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家庭與世隔絕40年 不知曾經有二戰

亞巴坎地區的西伯利亞針葉林，雷科夫一家六口在這偏僻荒野生活了超過40年，與外界完全隔絕，甚至不知道曾經有過二戰。直到1978年，蘇聯地理學家勘察西伯利亞森林才發現了這個被遺忘在針葉樹林中的六口之家。

亞巴坎地區的西伯利亞針葉林。雷科夫（Lykov）一家六口在這偏僻荒野生活了超過40年，與外界完全隔絕，距最近的人類聚居點超過150英里。

（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西伯利亞的夏季時間不長，雪一直下到五月，九月又開始轉冷，將整片針葉林凍結靜止，荒蕪冷寂得可怕。冬眠的熊和飢餓的狼散布在無邊無際的松樹和樺樹林中。

山峰峻峭，激流奔涌穿過山谷，數十萬的沼澤全部結冰。這片森林是地球上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塊荒野，北起俄羅斯北極地區頂端，南至蒙古，西起烏拉爾山脈，東達太平洋，總面積五百萬平方英里。

除了少數幾個市鎮外，其餘地區人口只有幾千人。

然而，當天氣轉暖，針葉林開花，在這短暫幾個月中甚至看上去很怡人。這個時候人們才能將這個隱蔽世界調查清楚，不過得從空中而非地上，因為針葉林能吞沒整個探險隊。

西伯利亞是俄羅斯大部分油和礦藏的來源。這麼多年來，為發現油礦，建立營地，提取財富，勘探員和調查員甚至飛越了最偏遠的地區。

1978年夏季，森林遙遠的南端，一架載有一群地理學家的直升機在尋找一處安全的著陸區。飛機飛掠過距蒙古邊境數百英里的山頂林木線，偶然進入亞巴坎地區一條不知名支流流經的密林山谷中，河水奔騰穿過這片險峻的地區。

山谷很狹窄，有些地方谷壁接近垂直。細長的松樹和樺樹在直升機旋翼帶來的向下氣流吹動下舞動著，它們十分茂密，根本找不到可供降落的場所。

當飛行員透過擋風玻璃向外凝視尋找降落點時，卻有了意外的發現。那是一塊空地，在6000英尺的山腰上，楔入松樹和落葉松之間，刻著看上去像又長又暗的溝紋。

疑惑的機組人員在上面飛了好幾趟，最後不得不得出結論，這是人類定居的證據。從空地的尺寸和形狀來看，是一個花園，而且存在了很長時間。

這個發現令人震驚。這座山離最近的人類聚居點超過150英里，從未被勘探過。蘇聯官方的記錄里這裡無人居住。

飛行員把他看到的告訴了機上這四名來此勘察鐵礦石的科學家，這使他們感到困惑和擔憂。「（在這片針葉林中）碰到野生動物要比碰到陌生人安全」，作家Vasily Peskov如是寫道。

最終這些科學家們決定前往拜訪，而不在他們自己10英里遠的臨時營地等待。他們由地質學家加琳娜·皮斯門斯卡婭（Galina Pismenskaya）率領，「選擇一個晴天，並在包中裝上給我們未來朋友們的禮物」。

然而，她回憶道，「我的確檢查了我腰間別的手槍。」

當這群造訪者爬上山，向飛行員發現的場地進發時，他們開始見到人類活動的跡象：崎嶇的道路，木棒，橫跨溪流的圓木，最後是一個小屋，放滿了樺樹皮容器，裡面裝著幹了的土豆切片。

皮斯門斯卡婭說，

河邊有棟住房。小屋全是由針葉樹林的廢物堆積起來，有樹皮，木條和木板。由於歷時久遠和雨水沖刷而變得破舊不堪。如果不是一扇和我背包口袋一樣大的窗戶，很難相信有人住那裡。

但他們的確住在裡面，毫無疑問......正如我們看到的，我們的來到被發現了。

低矮的房門發出吱呀聲，出來了一個老人，彷彿從童話里直接走出來。他光著腳， 粗麻布質襯衣和褲子補了又補，鬍鬚和頭髮都很凌亂。他看起來很害怕，很集中注意......我們得說點什麼，於是我開口了：「您好，老爺爺！我們來拜訪您！」

