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與佛教因緣
杜甫出生於儒學世家，但早年頗受佛教思想的熏陶。杜甫年少時寄居於姑母家中，多賴姑母照顧。姑母虔誠地信奉佛禪。杜甫在天寶元年(742年)為其姑母撰寫的《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中說姑母：「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其中又載其姑母臨終時要求「起塔而葬」。其姑母篤信佛禪並使全家奉行，這一定對杜甫產生很多熏染。且《墓誌》中佛教概念運用嫻熟，亦可證杜甫早年對佛教已有一些體會。
杜甫後來漫遊，除744午在洛陽結識了李白、高適，相隨尋仙訪道外，還經常涉足佛寺，交遊和問道於僧侶大德。他在吳越等地漫遊，曾路過金陵，同和尚旻上人交遊結緣，吟詩、下棋、泛舟，甚為相知，別後經年不忘，四十餘歲在長安還托友寄詩說：「不見曼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潺。」(《因許八寄江寧旻上人》)可見其與佛教因緣匪淺。漫遊齊趙時為表達對北宗神秀弟子羲福的敬仰，瀏覽其所葬之地洛陽奉先寺，並作《游龍門奉先寺》，流露出明顯的佛緣佛趣。詩里說：「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幽謐的靜夜和神秘的鐘聲，境曠而令人心清，最終發人深省，頗有禪悟之趣。後人對此詩評論道：「此詩景趣冷然，不用禪悟而得禪理故妙。」再如《巳上人茅齋》：「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據《高僧傳》記載：「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詢無以措難：詢設一難，遁亦不能復通。」杜甫與僧人巳上人交遊，把他比作東晉著名玄僧支遁，自比虔誠的禮佛名士許詢，可見其真實心跡。這可能是一種禮節性的社會交往和應酬，但在真情流露中可以體味到他與佛禪心有靈犀的緣會。
35歲時的杜甫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由洛陽到長安應試，因李林甫製造「野無遺賢」的騙局，致使杜甫仕途受挫，只好「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生活也陷入困頓，「賣葯都市，寄食友朋」。10年困守，44歲終獲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但旋即「安史之亂」爆發，杜甫輾轉投奔於肅宗，途中被叛軍抓獲，過了8個月的俘虜生活。後逃出長安，被授左拾遺，卻又因疏救房珀，終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後棄官至秦州，不久被迫又赴成都。這時期他仕途重挫，又加上出生入死，顛沛流離，親眼目睹國破家亡和眾生疾苦，寫下了「三史」、 「三別」等大量不朽的詩篇。雖沒有拋掉「奉儒守官，不墜素業」，但開始對儒術產生懷疑：「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曾疾呼道：「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這時他一方面首先根據儒家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念對社會進行批判和重新審視，另一方面亦對禪宗略表認同。於是他關注當時正趨盛行的佛禪，頻頻游寺訪禪談佛，與佛門交往，詩作也出現了較多的佛禪語彙。755年所作《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說：「許生五台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璨可，身猶縛禪寂。」業白又言白業，指善業，據《翻譯名義集》稱：「五戒十善，四禪八定，此屬於善，名為白業。」石壁，暗指達摩祖師面壁九年之事，此喻禪定修習。「璨」、「可」，就是禪宗的二祖慧可與三祖僧璨。禪寂，《維摩經》云：「一心禪寂，攝諸亂意。」又云：「有方便慧解，無方便慧縛。」杜甫此詩出入佛典，自稱「師璨可」、 「縛禪寂」，暗示其佛學頗有根底與束心向佛的意向。再如贊上人，杜甫在長安與其結交甚深，還有詩作交往，在《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中說與他「把臂有多日」、 「晤語契深心」，還發出「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之嘆。後來竟共同為房琯平賊出謀劃策，並因之受到牽連。後杜甫棄官至秦州又與贊公相逢，二人同病相憐，杜甫曾感慨：「杖錫何來此，秋風以颯然。……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宿贊公房》)還「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西枝村尋置草堂地》)，他們的深情厚意顯見，佛緣不盡。
從759年到768年，杜甫流寓四川達10年之久，後出三峽流落荊襄，770年死於一條破船上。期間除因好友嚴武的關係曾任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外，居成都浣花溪寺前後計6年，後寄寓夔州，過著清朴的村居生活，又近3年。這一時期，杜甫思想深沉，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天憫人胸懷和濟世志向。不過因生活艱辛、仕途困窘和離亂愁苦，杜甫深感無力濟世，他進一步反思，佛緣進一步拓廣，更多地表達出了自己對佛禪義理的領悟，並嘗試著以佛禪來消解現實中的困窮沉鬱，以達到心境的平衡及安寧。詩中不僅屢提遊歷佛寺、塔碑，與禪宗僧眾廣泛交往，且涉及佛法禪趣義理的內容明顯增多。初到成都寓居沙門高僧復空所，即草堂寺或浣花溪寺。他還到成都一帶游過兜率寺、真諦寺、新津寺、牛頭寺、惠義寺、始興寺等，往來的高僧有閭丘師兄、文公、大易沙門、真諦寺禪師、大覺高僧等。他不但和高僧親近往來，還聽他們講經說法。在浣花溪寺聽復空大師說法，還向與其交往深厚的蜀僧閭丘詢問過佛法大義。高適五律《贈杜二拾遺》說杜甫：「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可見高適知道杜甫聽高僧說法，還鼓勵他參與辯論並向講經者詰難。
杜甫有歸心佛禪的旨趣，愈到晚年愈強烈，從《陪李梓州等登惠義寺》、 《上兜率寺》、 《上牛頭寺》等均能看出。更明顯的是在《望牛頭寺》中說：「牛頭見鶴林，梯徑繞幽深。……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這首五律其精神指向在於末二句，不做楚狂接輿中的狂隱者和孔子，而要親近高僧，深聞佛法，回觀不住心，即歸心佛禪了。此處的「不住心」乃《金剛經》要義，南北二宗特別南宗對它十分看重，主張對一切都心念不起，無所系著，才可契入空靈虛凈的本心真如，這也是後來凈眾禪和保唐僧無記、無念、莫妄的禪學思想的精髓。杜甫標舉自己的「不住心」，道出其心志意向所在。《寫懷》(二)中也說：「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說明詩人最終認為的不是儒家及道教仙術，而是對佛禪真如境界的歸往。
綜上所述，杜甫與佛教的密切關係可見一斑。杜甫之佛緣到底因緣於佛門何宗歷來極具爭議，或謂傾心於南宗禪，或謂傾心於北宗禪，亦有謂他深知禪門二宗紛爭本末，也有說在蜀地主要受保唐禪與凈眾禪的影響，還有人以為其皈依凈土宗。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杜甫確實與佛教尤其是禪宗有不解之緣。 這種結緣除早年曾受奉佛修禪的姑母濡染外，還有幾個方面促成：第一，三教融合的時代背景。第二，仕途失意與現實歷難。第三，禪宗興盛；第四，儒禪相通。在此不再詳述。
摘自《寧波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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