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潮的人：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期創造的奇蹟！

西南聯大的奇蹟

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初，以學校的歷史與校長資歷而論，蔣夢麟應該居於領導地位，但他為了三校團結與整個中華民族復興事業，堅決主張沿襲長沙臨時大學時的體制，不設校長，實行常務委員制，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及秘書主任楊振聲組成，共同主持校務。大政方針實行合議制，推請梅貽琦為主席，實際主持學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務。原定三校校長輪流擔任常委會主席，實際上常駐昆明掌理校務的僅梅貽琦一人，並一直擔任常委會主席，實際負責聯大日常事務，蔣夢麟主要負責對外。他們三人之間的友誼與團結是西南聯大能在困難時期支持下來的根本因素。據比較接近他們的鄭天挺回憶：「聯大初成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北大蔣夢麟校長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梅貽琦校長說，『聯大事務還要月涵先生多負責』。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較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負責，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認真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校長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聯大三校各有相沿已久的特殊傳統和做法，因此三校能否在整個抗戰期間和睦相處，共同發展，實在是對三校同人尤其是三校領導的重大考驗。在整個聯大時期，三校之間有聯合的部分，也有不聯合的部分，在聯大之外，各校還保留著自己的某些行政機構和教學組織系統，各自設有辦事處，負責處理純屬各校自己的事務。北大辦事處內設有校長辦公室，秘書為章廷謙；教務處，教務長為樊際昌；秘書處，秘書長為鄭天挺。另外還設有文牘組、會計組、事務組、出版組及圖書館等。北大教職員參加聯大工作，除由聯大發給聘書外，北大還發給聘書。北大並建設有自己的宿舍區。北大學生戰時入聯大就讀的，仍然保留北大學籍，並在畢業時領取北京大學發給的畢業證書。自1938年起，至1946年止，北大畢業生總計三百七十二人。

由於戰爭而停止活動的北大研究院，於1939年夏在昆明恢復活動，開始招收研究生。北大研究院屬於北大系統內，不受聯大領導，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屬北大學籍。到抗戰結束，北大研究院共設有三個研究所十二個學部。

梅貽琦說過，西南聯大好比一個戲班子，總要有一個班底，這個班底就是清華。因此在聯大校級辦事機關的職員，便以清華人為主，北大、南開只是派出一些名角共同演出。這種演出基本上說來很成功，配合也很協調。當時還有一個西北聯合大學，也是從北京遷出去的幾個大學聯合起來而成的，設在陝西城固。但是他們內部經常有矛盾，鬧彆扭。蔣夢麟說，他們好比三個人穿兩條褲子，互相牽扯，誰也走不動。

反觀西南聯大，由於是獨立學校的聯合體，又由於聯大基本班底是清華人，因而蔣夢麟所領導的北大同人中對於聯大課程安排，經費分配，以及學生指導等不免常有不同意見，有時要請校長出來主持并力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前夕，北京大學以不動一草一木為原則，未運出任何設備，只有物理系將一個得到不易的凹面光柵及光譜儀的玻璃和水晶三稜鏡等極少數部件帶出。北京大學自己只有很少經費，加上維持一個駐昆明的北大辦事處，沒有力量維持多項研究工作，因此三校之間在經費使用上便不免有時要鬧些不愉快。但是每當遇到這種情況，蔣夢麟總是耐心勸大家容忍退讓。

