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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反被聰明誤 奴才戴鐸寫給主子雍正的10封奪命信

1722年,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康熙突然去世。

既無赫赫戰功,又無朝野擁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出人意料地從20多位皇子中突圍而出,並迅速登基,繼得皇位,變身雍正。

「朕就是這樣漢子」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太多劇情。

其實,他的成功,得益於他的奪儲策略,而這些奪儲策略,則是一些謀士為他量身定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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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官方畫像 民間gif版

一部《中國通史》,就特彆強調了戴鐸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戴鐸,曾為胤禛家奴,後被推薦擔任福建知府、道員,四川布政使等職。

作為奴才,戴鐸本該在歷史上籍籍無名,卻偏因為他曾在主子胤禛成為雍正前,寫過10封密信犯險勸進,為其奪嫡繼位出謀劃策而為人所知。

史實證明,這些密信,皆與胤禛賴以成功繼位的關鍵策略密切相關。史稱「戴鐸十啟」。

因其中涉及盤根錯節的權力角逐、生死轉念間的承皇繼統、步步驚心的抉擇、人心的幽暗與玄機……讀來跌宕起伏,發人深省。

戴鐸因信留名。

但他也犯了個致命錯誤,就是沒弄明白自己是誰。

寫完這些信,戴鐸就被安排了一個外地做官的差事再不準回京。胤禛當上雍正皇帝的第二年,找了個理由,把戴鐸給殺了。

奴才比主子顯得聰明,並且知道秘密太多,代價往往慘重。

帝王權術之一種:

雍正式「明斥暗納」智謀

1712年,即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康熙帝第二次廢掉皇太子,宣布從此不再立儲,而是要從諸皇子中挑選可堪接任的人選。

如此一來,諸皇子的奪嫡之爭失去了廢太子胤礽這個共同的靶子,變成了群龍並爭的局面。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機會。

於是,在康熙後期的10多年裡,20多位皇子圍繞儲位進行爭奪,激烈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這場鬥爭,也把一部分貴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傳教士,統統卷了進來。

這一直是影視劇「戲說清史」的一大熱點。

時為雍親王的皇四子胤禛,內心裡特別想當皇位繼承人,但他深諳謀略之術,公開場合處處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似乎並不想繼位。其城府在諸皇子中,可能只有皇八子胤禩的智謀能與之相比。

胤禛的巧妙偽裝,讓很多王公大臣對他的印象很好,也讓其他皇子對他少了很多提防。而私底下,他卻鎖定了皇帝的寶座,有計劃有目的地籌劃和行動著。

而每一步,都少不了其專屬智囊團的從旁策劃。

按說,帝王權謀,是中國古代謀略學的極重要組成部分。

《貞觀政要》中,就記載了中國古代傑出帝王唐太宗李世民與其謀士、武將是如何商議治國策略的,表現了太宗與其大臣、武將們溝通無間、坦誠相待的親密協和關係,而他的「智囊團」也對他幾乎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這在中國古代君臣關係史上也是少有的。

與唐太宗李世民相比,雍親王胤禛即便在做了雍正以後,他也一直沿用著一套完全不同的方式。

他對自己手下智囊謀士們給出的策略和計謀,從不輕易表露出讚許,更不會表示接受,反而經常訓斥、敲打他們,既表示這是主子對自己奴才們的嚴厲要求,也表現了自己的賢良和明智。

可暗地裡,他又實際上經常採納他們提出的策略和建議。這被稱為是典型的雍正式「明斥暗納」之術。

這在他對待「戴鐸十啟」這件事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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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鐸「第一啟」:

為皇四子上位制定基本戰略

戴鐸,本為胤禛家奴。至於他何時進的胤禛的雍親王府,已不可考,但至少是在康熙二廢太子、諸位之爭白熱化之前。後被胤禛推薦擔任福建知府、道員,四川布政使等職。

當時,在胤禛的智囊團中,戴鐸只是他豢養的謀士之一。這個人在歷史上名聲不顯,但卻做了一件讓歷史不會忘記之事:

