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黨社：重讀毛家坪

秦文化專輯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史黨社

毛家坪遺址位於渭河南岸的甘肅省甘谷縣西部，是經過多次發掘的為數不多的秦文化遺址之一，對於早期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標本」作用。近年，毛家坪又有新的考古發現，本文欲從文化、族群、歷史地理三個角度，對毛家坪遺址的學術意義略加探討。

一.文化意義

近十多年在渭水上游、西漢水上游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早期秦文化以及與之比鄰的「西戎」寺窪文化的分布、面貌等有了新的認識。秦史中的「西戎」，是與周、秦相對的一個族群概念，用來指代商周以來的西北甘青一帶的土著。這些族群與周人、秦人聯繫緊密，西周以來與秦比鄰而居，和戰不定。作為族群意義上的「秦人」出現以後，他們也是構成秦人的主要成分之一，秦人早期的歷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與「西戎」的關係史。考古學者所認定的年代較早的寺窪文化、進入東周時代的毛家坪B組遺存，其主人就是文獻中的「西戎」。可是，這樣說來，仍然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傾向，特別是近年毛家坪、李崖遺址的發現，使我們知道，兩周時期「西戎」所使用的文化，包含有不同的文化因素，構成並不是單一的。

嚴格說來，秦文化只有在「秦人」得名、並且成為西方的主體族群之後才可能開始形成。西周中期，秦祖非子為周室養馬有功，被孝王封秦為附庸，「秦人」開始得名，隨後周宣王命秦仲為大夫、其子庄公為西垂大夫以伐「西戎」，秦人地位一步一步地不斷上升，這必然會有文化上的自覺，毛詩序說「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文化作為一種符號，它的社會意義對此時的秦人來說，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地位，二是族群身份。第一個方面，此時的秦人宗室，是作為周之臣下存在的，故其用來表達社會地位的，應與周的上層無別，所謂的「車馬禮樂侍御」，應該是類似於周人的那一套。第二個方面，秦與周並不同源，並長期生活於西方，秦宗室用文化對於自身族群身份的「表達」，也必然具有獨特性（例如人殉），周秦文化的差異，就存在於此點。與周文化的趨同與「分離」並存，在周文化的母體中，最終造就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秦文化。這個過程的完成，大概在春秋早期即秦受封為諸侯以後。

主流的文化總是與上層的「倡導」分不開，這會使下層或與之互動的異族跟風景從，並以「稀釋」的形態存在於後二者之中。毛家坪遺址，一定程度上就是秦的異族在這種影響下的產物，例如墓地中春秋時代的五鼎墓M2059，除了葬式為屈肢，其他方面如殉人、腰坑、車馬坑等特徵，都與秦宗室墓葬無別。

毛家坪不但給我們提供了上述文化形成與傳播的例證，也對我們認識「西戎」文化的整體面貌有所助益。

毛家坪墓地的主人，應是以冀戎為主體的人群。與典型的「西戎」文化遺址相較，毛家坪的整體文化面貌與中原周秦系統更為接近，所謂的「B組遺存」到東周時代才出現。這使我們知道，「西戎」所使用的文化，既有寺窪、「B組遺存」那樣典型的西北土著文化，也有中原周秦文化。西周中晚期秦人興起之後，有不少戎人進入到「秦人」之中，是構成「秦人」下層的主要成分。「西戎」不僅擁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同時受中原文化浸染，這正是商周「邊緣」地帶的歷史通相。強調這一認知，具有以下兩方面的意義。

首先，能使我們在判斷本地文化因素的族群歸屬時多加註意，在西至於隴西西河灘遺址、西南至於禮縣的所謂周秦文化的分布區內，西周以來應容許有戎系族群的存在。其次，在探索秦文化的淵源時，也需要加上以下考慮：秦文化中所具有的中原因素，不僅僅是秦人的主體——嬴姓秦人「學習」中原文化的結果，也當與進入到「秦人」之中的戎人有關。

