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華鋒：試論北魏隴東大型佛教洞窟營建的背景

歷史考古青年論集（第一輯）專輯

《文物、文獻與文化——歷史考古青年論集（第一輯）》（王煜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為2015年5月於四川大學召開的「歷史考古青年論壇（第一屆）」學術會議的成果之一，收錄了歷史時期考古領域中21名青年學者的論文，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本公眾號特用專輯的形式將其中的文章逐一推送，以饗學界。如需進一步了解和引用，請核對原書。

試論北魏隴東大型佛教洞窟營建的背景

董華鋒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佛教傳入中國後，很早就到達了位居河西走廊與關中交界處的隴東地區（即今甘肅省平涼市和慶陽市）。佛教造像隨之出現。這一地區現存最早的佛教造像是平涼市涇川縣玉都鄉出土的一件金銅造像[1]，時代為十六國時期。到北魏晚期，隴東地區迎來第一個佛教造像高峰期，出現了一批大型佛教洞窟：涇川王母宮石窟、慶陽樓底村1號窟、慶陽北石窟寺第165窟、涇川南石窟寺第1窟。這批洞窟的形制有中心塔柱窟和殿堂式七佛窟兩種，是北魏隴東石窟的傑出代表。本文擬在釐清洞窟形制、樣式之淵源的基礎上，揭示洞窟營建的背景。

一、北魏隴東中心塔柱窟的形制、樣式及其淵源

（一）北魏隴東中心塔柱窟的洞窟形制及其淵源

北魏時期隴東的中心塔柱窟主要有涇川王母宮石窟和慶陽樓底村1號窟。關於這類洞窟的形制及淵源問題，早在1929年時，美國人霍勒斯在《涇河流域的佛教石窟》一文中就已經注意到了王母宮石窟「各方面與雲岡第6窟及那裡其他早期窟內的造像完全相似」[2]；樓底村1號窟被發現後，張寶璽、暨遠志、李靜傑等先生又進一步論證了這兩個洞窟與雲岡二期第6窟之間存在的明顯的相似性[3]。

結合前賢的論證，我們將王母宮石窟[4]、樓底村1號窟[5]的形制與雲岡石窟第6窟[6]比對如下：

1. 洞窟形制 王母宮石窟為平面長方形的平頂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分為上下兩層，前壁及窟門已不存（圖一，1）。樓底村1號窟也是平面長方形的平頂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亦為上下兩層，窟門大部已不存，僅存北側一小部分（圖一，2）。雲岡石窟第6窟同樣為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方格平棊頂，窟門上方開明窗。顯然，三窟都是平面長方形（或方形）的平頂中心塔柱窟。不過，王母宮石窟和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的上層為八面體，與雲岡第6窟迥然不同，為目前所知北魏洞窟中所僅見。

圖一 北魏隴東中心塔柱窟平面圖

1. 涇川王母宮石窟平面圖 2. 慶陽樓底村1號窟平面圖

2. 造像布局 王母宮石窟的西、南、北三壁均分四層開龕造像，最上層雕一排小坐佛，上層開五龕，中層開三梯形龕，下層脫落不明。中心塔柱下層為方形，四面皆開龕，內有造像，龕外浮雕造像，四角各雕一大象馱樓閣式塔；上層為八面體，八面皆開龕，內造像。窟門外是否有天王不明。樓底村1號窟後壁雕三身立像，南、北兩壁分三層開龕造像，上層並列三龕，中層並列二龕，下層浮雕力士、獅子。上、中兩層龕的分界欄上浮雕造像。中心塔柱下層為方形，四面皆開龕，內有造像，龕外亦浮雕造像，西北角雕一象頭；上層為八面體，八面皆開龕，內造像。窟門外北側殘留一身天王。而雲岡石窟第6窟正壁分上下兩層開龕；其餘三壁分五層開龕造像，最上層浮雕天宮伎樂，上、中兩層開龕，下層浮雕分欄長卷式畫面，最下層為供養人行列。中心塔柱分上下兩層，均為四面體，四面皆開龕；下層龕外雕出浮雕佛傳故事，四角雕大象馱樓閣式塔。窟門外兩側各雕一天王。比對三窟的情況可知其造像布局均為：中心塔柱上下層各面均開龕造像，洞窟兩側壁均分多層開龕造像，除樓底村1號窟外的另兩窟正壁也分多層開龕造像。