他給自家主子胤禛一連寫了10封力勸其奪取皇位的建議信,並獻上了自己的一整套策略和方法。史上於是就有了「戴鐸十啟」。

戴鐸向胤禛獻上「第一啟」時,時在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爭奪皇位關鍵時期。

戴鐸在信中分析了當前的局勢,說這是「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

又言及,「在太子沒有確定的時候,各位王爺各有不同的心思。古人說,百姓家的父子容易相處,皇上家的父子可就難了。一兩個兄弟容易相處,兄弟眾多可就難了。為什麼呢?作為皇上的兒子,你不露兩手吧,皇上看不上你。你露多了吧,皇上又會疑心。這就太難了。」

他詳細分析了作為皇子在康熙這樣一位英明父皇跟前的為難之處,既不能太冒尖也不能太低調,因此拿捏好個人表現的分寸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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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他給胤禛提出了4點關鍵性建議:

一要搞好父子、兄弟間的關係。「孝以事之,誠以格之,和以結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間,無不相得」;二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係,廣積人脈;三不要摻和是非,不要計較小利;四要多獎掖提拔優秀人才,為自己的未來打造一支嫡系隊伍。

當時這叫「勸進」,要冒內容一旦泄漏,會被殺頭的高危風險。

對於內心很想當皇帝的胤禛來說,戴鐸這幾條建議正中下懷,令他喜出望外,但他卻表現出了一副很淡漠的樣子,甚至若無其事地作了批複:

「你這些建議聽起來像是金石之言,可對我來說毫無用處。我若有繼位之心,定不會按你說的這樣去行事……像你這樣的言語,有叵測之嫌,不可再有,請你往後務必謹慎!」

胤禛此番批複寫得相當藝術,既把自己想當皇帝的心思掩埋了起來,同時又教訓了下屬。如果真傳到外面去,還可以讓朝中大臣們看到他胤禛無意於皇位,是淡泊功利的仁義君子,甚至還可讓他在父皇面前,有好的印象,並讓其他皇子對他喪失警惕。

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實話實說,作為戴鐸「第一啟」,這封信可謂清晰謀划出了胤禛在奪嫡之爭中的基本戰略,既韜光養晦,又積極進取,看似中庸實則是不爭之爭、穩紮穩打。

在上有目光如炬的父皇康熙,前有眾皇子與廢太子胤礽前車之鑒的局勢下,它可謂是一封十分有見地的戰略分析及行為策略規劃信。

對於自家主子有沒有當皇帝的慾望,戴鐸肯定不會不知。但遺憾的是,他雖然能猜透胤禛的野心,但卻並沒能深入其內心深處。

當皇帝是一件人人都想,但卻不是人人都想讓別人知道的事。當戴鐸把胤禛既想要又不願說出來的事情,一點情面不留地說破時,他就沒聽到自家主子內心咯噔一下的聲音嗎?

《甄嬛傳》版雍正

可悲之人可憐處:

奴才豈能真成主子的心腹

事實上,當戴鐸尚未完全了解自家主子全部人格前,便知曉其內心秘密的時,他就已經走在作死的路上了。

康熙五十六年,戴鐸在給胤禛寫的「第七啟」里說:

「不意近聞都門頗有傳言。奴才查台灣一處,遠處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灣道一缺,兼管兵馬錢糧,若將奴才調補彼處替主子吞聚訓練,亦可為將來之退計。即奴才受主子國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

當時胤禛的胞弟皇十四子胤禵被封為撫遠大將軍,京城紛紛傳言康熙要傳位與他,這就是信中所謂的「都門傳言」。

有鑒於此,戴鐸竟想要為胤禛在台灣囤聚兵馬,將來好對抗新皇帝。如此涉及「往哪走」的大是大非問題,即使可行也應該由胤禛本人謀劃,奴才戴鐸卻已經在越位替他考慮了。

這還了得?胤禛在批語里把他好一頓臭罵。他說:「我以國士待你,比罵我還厲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災,必遭天譴。」