二.族群意義

道起源於秦，是與縣同級的行政機構。商鞅變法之後，秦主要在西北、西南的「戎狄」、氐、羌族群之地設道，已知秦道數量以戎人故地隴西郡為多。如周振鶴先生所指出，縣、道最大的區別，是在行政制度上，如道保留了原來土著的管理方式，道下可能不設鄉里，租稅也有優惠。另外，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縣）有蠻夷曰道」，可知縣、道之別，不僅在體現在行政制度方面，還有著重要的族群意義。同樣出身「西戎」，但分設縣、道，證明在秦的精英、知識階層心目中，「西戎」是有差異的人群，有的與秦一樣屬於「華夏」，有的則屬「蠻夷」。縣、道的這種差別，有著深刻的文化歷史淵源。

現在的人類學者在談具有「民族」含義的族群概念時，已經在斯大林「幾個共同」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即不但注重民族的客觀特徵，也注重族群成員的主觀認同。在談民族認同時，有兩個核心要素經常被強調，一是共同的祖先，二是共同的文化。這樣的界定同樣適應於東周以來的族群分類，例如當時人們談「夷夏之辨」，除了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標準，共同的祖先血緣關係其實是用來「論證」共同的文化的。秦之上層辨「夷夏」而設縣、道，文化也發揮了重要的「邊界」作用，如下舉「戎狄」諸例。

上郡原為狄（翟）、胡所居，政治、文化上與晉系的國家聯繫緊密，文化上深受三晉的影響，並且秦之上郡，多得自魏之舊縣，故基本不設道。位於上郡西鄰之翟道，在秦屬於內史（一說屬上郡，如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在今子午嶺東側的黃陵一帶，其主人屬於與魏「界邊」之翟（《史記·匈奴列傳》泛稱為「戎」），從近年發現的寨頭河、史家河戰國墓地來看，其文化游牧色彩濃厚，與魏、秦皆有不同，故秦有其地而設道，墓地後段才有秦文化因素的進入，時間應在設道以後。關中東部大荔一帶，本大荔戎舊地，戰國早期秦滅之，戰國早中期秦魏在此爭奪激烈，從大荔朝邑戰國中期－秦代墓地來看，已經屬於秦文化系統，幾乎看不出大荔戎的蹤跡，故秦於此設臨晉縣而無大荔道，其族群當已淹沒於「秦人」之中。北地郡有朐衍道，地在今寧夏鹽池一帶（？），東周時代此處是游牧文化發達之地，秦在昭王滅義渠之後在此設道合於情理。隴西郡下的 道，地在今隴西－漳縣一帶，近年發現的漳縣墩坪墓地，應屬 戎的遺存，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戰國早期，文化面貌富有畜牧色彩，此後與秦的關係也並不友善，戰國中期秦獻公、孝公之時，秦兵臨渭首，斬 戎之王， 道之設當在此後。臨洮為狄戎之地，更在 戎之西，其與秦之政治關係之疏遠也可以想見，文化也必近於戎，所以與 一樣設道而治。張家川馬家塬、清水劉坪、秦安王窪幾處墓地，文化特徵接近，都表現出戎、胡、秦的複合色彩，並明顯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強烈影響。墓地的年代區間在戰國中晚期-秦代，其族屬頗難認定，有學者認為可能是綿竹戎，實際更可能是一支失載的異族，漢初此處有戎邑道，新莽改鎮戎亭，推測其道應屬戰國秦始設而漢因之（綿竹應更靠南而近渭水，在天水東一帶，秦封泥「綿諸丞印」說明秦在其地設縣而非道）。

這些例證雖未涉及整個「西戎」而不完整，但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戰國中期秦在西北設道的地區，文化上都明顯具有「戎狄」色彩；設縣的地區，文化基本都屬秦文化系統。類似的文化作用於族群分類、以至於縣道設置的實例，也存在於毛家坪。毛家坪遺址無疑位於後來秦的冀縣之內，《秦本紀》記載春秋初年的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初縣」邽、冀，即以兩地為秦之屬地，戰國中期以後正式成為邽、冀二縣。秦伐邽戎後遷其民於今陝西渭南一帶，後設下邽縣。冀戎卻無遷移記錄，故上文推測毛家坪遺址的主人應是以冀戎為主的人群。