老人沒有馬上回答......最終，我們聽到一個柔軟而不確定的聲音：「嗯，既然你們走了這麼遠，你們最好進來。」

地質學家們進屋後看到的彷彿是來自中世紀的情形。小屋是用手頭的任何可用材料簡易地搭建起來的，並不比洞穴強多少。「低矮的，熏黑破舊的小木屋，跟冰窖一樣冷」，地上鋪滿土豆皮和松子殼。

在昏暗的光線中，來訪者們發現屋裡只有一間。屋子狹小，霉腐，極其骯髒，由下垂的托梁支撐著，但令人吃驚的，這是一家五口的住房。

啜泣聲和唱《哀歌》聲突然打破了沉靜。這時我們才看見兩個女人的輪廓。一個正竭斯底里地祈禱著：「這是因為我們的罪過，我們的罪過。」另一個一直呆在樁後面......慢慢停住。

光線透過小窗照到她寬而恐懼的雙眼，我們意識到我們得趕緊從這兒出去。

皮斯門斯卡婭帶著科學家們趕緊走出小屋，退到幾碼遠的一處，並取出食物開始吃。約半小時後，小屋門吱呀地開了，老人和兩個女兒走了出來，她們不再竭斯底里，但仍明顯地恐懼，並「顯然很好奇」。

三個奇怪的人小心地接近並與來訪者坐在一起，拒絕接受任何東西：果醬、茶和麵包，並喃喃地說：「我們不允許拿！」當皮斯門斯卡婭問道，「你們吃過麵包嗎？」老人回答：「我吃過，但她們沒有。她們從沒見過。」至少他能與人交流。

兩個女兒說的語言由於一生與外界隔離而變得扭曲。「當兩姐妹說話時，聽上去就像緩慢的，模糊不清的咕噥。」

通過數次走訪，這一家的故事逐漸浮現在人們眼前。老人名叫卡普·雷科夫(Karp Lykov)，是一位舊禮儀派教徒——這是原教旨主義俄羅斯東正教宗派，其禮拜形式自17世紀一直未改變。

舊禮儀派教徒自彼得大帝統治時期就受到迫害，雷科夫談起這些，彷彿就發生在昨天。彼得是他的仇人，「以人力違抗基督」——他堅稱的這一點在沙皇強制「基督徒剃鬚」以使俄羅斯民族現代化的運動中得到充分證明。

而這悠久的仇恨與更近在眼前的抱怨合流了：卡普會同樣抱怨道，1900年左右一位商人拒絕向舊教徒提供26普特（940磅）的土豆贈品。

當無神論的布爾什維克當政後，雷科夫一家處境更加艱難。在蘇聯時期，為逃避（沙皇）迫害而逃到西伯利亞的孤立舊教團體開始向離聚居區更遠的地方撤退。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中，基督教本身都受到攻擊。一支紅軍巡邏隊在他們村莊郊區射殺了雷科夫的哥哥，而當時雷科夫正跪在哥哥身邊祈禱。

於是，他帶著家人逃入森林中。

那是1936年，雷科夫一家只有四人：卡普，他的妻子阿庫麗娜（Akulina），9歲兒子薩文（Savin）和只有2歲的女兒娜塔莉亞(Natalia)。他們帶著財產和種子，開始進入針葉林更深處，建造了一系列簡陋的住所，直到最終發現這個與世隔絕的場所。

在森林裡又有兩個小孩出生了——1940年迪米特里(Dmitry)，1942年阿加菲亞(Agafia)——雷科夫家中最小的幾個孩子都沒有見過除家人外的其他人。

阿加菲婭和迪米特里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全部來自他們父母講述的故事。一家人最大的樂趣，俄羅斯記者瓦西里·佩斯科夫（Vasily Peskov） 寫道，「就是每個人講述自己的夢」。

雷科夫家的小孩知道有叫城市的地方，那兒人們擠在一起住在高樓里。他們聽說過俄羅斯以外的國家：但這些對他們而言都只是抽象的概念。

他們的閱讀材料只有祈禱書和舊時家庭版《聖經》。阿庫麗娜用福音書教子女讀寫，用削尖的樺樹枝蘸忍冬植物汁作為筆和墨。當阿加菲婭看到一幅馬的畫時，她從母親的聖經故事中認出來了。

