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記薛福成

薛福成像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蘇無錫人，清末外交家，曾隨曾國藩、李鴻章辦洋務多年，後任英法意比大臣，出使歐洲，著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中法戰爭中，薛福成鎮守浙江鎮海海口，擊敗入侵的法國艦隊。出使歐洲期間，薛福成曾代表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談判，從英國人手裡奪回了西雙版納等地區，使其重歸中國版圖之內。

雲南西雙版納某旅遊景區內正進行潑水節表演

在介紹薛福成這個人物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雲南的西雙版納。美麗的西雙版納今天之所以還是中國的領土，和薛福成有著最直接的關係。

1885年，英國強佔緬甸後，同清政府簽訂了《中英緬甸條約》，不過該條約並沒有完全劃定中緬邊界，中緬居民區之間，還夾雜著不少「不華不緬」的地區，英國駐緬軍就經常利用這些地區，窺視和侵擾、蠶食我國雲南邊地。薛福成力促清政府與英國重開談判，及早劃定中緬邊界。清政府委派薛福成為談判代表，與英國政府展開談判。1894年，薛福成與英國外部大臣簽訂了邊界條款，孟連全境和西雙版納得以保留在了中國境內，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保存下來了，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外交成功的案例。攝影：陸士德

文/高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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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長假，友人到雲南西雙版納旅遊，歸來後談及那裡的風土人情，筆者突然想起前不久看過的一則關於西雙版納的史料，便對他說：如果不是當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努力抗爭，那麼，美麗的西雙版納就都不屬於中國領土，現在咱們到西雙版納旅遊就要算是出境遊了。

這裡所說的這位了不起的人物，名叫薛福成，他做的這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在出使歐洲期間，代表中國政府同英國政府談判，訂立《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從英國人手裡奪回了西雙版納等地區，使其重歸中國版圖之內。

1885年，英國強佔緬甸後，同清政府簽訂了《中英緬甸條約》，不過該條約並沒有完全劃定中緬邊界，中緬居民區之間，還夾雜著不少「不華不緬」的地區，英國駐緬軍就經常利用這些地區，窺視和侵擾、蠶食我國雲南邊地。薛福成覺得長此下去，必然對我國不利，遂力促清政府與英國重開談判，及早劃定中緬邊界。清政府委派薛福成為談判代表，與英國政府展開談判，歷時一年半，終於在1894年，薛福成與英國外部大臣簽訂了邊界條款。英國除讓出科乾等地，並歸還車裡、孟連兩土司全權外，還同意將野人山穆雷江北英國駐兵的昔馬地區三百平方英里的地界、穆雷江南既陽江東約七八十英里的地界，劃歸中國所有。在清末外交史上，薛福成的這次談判，和曾紀澤同俄國人談判收回伊犁，是僅有的談判比較成功的兩個例子。史家稱：「稱史才者，並推薛曾。」

雖然在薛福成去世後，清政府總理衙門在劃定邊界時，最終又讓出了車裡南界和猛烏、烏得等地，英國又重新奪回了昔馬、科乾地區，但孟連全境和西雙版納卻還是保留在了中國境內，成為了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在外交上，除了以上這件事情，薛福成還曾與英國政府交涉，要求保障在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地的中國僑民的利益，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薛福成還了解到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僑民在海外辛苦積蓄了錢財，卻不敢攜資回國，歸國華僑被當作「叛徒」「漢奸」「海盜」，不僅財產要被搶奪，甚至還會被處死。薛福成查閱律例，發現原來在順治、康熙兩朝，清政府曾立下「海禁」，不準大陸商民「通海」，那些私自出洋或者被脅迫出洋的人，歸國後，要以「通海」之罪名被「正法」。1717年，康熙帝曾特許以前私自出洋的華人返回原籍，但十一年後，雍正帝又宣布，至此不歸，羈留海外的華人，都是「甘心異域」的「莠民」，重申之前的「海禁」。乾隆年間還發生過皇帝下旨，對回國貿易的華僑陳怡老「嚴予懲治」的案例，使得華僑們就不敢回國了。

