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Science怎麼說：女性科研工作者應該如何看待孩子對科研生涯的影響
前言：據2015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統計，2013年，女學士佔比53％、女碩士生也是53％、女博士生是43％，這個比例並不低，但女科學家佔比僅有28％。
28歲～35歲這一階段是科研工作的黃金年齡段，男女科學家的科研前途差距也是在30歲左右拉開的。這一階段的女性雖正值青春年華，但不得不為家庭和孩子作出犧牲。
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在中國可能更嚴重。隨著學術地位的提升，女性的人數卻越來越少，女性科學家佔比不到三分之一，兩院院士中女性院士更是不足5%。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從國家、區域甚至全球等各個領域去改變這種不公平，肯定女性科學家的進步和貢獻。
2017年12月15日，Science雜誌發表了澳大利亞 La Trobe 大學Samantha Grover研究員的一篇短文：My children help my science（圖1）。講述了孩子對她科研工作的幫助。為了方便閱讀，BioWorld將全文翻譯如下。
圖1
28歲時，正在我讀博期間，我的生物鐘開始「叮叮叮叮」響個不停。我的理性告訴我：「額，這不是一個好時機。 事實A：我喜歡研究，想在學術界找到一份工作；事實B：我的部門只有兩名女教師，也沒有孩子。」 於是，我放棄了要孩子的想法，打算獲得終身職位，並在「職業中斷」之前發表至少十幾篇論文。但是生物學不能等待我的職業生涯。 在我34歲懷孕時，我非常高興，並對我預期會面臨的職業妥協感到害怕。
母親的身份暫時讓我離開了我的研究。 作為一個科學家母親7年時間後，我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我的孩子們實際上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好的科學家。
在我的第一個博士後階段的末尾，我的第一個兒子 Murray 出生，他激勵了我論文的發表。 在此之前的博士階段，我的論文草稿在電腦里拖延了近3年才發表。我在偏遠的亞熱帶地區進行的土壤科學野外工作的日常緊迫性使我從遊戲的核心規則中分心：發表或者滅亡。離開研究幾個月休產假使我意識到，如果我想繼續留在學術界的話我需要把我的工作變成文獻。對於一個沒有文章發表，沒有工作回報的新父母來說，被迫永遠離開科學感覺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前景。當我找到第二個博士後，重返工作崗位後，實際上，考慮到全天候的母乳餵養和將新家庭搬到海外，我還是優先考慮科研工作。
在我的第三個博士後期間，我第二個兒子Rory的出生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給了我空間和創造性思維的時間。他的出生耗費了我26個小時的超人耐力，這一壯舉也讓我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有無限的能力。幾個月後我開始跑步鍛煉，現在，4年過去了，每周在公園轉幾圈成了我最寶貴的工作時間。我的大腦轉動，創造性想法流過，棘手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像風景一樣閃過。另一方面，我的孩子也將富有創造力的思考時間帶入我忙碌、充滿活力的科學家日程。送Murray上學，推Rory的鞦韆，和定期家庭休閑假期，都是最好的科學思想產生的時間。
我的孩子們也帶來了一些幫助我工作的技巧。例如，在Murray上學的第一年，他的老師教他關於綠十字的知識。當他發現很難集中注意力時，可以看看教室牆上的綠十字架，數到10，然後把注意力轉到老師那裡。這個簡單的技巧的一個衍生版幫助我在各種長時間的大小會議中保持專註。當我的思緒飄走時，我就找到一些東西作為我的綠十字架，然後我回到了當前的話題。 今年早些時候，我和我的搭檔參加了一個「父母的情商」研討會， 情商在家庭和工作上都是無價的。對情商的學習讓我意識到，工作的不同部分適合不同的情緒。我開始安排我的工作以配合我一天的情緒節奏，並在需要時調整我的情緒以配合當時的工作，這些都幫助我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滿意度。
我不是去辯解照顧孩子會妨礙女性從事科學事業，因為性別偏見是活生生存在的。但希望通過分享我的孩子如何改進我的研究實踐，可以幫助改變研究機構的文化。 孩子並不能僅僅看作是科研生涯的障礙，成為父母后依然可以回來工作，並成長為更有見地更有效率的科學家。
本文作者Samantha Grover是澳大利亞 La Trobe大學的研究員。 她與科學家父母Emily Nicholson，Sharna Jamadar和Susanna Venn一起完善這些想法。
TAG:Bio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