人過於強烈的書風所困囿，這也是吳昌碩學習《石鼓文》留給當代人的借鑒意義之一。

本文刊發於《書法》2017年第12期

原題為《掀舉若神寫石鼓——論對吳昌碩書法創作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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