其實，早在長沙臨時聯合大學時，三校之間的矛盾就已相當突出，北大一向是窮慣了，什麼事不一定要有什麼規模，只要有教員，有學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課。清華是有家當的學校，享受慣了「水木清華」的幽靜與安定。南開是好像脫離了天津的地氣，就得不到別的露潤似的。南開總覺得政府要在後方辦大學而要他們來參加，他們當然不能夠把家當挖出來。清華有穩定的基金，但是恪於條文不能隨時動用基金。蔣夢麟和葉公超一些教授，內中也有少數清華、南開的教授，天天沒有事就出去遊覽山水。晚上聊天的時候，關於三校同床異夢的情況，大家都避免表露出來，大家總是要打聽張伯苓的消息，究竟他什麼時候可以到長沙來。他們隔幾天就向教育部去電催駕，教育部回電很快，總是只說他們的電報轉給張校長了。梅校長也遲遲沒有確實消息。當時就有人主張蔣夢麟回到南京去一次，甚而至於說，假使張、梅兩位校長不來，大家就拆夥好了。蔣夢麟的反應是非常能夠表現他的性格的，在飯桌子上他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我們多等幾天沒有關係。」後來，張伯苓、梅貽琦終於都到了。親歷其事的葉公超多年之後依然感慨地說：整個抗戰期間，大後方高等教育沒有間斷，而能為政府繼續培養人才，蔣夢麟個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經歷過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普遍認為，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始終如一的聯合在一起以至抗戰勝利，三校複員，而三校之間精神上的契合無間，且更勝於前，他們不能不歸功於蔣夢麟。和夭折的東南聯大以及一時聯合而後又分立的西北聯大相比較，西南聯大九年的歷史是值得珍視的。

西南聯大的真正困難是由於時局動蕩，物價暴漲，經費短缺。當時三校合組長沙臨時大學時就規定，聯合大學的經費由三校分攤。各校按統一規定的比例提成交臨大。三校原來的經費來源不盡相同，北大由於是國立大學，其經費完全依靠國民政府的支持；南開為私立大學，抗戰爆發後經費來源枯竭，於是開始接受政府補貼；清華的經費在抗戰開始時仍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支付，一般說來經費來源最為可靠。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華經費來源也告中斷。從這時起，西南聯大的全部經費都只能依靠國民政府支付。然而從1937年9月開始，國民政府以抗戰為由，緊縮教育事業經費，將原核定的各國立學校的經費改按七成撥付。長沙臨大時期，北大以所領七成經費的一半上交給臨大，作為教職員薪金和維持教學的費用。餘下的一半作為本校校產保管和師生特殊救濟之用。自1938年4月以後即西南聯大時期，北大改按七成中的四成交給聯大，所餘三成經費，又被教育部以所謂「統籌救濟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及辦理高等教育事業之財源」為由規定全部上繳。從此以後，西南聯合大學的三個學校就不再有自己獨立的經費。三校各自辦事處的開支，則由教育部在上繳的三成經費內酌情發給，實際上難以維持所需。西南聯大每年經費的預算數為法幣一百二十萬元左右，僅及抗戰前清華一校的經費額。然而由於抗戰時期的實際困難，這個數字的經費國民政府也很難保證及時付給，總是一拖再拖。至於聯大校舍建築和圖書設備所需臨時費用，國民政府更是無法顧及。直到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才撥給聯大設備費三萬八千美元，其中三萬四百美元作為圖書購置和儀器設備費，其餘作為購置行政設備和裝運保險等費。在三校合併，人員倍增而貨幣不斷貶值的情況下，聯大在經費方面所遇到的困難是後人無法想像的。

西南聯大的困難首先體現在教師的生活上。從1937年9月起，教師的薪金被改為按七成發給（以五十元為基數，餘額按七成發給），加上各種名目的捐款，教師所得實際不多。從1940年起開始發給全薪，但是由於貨幣貶值，物價暴漲，教師所得的那點薪金便很難養家糊口。當時有人說，現在什麼都值錢，就是錢不值錢。教師所得到的，就是這種越來越不值錢的錢。因為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師們的生活也是很困難的。一個月的工資加到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完了。教師們多是靠兼職兼薪以為補貼。大多數的人是賣文，向報刊投稿，得一點稿費。能作古文的人，向當地富貴人家作「諛墓」之文，這樣的生意最好，因為可以得實物報酬。像劉文典就是比較典型的情況，他在聯大時期雖然心情可能比較鬱悶，但物質生活實在說來還是相對比較充裕的，因為他的古文作得好，很受當地富貴人家的歡迎。到了抗戰末期，聯大一部分教授組織了一個賣文賣字的會。說是要賣字，聞一多還給馮友蘭刻了兩個大圖章，以備使用。