從文化面貌看，毛家坪遺址與更西的隴西西河灘遺址，在更早的西周時期就受周文化的影響，後來又受秦上層文化的影響，例如溝西區墓地的M2059，墓主為頭向西的屈肢葬，隨葬有著名的「子車」戈以及秦式的五鼎四簋，另有六個殉人以及車馬坑、兵器等。溝西的另一貴族墓M2058與溝東的M1049，也屈肢並隨葬秦式的三鼎。這幾座高級別的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以屈肢判斷，墓主並非秦之同族，而應是《國語·晉語》所說的「掌其遠官」的「異姓之能」，屬於冀地的統治階層，只是在在葬俗方面尊從了秦之禮治。另外的級別較低的墓葬，葬俗、器物都與典型的同類秦墓無別。雖然東周時期，毛家坪有「B組遺存」存在，但毛家坪屬秦既久，文化總體上還是屬於中原系統，其主人自然不會被目為「蠻夷」，戰國中期正式劃分縣、道，設縣也是必然的結果。在此，文化因素決定了時人的「蠻夷」意象，並進一步通過行政手段，把它在族群分類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毛家坪再一次顯示了出來。

由此想開去，戰國中期為什麼只有秦設道，而同樣歷史上有大量「蠻夷」存在的三晉、楚、齊等國不設道呢？可能是由於這些國家立為諸侯較早，境內「蠻夷」被同化、融合比秦年代早而且更為徹底，而秦立國較晚，直到春秋中期穆公霸「西戎」才大規模涉足戎人領地，故「西戎」族群文化、族群發生變化要晚的多，而且不同的支系進程不同。秦在「西戎」中分設縣、道，也是適應了這個現實情況的，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不得以的行為。

三.歷史地理意義

通過毛家坪遺址的文化面貌，還有銅器墓、子車戈、人骨鑒定等資料，使我們可對冀的情況作以下推測。

第一，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期，冀是秦人的地盤，由國君委任大夫進行管理。作為秦版圖的西至，冀與邽、杜、鄭（三地分別在今天水、西安、華縣）一樣，秦人在這裡建立了比較穩固的統治，其地應屬後來的冀縣。

第二，冀與上述三地的地位十分重要，這裡應是秦人控制「西戎」的重要橋頭堡，也是秦人東向的重要支撐基地。從人骨的情況來看，毛家坪社會的下層，可能為秦承擔力役、軍賦等。

第三，子車氏曾經作為冀地的長官，身份是秦大夫，由國君委任管理冀地，但還不是後來郡縣制下可以隨時撤換的官員。子車應為秦之異族，是否就出自冀戎，還不一定。

鑒於以上推測，春秋早期－戰國中期之時，毛家坪所在的冀，雖然屬於秦的地盤，秦也在這裡實行管理，但還不是後來典型的郡縣之縣。若說是縣，那也屬於縣的早期形態，與後來郡縣制下典型的縣之間還有一段距離。《秦本紀》所記武公十年「初縣」邽、冀，應理解為以邽、冀為秦之縣鄙之地的意思，核心是說這裡屬於秦地。直到穆公前期，邽、冀、杜、鄭都是秦之領土能夠到達的最遠處，這些地方正是秦的邊鄙。到了春秋中期穆公後期，秦地才越過杜、鄭，擴充到山、陝間的黃河沿岸。在東進受阻後，秦轉向西北擴展，此即穆公「霸」「西戎」。與邽、冀不同，秦在這些地方實行的是另外一種統治方式。所「霸」的「西戎」之地，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秦的領土，只屬於秦的政治版圖，是秦政治、軍事勢力所及，秦在這些地區也不設行政組織，不派官員管理，而是以「威服」即靠武力來維持關係，《秦本紀》所謂「開地千里」，是司馬遷以今度古的說法。秦人「威服」下的戎人，有納貢等義務，秦則是它們的保護國，這應是秦「霸」「西戎」的歷史真相。粗略總結起來，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期，秦對「西戎」的控制，基本上走過了兩種不同的道路：邽、冀等文化上受秦影響較早、較深的地區，戰國中期設縣而治，經歷了由「初縣」到縣的變化，他們的地盤是除了西犬丘（今禮縣）、秦（今寶雞東）之外，秦最早納入的本土；另外的一些受秦控制較晚、受秦同化程度不一的地區（主要指春秋中期以後秦所「霸」之「西戎」地域），則分設道、縣以控制之，歷史進程大多數是由「霸」而道、縣，戰國中期以後也成了秦的領土。此即秦地方行政制度起源的兩種模式，毛家坪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看到了第一種模式的重要的具體細節。

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4期，題名：《早期秦文化與行政制度史的印證——重讀毛家坪》。

編輯：陳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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