3. 造像內容 王母宮石窟南壁上層五龕內為坐佛，中層中龕為坐佛，兩側龕各一立佛。西、北壁與此相同。中心塔柱下層四面龕外浮雕佛傳故事、力士，南面龕內雕釋迦多寶，東、北二面龕內皆雕一佛二菩薩，西面雕彌勒菩薩；上層八面龕內均雕一坐佛二菩薩。樓底村1號窟正壁雕一佛二菩薩立像；南北壁上、中兩層龕除南壁上層東龕雕釋迦多寶外，余龕皆雕一坐佛二菩薩；上中兩層龕的分界欄上浮雕佛傳故事。中心塔柱下層四面龕內均雕一坐佛二菩薩，龕外浮雕佛傳故事或脅侍菩薩、弟子；上層八面體龕內皆雕一佛二菩薩。雲岡第6窟正壁下龕中為坐佛，兩側各一立佛；上龕為三立佛。西壁第一、二層龕漫漶不可識，第三層三龕內雕二交腳彌勒一坐佛；第四層三龕內雕三立佛；第五層雕伎樂、化生童子及坐佛；東壁第一層風化嚴重，第二層雕六鋪佛傳故事，第三層三龕雕佛傳故事和千佛，第五層內容與西壁第五層略同。中心塔柱下層南面龕內雕坐佛，西面雕彌勒菩薩，北面雕釋迦多寶，東面雕倚坐佛像；上層四面龕內皆為立佛。比對三窟的造像內容可知：三窟中心塔柱下層四面龕內雕坐佛、釋迦多寶、彌勒等造像，龕外浮雕佛傳故事，四角雕出象馱寶塔的形象（樓底村1號窟只雕出西北角的象頭）；中心塔柱上層龕內雕坐佛或立佛。洞窟側壁的壁面上都有坐佛、立佛、彌勒、釋迦多寶等造像及部分佛傳故事浮雕。

綜合上述比對可知，王母宮石窟、樓底村1號窟在洞窟形制、造像布局、造像內容等方面與雲岡石窟第6窟之間確實有著明顯的淵源關係，尤其是王母宮石窟與雲岡石窟第6窟更為相似。

（二）北魏隴東中心塔柱窟的造像樣式及其淵源

王母宮石窟、樓底村1號窟的造像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樣式，暨遠志先生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7]。梳理這批造像，我們可根據佛像的身體比例和佛衣樣式將其分為三種：

第一種為秀骨清相型佛像，高肉髻、面相瘦長，身體修長。這種樣式的佛像又可按照其佛衣樣式分為兩種：第一種內著僧祇支，胸前束帶打結，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如王母宮石窟南壁左龕立佛（圖二，1）、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龕內坐佛（圖二，3）。這種造像在雲岡二期同樣十分流行，如雲岡第6窟西壁上層南側立佛（圖二，2）。第二種內著右袒僧祇支，外著右袒袈裟，袈裟邊緣有「之」字形紋，右肩和右臂上著偏衫，如王母宮石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龕、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東面和南面龕內主尊（圖二，4）。這類造像在雲岡二期亦十分流行，如雲岡第7窟後室東壁第5層南側龕內坐佛（圖二，5）。

圖二 北魏秀骨清像型佛像

1. 王母宮石窟南壁左龕立佛 2. 雲岡石窟第6窟西壁上層南側立佛 3. 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龕內坐佛 4. 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南面龕內坐佛 5. 雲岡石窟第7窟後室東壁第五層南側坐佛

第二種為短壯敦實型佛像，亦為高肉髻，面相豐圓，肩寬體厚，身體短壯。這種樣式的佛像只出現在樓底村1號窟，王母宮石窟未發現，雲岡石窟也未發現。依據其服飾亦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內著右袒僧祇支，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如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西面龕內坐佛（圖三，1）；第二種著通肩袈裟，胸前施「U」形紋，如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上層八面龕內坐佛（圖三，2）。

圖三 北魏隴東短壯敦實型佛像

1. 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西面龕坐佛 2. 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上層西面龕 3. 合水張家溝門第3號龕坐佛 4. 合水馬勺場石窟第4龕坐佛 5. 合水保全寺石窟第3龕坐佛

第三種為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佛像，其基本特徵是全身飾以等距離的平行綿密紋。這種佛像也只出現在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西、南、北三面的龕楣上（圖四，1）。王母宮石窟和雲岡石窟中也均未發現。

圖四 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佛像

1. 樓底村1號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龕楣佛像 2. 寧縣出土的太和十二年成丑兒造像碑坐佛