薛福成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於1892年11月函請總理衙門，奏請朝廷廢除「海禁」政策，總理衙門不願承擔風險，不願代奏。半年後薛福成起草了《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疏》，上奏朝廷，被親政的光緒帝接受，下令修改私出外境舊禁，規定商民無論出洋時間長短，一概允許回國謀生置產，和內地人民享有同等權利。這次政策改變，不僅受到僑民和僑鄉的歡迎，很多被迫漂流海外的華僑得以返回故鄉，有了落葉歸根的機會，而且首開了吸收華僑回國投資的渠道，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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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1838—1894），江蘇無錫人，年輕時科考不利，遂轉向習「經世致用」之學。1865年，他將自己關於研究「夷務」與「海防」的心得，寫成萬言書，面呈自己父親舊交曾國藩，得到曾國藩的賞識，入曾氏幕府工作，與黎庶昌、張裕釗和吳汝綸並稱「曾門四子」。薛福成在曾國藩身邊工作了七年，熟悉了「洋務」。曾國藩去世後，薛福成在蘇州書局工作了一段時間，主要負責整理刊刻曾國藩的奏稿。

1874年，薛福成應詔陳言，向朝廷提交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闡發了自己對培養人才和工商政策的見解，引起朝廷多位重臣尤其是李鴻章的注意，此後，薛福成入李鴻章幕府，工作了整整十年，協助李鴻章辦理了很多重要事情，尤以抵制英國人赫德為「總海防司」最為重要。赫德本為「總稅務司」，把持了中國海關，在清政府準備搞海防、李鴻章籌建北洋水師之時，他又想出任「總海防司」，把持中國海防兵權。薛福成向李鴻章進言：赫德要想出任總海防司也可以，必須得辭掉總稅務司一職，到海濱練兵，赫德貪利，必不會答應。果然一切正如他所料。

1884年，薛福成得到外出做官機會，出任浙江寧紹台道，管轄寧波、紹興、台州三府，負責浙東海防。薛福成上任之時，正值法國侵略軍在越南和中國軍隊發生衝突，法國海軍在福建馬尾軍港擊敗了中國水師後，由中將孤拔率領遠東艦隊繼續沿中國海岸北上侵擾。薛福成到任後，嚴守寧波城東的鎮海海口，在其設防工作中，展現了他處事應變的能力。

首先，他和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等人協調統一了炮台守將和增防陸師將領的指揮部署，加強戰備；其次，用沉船的辦法堵塞海口，只留出一條狹窄的通道，準備隨時堵死，以防止敵艦入港登陸。同時控制熟悉鎮海水道的引水員，不讓其為敵所用；其三，迅速架通鎮海到寧波的電報線路，以保證指揮通訊的及時、暢通。對於從前線退到鎮海的三艘兵船，嚴令其不得再退再逃，否則軍法從事；其四，他還在外交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提出了一些建議，如通知外國領事，中立國軍艦入港口，必須事先聯繫；對到港中外客輪，一律實行稽查。將寧波地區的法國僑民，遷移集中居住，加以「保護」。電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不得為侵華法國艦隊供應作戰物資等等。

薛福成的這些備戰工作，取得了好的效果。1885年三月一日，法國艦隊向鎮海發起攻擊，被擊退。第二日晚上，法軍兩次用魚雷艇攻擊，又被擊退。第三日法國裝甲艦企圖攻擊威遠炮台，被擊退。之後，孤拔多次乘黑夜派小船探測航道，屢次被炮火擊沉，懸賞六萬兩招募引水員，也無人應募。此時，經過周密部署，薛福成命令對停在海口外的敵艦主動發起轟擊，

正是在這次反擊中，孤拔被擊傷，不久傷重而亡。直到中法和議達成，這支在福建馬尾打敗了福建水師的法國艦隊都沒有在鎮海討得一點便宜，並且是屢戰屢敗，損兵折將。

中法戰爭中，中國取得了兩場勝利，一場是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大捷，另一場就是薛福成指揮的浙東之戰。