「看哪，爸爸」，她喊道，「一匹戰馬！」

如果很難理解他們一家的這種與世隔絕，那麼他們生活的極端艱辛卻不難理解。儘管沿亞巴坎河乘坐小船，要步行到雷科夫家仍是極端費勁。

佩斯科夫願意成為這家的主要記錄著，在他第一次來訪時，他寫道，「我們走了250公里（155英里），沒有見到一處民房！」

與世隔絕使得在野外生存幾乎不可能。單單靠著他們自己的資源，雷科夫一家艱難地替換了他們帶進來的少數幾樣東西。他們製作樺樹皮套鞋代替鞋子。

衣服補了又補，徹底破碎後換上由種子長出來的大麻布質衣服。

雷科夫一家帶上了簡陋的紡車，並不可思議地帶上了織布機的組件。隨著他們向密林更深處遷移，把這些東西從一處搬到另一處一定需要漫長而艱辛的歷程。

不過他們沒法替換金屬。他們的兩個壺用了很多年，當最終生鏽不能用時，他們只能用樺樹皮做成壺。由於樹皮不能放在火上，所以做飯要難得多了。

當雷科夫一家被發現時，他們的主食是混有黑麥和大麻籽的土豆餡餅。

從某些方面來說，佩斯科夫解釋道，針葉林的確恩賜豐富：「房子邊上是一條清澈寒冷的河流。成片的落葉松、雲杉、松樹和樺樹生產的一切都可以任意取用......野桑果和山莓觸手可得，柴火也是。松子正好落在房頂上。」

然而雷科夫一家一直處於飢餓的邊緣。直到50年代後期迪米特里長大成人後，他們才開始捕獵獲取肉食和皮革。沒有槍甚至是弓，他們只能挖陷阱，或是沿山追逐獵物直到其力竭倒下。

迪米特里養成了驚人的忍耐力，能在冬天赤腳出去打獵，有時需要數日，期間在野外零下40度的環境下睡覺，回來肩上扛著一隻幼麋鹿。然而通常是沒有肉的，他們的伙食也越來越單調。

野生動物破壞了他們種植的胡蘿蔔，阿加菲婭回憶道，50年代後期是「飢餓的年代」。「我們吃花揪漿果的葉子」，她說，

根，草，蘑菇，土豆上衣，樹皮。我們一直很餓。每年我們都要開家庭會議，決定是把所有東西吃光，還是留點做種子。

在這種環境下，饑荒的危險始終存在。1961年的六月份下了雪。嚴重的霜凍殺死了他們園子里種的所有東西。來年春天一家人只能吃鞋子和樹皮。

阿庫麗娜選擇讓孩子們先吃，那年她死於飢餓。其他人被一樣他們視作奇蹟的事情所拯救：一粒黑麥種子在他們豌豆地里發芽了。雷科夫一家在周圍圍了一圈護欄，全身心地日夜守護，驅趕老鼠和松鼠。

收穫季節，這棵獨苗結了18個穀粒。由此他們艱難地重新種上黑麥莊稼。

當這些蘇聯地質學家逐漸了解雷科夫家庭時，他們意識到自己曾低估他們的能力和智慧。每位家庭成員都有鮮明的個性。科學家們從營地帶來的最新科學進展常常讓老卡普高興。

儘管他固執地不相信人類已經登月，他還是很快接受了衛星的思想。雷科夫一家早在50年代就注意到了，那時「星星開始快速穿過天空」。卡普自己想出了一個理論來解釋這一點：「人們發明了什麼東西，正在發射很像星星的火。」

「最使他吃驚的」，佩斯科夫記錄道，「是一個透明的玻璃紙包裹。『天啊，他們都發明了些什麼啊——這是玻璃，卻可以折！』」儘管他已經80多，卡普仍嚴格保持自己家庭領袖的地位。

他的大兒子，薩文，對此的處理是將自己塑造成為家庭宗教事務的不可動搖的權威。「他信仰堅定，人卻很嚴酷」，他的父親如此評價他。卡普似乎擔心在他死後，如果薩文掌權，家庭可能的境遇。

大兒子掌權肯定不會受到來自娜塔莉亞的阻力，她總是努力代替她母親成為家庭的廚師、裁縫和保姆。

另一方面，兩個更年幼的子女對於變化和革新更開放，更能接受。「阿加菲婭身上盲從的烙印並不十分深刻」，佩斯科夫寫道。適時地他逐漸意識到，這個雷科夫家族中最年幼的一員有反諷意識，能拿自己開玩笑。