當基本的生活難以為繼時，那真是斯文掃地，教授也就只能重回世俗，為溫飽而奮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和知識界有一部分人出於不同的考慮，設想通過一些特殊渠道向大後方這些寶貴的知識分子提供援助。當時情形似乎正如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費正清所描述的那樣：「我個人的奮鬥目標逐漸在心中明朗起來幫助和保護那些留美歸來的中國教授、學者，其中有些是在北京的老朋友。這就是我對當時形勢所作出的反應。在當時的中國，抗擊日本的事業實際上已被中美兩國的軍方所壟斷。我採取的對策是，把注意力轉向它處。當時，被動員起來的教授很少，甚至學生們也被看作是國家的稀有資源，必須保護他們健康成長，以備將來之需，而不要在戰場上消耗掉。一些被派駐在戰時中國的美國文職官員對中國前程感到幻滅，於是以救濟婦女、兒童或者搜集明代青花瓷器來解除心頭的鬱悶。從我個人來看，我並不反對抗日戰爭，但是我認為更為迫切的任務是拯救殘存的自由教育。」

然而不幸的是，美國援華會負責人在宣布這項消息時竟然說這些援助款項將用於補助中國高等學校里教授們的生活。於是將這條消息在報上一經披露，立即在中國引起極其強烈反響，有些人反對靠美國慈善團體的捐款來維持中國國立大學教授們的生活。蔣介石聽說後也勃然大怒，並立即將此項援助予以取消。據費正清記述，大約在1943年1月的一天上午，蔣夢麟因事來到費正清在重慶的寓所，他和費正清談到了美國聯合援華會的破產計劃。蔣夢麟的外貌很像梅貽琦頎長身材，風度翩翩，是個富有思想理智的人。他與梅貽琦均是昆明知識界的頭面人物，並以他們苦行僧的形象聞名。蔣夢麟此時早已不在北大工作，他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似乎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僅余的衣物、書籍都當賣殆盡，他的太太想找個工作，而他自己則回到昆明擔任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經濟上梅貽琦或許還更糟。梅夫人好不容易化名找了一個工作，但終究被人認了出來，於是只好放棄不幹。

蔣夢麟向聯大教職員通報了美國聯合援華會援助大學教授計劃被否決時，引起了大學教職員的強烈抗議。他們認為大學教授生活如此艱難，接受美國援助並不丟臉，既然國家可以接受租借法案，那麼教授們迫於生計，接受美國援助何嘗不可？蔣夢麟費了很大口舌勸阻教職員不要發表抗議文字。他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能否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保存骨幹力量，讓這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戰爭中喪失殆盡，將會使原來已經不振的高等教育更為混亂。蔣夢麟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就當時情況看，已經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損害。

中國政府不願意使用美國人的捐款解決中國教授的生活，而自己又拿不出錢來改善甚至可以說保證教授們的基本物質需求，於是教授們依然故我地在飢餓線上掙扎。到了1943年下半年，西南聯大教授每月薪俸已由戰前三百多元降至實值僅合戰前八元三角，僅能維持全家半月的最低生活。

中國教授生活苦不堪言，但西南聯大所獲得的成績卻是舉世公認。他們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不僅克服了文人相輕的惡習，而且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稱說的價值。在科學研究方面，蔣夢麟於1938年冬北大四十周年紀念時，特約各系教授撰文編印紀念論文集，其中所收的一些文章具有極高學術價值，如物理系教授吳大猷所撰有關多原分子之結構及其振動光譜的專論，就是一篇具有相當價值和獨創性的論文。

在人才培養方面，西南聯大的成績也極為可觀。培養出許多後來在學術界具有極大聲譽和成就，像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等，當時都是西南聯大學生。據他們當時的指導老師吳大猷教授說，當年在泥牆泥地的簡陋實驗室，以三菱柱放置木架上作分光儀，繼續進行研究。但在他擔任講授「古典力學」課程時，仍於學期結束時擬出十餘個不同的題目讓學生自行選擇進行研究，而楊振寧即選擇了其中以「群論討論多元分子之振動」的題目。到了1957年冬，楊振寧、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金時，他們不約而同致函吳大猷，說明他們多年以來的研究工作，均可追溯於吳大猷西南聯大時的啟示和那個論文題目。（未完待續）

編輯：張旭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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