浙東之戰，說明了中國軍民有抵抗外國侵略的決心和力量，同時顯示了薛福成的膽識和實際才幹，由此他得到朝廷嘉獎，加布政使銜。

早在1872年薛福成應詔陳言後，郭嵩燾便曾奏舉他「可勝公使之任」。1889年，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還未到任，便被改任為英法意比大臣，自1890年一月到1894年七月回到上海，薛福成在歐洲度過了四年半時間，回到上海不到一個月，他就因病去世了。

1891年，薛福成出版過六卷、共十七萬字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他去世後，他的後人又將他其後幾年的日記共三十五萬字於1897年付梓出版，名為《出使日記續刻》。

浙江鎮海口海防遺址里的中法戰爭鎮海之役勝利紀念碑

3

在李鴻章幕府工作期間，薛福成曾寫成《籌洋芻議》十四篇，其核心思想不外乎是當時洋務派的主要觀點，雖然承認外國堅船利炮的厲害先進，但又認為中國的精神文明比如「三綱五常」那一套比外國人要先進，他要做的無非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等到他出使歐洲，所見所聞之後，他的思想開始發生了變化，對原來的洋務思想進行了反思，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始信侍郎之說」，這裡所說的「侍郎」，便是比他更早對西方文明有較為深刻研究的郭嵩燾。

薛福成對西方的議院、學校、監獄、醫院、道路建設進行了了考察。

他看到議院政治：「凡議政事，以協民心為本」、「兩黨互相進退，而國政張弛之道以成」；他看到的學校：「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他感慨傳說中的中國遠古的「古聖先王慈幼之道」，不想竟在海外見到了。

他看到的監獄，犯人可以做工，還有工資，還有各種書籍可以閱讀。

他看到的醫院，使用顯微鏡，手術水平之高，「雖古之扁鵲、華佗，無以勝之。」

他看到的道路：「鐵路告成，車行愈駛，旅客愈多。……每至一富庶之區，鐵路六通四辟，殆如蛛網」，「西人之所以能橫絕宇宙莫能御之，火輪舟車之力為最多。」

關於西方的「火輪舟車」，薛福成還舉了這麼一個例子：英國火車始開之時，國民多有阻擾，以為這樣會讓用馬匹運輸的人失去生計，但真的等到鐵路開通的時候，馬匹運輸反倒生意更好了。由此，他這樣評價道：「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只行幹路，其枝路歧出不窮，相距百里內外來就火輪車者，用馬愈多也。」後來鐵路在中國出現時，也遭到了國人的懷疑阻擾。

薛福成還預言西方人除水戰、陸戰之外，將來還會有「雲戰」，除了 「水程」「陸程」之外，還會有「雲程」，這一點是很有先見之明的，是基於自己看到了新文明之後得出的推斷。所謂「雲戰」「雲程」，不就是現在的空戰、航程么！

薛福成的觀察是很細緻乃至於細膩的，他看到了中、西方人消費觀念的不同。比如他看到西方人家境好的，每餐都有牛肉，即便是工人、僕人，一周之內也要吃兩三次牛肉。而受雇於西方人的中國人，「雖每日可得工資洋銀二圓或三四圓」，卻比較摳，捨不得吃捨不得穿，依舊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把錢存起來，往往遭到西方人的嘲笑。薛福成分析了西方人的這種心理：「天地之間人為貴，天本予人以自養之權；今華民欲等人道於牛馬，則我亦不能以人道待之。」