她的聲音很單調，單音節詞被拖展成多音節：這種不尋常的語音使一些拜訪者認為她智商低下。實際上她非常聰明，負責記錄時間，這在沒有日曆的家庭中是非常困難的任務。

深秋徒手挖掘新地窖，並在太陽下山後繼續工作：這對她而言也不是難事。佩斯科夫吃驚地問她黑夜獨自在荒野是否害怕，她回答道：「那兒能有什麼出來傷害我呢？」

然而，在雷科夫家族所有人中，地質學家們最喜歡迪米特里，他是一個完美的常年在外勞作者，了解針葉林的所有情緒。他是家族成員中最好奇，也許是最有遠見的。

是他打造了家庭火爐和所有儲存食物的樺樹皮桶。也是他花好幾天手工切削和刨平家人伐倒的圓木。也許這就不奇怪，他是最痴迷於科學家們的技術的。

雙方關係不斷深入，直到雷科夫一家終於被說服，來參觀蘇聯在城鎮的營地。迪米特里在這小小的鋸木機旁愉快地度過了好幾小時，驚異於這圓鋸和車床能如此容易地做完木工活。

「不難理解」，佩斯科夫寫道，「要花迪米特里一兩天刨平的圓木，在他眼前轉化為美麗、平整的木板。迪米特里用掌撫摸平板，說道：『真好！』」

卡普·雷科夫想清除所有這些現代化的影響，為此他與自己展開長期卻漸漸失敗的鬥爭。當他們最初與地質學家們相識時，他們一家只接受一樣禮物：鹽。

（40年沒有鹽，卡普說，是「真正的折磨」。）然而漸漸地他們開始收取更多。他們接受了地質學家們中的一位特殊朋友的幫助，他叫Yerofei Sedov，一名鑽工，花了絕大部分空閑時間幫助他們種植和收穫莊稼。

他們接受了小刀、叉子、把手、穀物，最終甚至有鋼筆、紙和手電筒。這些革新的大部分只是被勉強承認，但是他們在地質學家營地遇到的電視「罪惡」對他們極有誘惑......在他們很少的幾次到來中，都會雷打不動地坐下來觀看。

卡普就坐在屏幕前。阿加菲婭從門後探頭來看，她立刻祈禱試圖消弭自己的罪過——低語，對自己發怒......老人看過後會勤勉而徹底地祈禱。

也許，雷科夫家庭奇怪的故事中，最悲傷的一面，就是在他們與外部世界重建聯繫後，家族成員的迅速減少。1981年秋，四個子女中的三個，在幾天之內逐個追隨母親長眠地下。

據佩斯科夫所寫，他們的死亡並非因為（與外人接觸）染上沒有免疫力的疾病，而這是可能的預期。薩文和娜塔莉亞都有腎衰竭，這最有可能是由於他們粗劣的飲食。

但是迪米特里死於肺炎，這可能是源自他新朋友那的感染。

他的逝去使地質學家們震驚，他們曾拚命地想救他。他們提議叫來直升機並把他轉移到醫院。但迪米特里在瀕危時，不願拋棄自己的家人和他奉行一生的信仰。

「我們不允許那樣」，他在死前小聲說道。「人都因上帝的恩賜而活。」

當三位雷科夫家的逝者都被安葬後，地質學家們試圖說服卡普和阿加菲婭離開森林，回去和那些從大清洗時代的迫害中倖存下來的親人住一起，那些親戚們仍在那個老舊的農村中。

但他倆都沒有聽從。他們重建了小屋，與原來的房子靠得很近。

卡普·雷科夫於1988年2月16日在睡夢中逝去，距離他妻子阿庫麗娜逝去27年。阿加菲婭在地質學家們的幫助下將他安葬在山腰，然後掉頭走回她的家。

主有恩賜，她會留在哪，她如是說——她也如是做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她已然七十多歲，這個針葉林的孩子繼續獨自生活，在阿巴坎河流域高高的山上。

她不會離開。但我們必須離開她。在她父親葬禮那天，在Yerofei眼裡：

我回頭向阿加菲婭揮手。她仍站在河岸，像一座雕像。她沒哭。她點頭說道：『走吧，走吧。』我們又走了一公里，我回頭看，她仍站在那。

（來源：譯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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