其實,戴鐸作為奴才的可憐之處在於,他覺得自己早已是主子的心腹,並對胤禛掏心掏肺。但胤禛卻遠沒有對他推心置腹。

就在戴鐸給自家主子寫「第七啟」的時候,胤禛已做好謀劃,將年羹堯安排為四川總督,牽制並監控在西北打仗的胤禵。

而這一切,他並沒有告訴戴鐸,還給他打起了義正言辭的官腔。

縱觀「戴鐸十啟」,這無疑是10封深諳政治權謀,透闢人心、人性的官場信。正是它們,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指導了胤禛的整個奪嫡繼統策略和路徑,卻也使他能在躍躍欲試的眾皇子中,越發顯得低調和與眾不同,也越來越被其父皇康熙所看中。

但反觀胤禛對這10封信的批語,卻可以看出,他對戴鐸已越來越不耐煩了。

戴鐸不斷在信中提及在福建當官如何辛苦,如何想要回到京城去。起初胤禛還勉勵他「為何說這告病沒志氣的話,將來位至督撫方可揚眉吐氣,若在人宇下,豈能如意乎?」

到康熙五十六年,胤禛借對戴鐸進貢的生日禮物很不滿,以至說道:「以後,有呢進些,沒有就罷了。不必告水災的一樣(歇後語,告水災——求晴,諧音求情)。」分明已有挖苦之意。

在康熙五十七年的一封信里,胤禛直接告訴戴鐸:「天下無情無理除令兄戴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兩次來訴窮苦,要兩鐔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謂不敬之至。」

意思是,連兩罈子酒都不能備辦,這樣的奴才要來何用!

可作為奴才的戴鐸,似乎毫無察覺自家主子胤禛的態度變化,這一年他又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在大學士李光地面前保舉胤禛,並許諾將來「富貴共之」。

來信還提到三王爺和十四王爺如何禮賢下士,並說「諸王如此,則奴才受恩之人,愈覺代主子畏懼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緊之時,誠難容懈怠也」。

對此,胤禛給出的批語可謂聲色俱厲,居然說了「我輩豈有把屁當香聞之理」這樣的粗話,並言「你在外如此小任,驟敢如此大膽。你之生死輕如鴻毛,我之名節關乎千古」。

胤禛對戴鐸的越來越鄙視,其根本則源於他對自身的越來越自信。事實果如其言。

1717年11月,康熙帝召集諸皇子及滿漢大臣等入宮,傳長篇口諭,暗示他已經定計立儲,只是未將繼承者言明。

1722年11月,69歲的康熙帝在寢宮病故。他死後,宮中傳出遺詔,內稱「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於是,胤禛奉詔即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雍正。

然而,當胤禛變身為雍正後,戴鐸不但未能奴從主榮,一步登天,反而在雍正元年,就被雍正將自己這位「藩邸舊人」,從四川布政使這一至少副省級高官位置上,直接發往年羹堯軍中效力。估計是怕他知道的太多,所以才讓年大將軍看管著他。

可戴鐸作死的步伐仍未停止。也許是為了表明「我是皇帝的心腹」,也許是為了巴結年大將軍,他竟把自己的「戴鐸十啟」連帶雍正的批語一併拿給了年羹堯炫耀。

年大將軍立馬上書告訴了雍正,還說恐其在外招搖生事,就把這些信札都收繳給雍正了。並參奏戴鐸「眼裡沒有主子」。

到了雍正三年,經一紙上諭申斥戴鐸「行止妄亂,鑽營不堪,暗入黨羽,捏造無影之談,惑眾聽,壞朕聲明,怨望譏議,非止一端」後,最終將他處死。

這還不算完,不久,雍正又下一道上諭,既說明自己此前絕無覬覦皇位之野心,也否定了戴鐸這些「藩邸舊人」享有所謂擁立之功。

他甚至親自下令,將「戴鐸十啟」以及當時自己對這些信所作的批語,都謄抄成冊,發給九卿傳閱。

不難看出,雍正是想告訴別人,明裡暗裡確實有過像戴鐸這種謀士的超常建議,但我卻屢屢給予訓斥,顯然雍正我本來就不想繼承皇位,你們看我對他們這種人罵得不夠狠嗎?

但說到底,這也是雍正玩弄的所謂帝王權術之一。他在讓戴鐸最終誤了自己的聰明,為其所用之後,又想以他作為一場奴才的生死,去做矇混世人的障眼法。

結果,對後世而言,他這最後一招穿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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