薛福成稱西方人善於養生，實際上說的是西方人的這種消費和飲食習慣，保證了身體的健康，體格的強壯，而中國人之弱，從飲食這件事情上亦可看出來。

薛福成進一步分析了有些中國僑民不能融入西方當地社會的原因，加以了批評，在他看來，這是由於這些僑民無論在飲食上還是著裝上，還是「墨守華風」，不能與當地人合二為一。他認為這是他們「之勝於他國人在此，而受侮於他國人亦如此」，「美國之所以有驅逐華民之政也，雖由貧民之忌人奪其生計，然使華民稍自修飾，不露寒傖之態，其被嫉當不至若是之甚」。這種分析來自於直接的觀察，是很犀利也是很深刻的。前文寫過，薛福成曾為海外僑民爭取過權益，但這是對外手段，對內，他的批評卻是如此不留情面如此準確到位。的確如此，筆者記起曾看過的一則史料，說的是李鴻章到美國訪問時，當地華人見了他依舊行跪拜之禮，如此行為，在一個文明國度里，必然會受到嘲笑和歧視的。

過去薛福成的「籌洋說」，只看到了西方的器物先進，現在他也開始考察其政治制度，並有了自己的一些結論。他認為世界上有三種政治制度：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經過一番考察、思考，他認為「君民共主」是最好的制度，雖然他把這種制度比作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但對於他這位大清臣子來說，能這麼去思考問題，在當時已經是殊為不易了。

薛福成考察的重點，在於西方的工商業，他的日記中，多以談西方商務為重，逐漸形成了他「以工商為先」的思想和「利歸富商」的主張。在1893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記里，他談及西方富強的根源，有以下五點：通民氣、保民生、牖民衷、養民恥、阜民財等。他得出的結論是：「有此五端者，知西國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亦末也。」這已經是對自己過去的洋務思想進行比較深刻的反思並進行批判了。

此外，在其日記中，薛福成關於西方人如何進行商務活動、各國的工業技術的記載還有很多，囿於文章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舉例了。

4

薛福成到歐洲後，對日本的變法維新也有關注。他看到的情形是：日本到西方學習的人，絡繹不絕，而且學習的程度、廣度和深度，遠勝於中國，中國人到西方學習多限于軍事、造槍造炮等小範圍，而日本人則是「拔取醫學、礦學、律學者皆有其人；譯西書為日本文字者，汗牛充棟；詢以西事西學、泰西掌故，無有不知者。」「日本自設工藝學塾以來，僅十有七年；其工藝大學院之設僅十年，造就人材已不少。」這樣的認識和早年郭嵩燾的認識完全一致。

他還注意到了日本與中國之間貿易的變化，1888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貨物為白銀七百多萬兩，日本出口到中國的貨物，才九萬多兩白銀，但到了1891年情況就完全變了，日本出口到中國的貨物，價值七百多萬兩，中國出口到日本的貨物，降到了價值白銀四百多萬兩。他得出的結論是：日本領先中國已不止十年。而這一切，是他們向西方學習，銳意改革的結果。

薛福成這些日記，寫於中日甲午戰爭前不久，讀這些資料，筆者想起李鴻章等人，雖有「防日」之思想，但對日本到底如何強大，是不了解的，也沒對日本做仔細的研究，或許，對於薛福成的這些話，也未加以重視，那麼，甲午戰爭中中國的慘敗，也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了。

薛福成去世後，葬於無錫龍寺，現在那裡名叫龍寺生態園，薛福成墓仍在。今日無錫，還有薛福成故居，位於崇安區健康路，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無錫薛福成故居

薛福成故居位於無錫市崇安區健康路西側，始建於1890年—1894年，被譽為「江南第一豪宅」，故居建築群規模宏大，佔地面積超過21000平方米，建築面積5600平方米。2001年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攝影：簡直

無錫薛福成故居西軺堂

攝影：李尋

無錫薛福成故居里的務本堂

攝影：簡直

無錫薛福成故居內景

攝影：李尋

浙江鎮海海口海防遺址

鎮海地處寧波甬江口、寧波市鎮海區招寶山街道沿江東路，是我國東南沿海人民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戰場之一，現有多處海防遺址和海防紀念館等。清末中法戰爭中，出任浙江寧紹台道的薛福成在此指揮了浙東之戰，並取得了勝利。中法戰爭中，中國取得了兩場勝利，一場是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大捷，另一場就是浙東之戰。攝影：李欣

鎮海口海防遺址炮台攝影：李欣

編輯：九章審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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