樓底村1號窟出現的短壯敦實型佛像雖在雲岡石窟同期造像中沒有發現，但在這一時期的隴東中小型石窟中卻常有出現：合水張家溝門石窟共8龕，其中第1～4龕開鑿於太和十五年（491年），第5～8龕開鑿於太和二十年（496年）。龕內坐佛面相方圓，肩寬頤廣，身體短壯，內著右袒僧祇支，外著袒右袈裟，通身飾以陰刻平行線衣紋（圖三，3）。與張家溝門石窟同時代的還有合水馬勺場石窟和保全寺石窟。馬勺場石窟第3、4龕與張家溝門石窟十分類似，拱形龕內的坐佛亦為面相方圓，頭大肩寬，身體短壯的形象（圖三，4）。保全寺石窟共41龕，大部分為小龕，龕內多雕釋迦多寶並坐和交腳彌勒菩薩造像。其中，第3龕內左龕（圖三，5）、第13號龕均雕釋迦多寶並坐，坐佛樣式與張家溝門第1～4龕十分相近，同樣顯得較為矮壯。

樓底村1號窟出現的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佛像雖同樣也不見於雲岡石窟同期的造像中，但在這一時期隴東、關中及陝北地區的單體造像和造像碑中常有出現，如寧縣出土的太和十二年成丑兒造像碑[8]（圖四，2）。

綜上可見，王母宮石窟、樓底村1號窟在洞窟形制、造像布局、造像內容、造像樣式等方面與雲岡二期第6窟之間有諸多相似之處，存在明顯的淵源關係。但隴東北魏中心塔柱窟又有自身的特點：在洞窟形制方面，王母宮石窟、樓底村1號窟出現了獨特的八面體中心塔柱，這種形制在雲岡及同時代的其他洞窟內均不見，其淵源與北涼石塔有關[9]；在造像樣式方面，隴東地區既有借鑒自雲岡二期的雙領下垂或袒露右肩的秀骨清相型佛像，但同時也出現了極具隴東特色的短壯敦實型和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的佛像。

（三）北魏隴東中心塔柱窟營建之歷史背景

如前所述，王母宮石窟和樓底村1號窟的洞窟形制、造像布局、造型內容、造像樣式等方面與雲岡二期的第6窟之間有明顯的淵源關係，但也有自己的特色；這與北魏隴東中心塔柱窟營建的歷史背景有直接的關係。

王母宮石窟並沒有碑記保存下來，較早記載該窟相關情況的是《金石錄》卷三：「《後魏化政寺石窟銘》，杞嶷造，文帝大統七年十二月。」在同書卷二一中趙明誠做了考證：「右《後魏化政寺石窟銘》，《北史》及《魏書》有《宦者抱嶷傳》，雲嶷終於涇州刺史，自言其先姓杞，後避禍改焉。今此碑題『涇州刺史杞嶷造』，疑後復改從其本姓爾。」[10]

而《魏書·閹官列傳·抱嶷傳》的記載與趙明誠所論是一致的：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獨與母沒內京都，毅力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11]

溫玉成先生最早根據《金石錄》的記載，推斷涇川王母宮石窟「有可能是杞嶷於太和末年經營的『化政寺石窟』，完工或在景明年間」[12]。張寶璽先生在王母宮石窟的調查報告中認為其完工於北魏太和——景明之間[13]，但未指出窟主。暨遠志先生確認涇川王母宮石窟即是化政寺石窟，並經過與雲岡石窟第9、10、6窟以及慶陽樓底村1號窟的比定，推測其開鑿時間為494～500年之間[14]。楊曉春先生再次肯定了溫、暨兩位先生的觀點，並推測王母宮石窟開鑿年代在太和十九年（495年）前後[15]。至此，王母宮石窟的窟主及開鑿年代基本為學界所認可。

從上文引述的資料可知，抱嶷的先人本姓「杞」，漢末時，因擔心被董卓殺死而改姓「抱」。北魏太武帝平定涇州時被擄往平城，成為太監，後因「忠謹」得到馮太后和孝文帝的賞識，不斷升遷，成為馮太后的寵臣。

馮太后佞佛，在她的推動下，在京都平城形成了獨特的後族與宦官相結合的造像群體。馮太后的造像活動一方面倚重馮氏後族，如馮熙、馮誕父子；另一方面信任身邊的宦官抱嶷、王遇、張佑、苻承祖，一旦看重，迅速擢升[16]。抱嶷作為馮太后的寵臣，繼王遇（鉗耳慶時）之後於太和十六至十八年（492～494年）擔任大長秋卿，他本人甚至「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17]，與馮氏後族的關係十分緊密，因而他責無旁貸地參與了王遇時期形成的後族與宦官結合的造像群體。太和十三年（489年），王遇主持修建的雲岡第9、10雙窟，即崇教寺，落成[18]。隨後，雲岡第5、6雙窟開始營建，此時擔任大長秋卿的是抱嶷。又，如前所論，涇川王母宮與雲岡石窟第6窟的洞窟形制、造像布局、主像組合、造像樣式都十分相近，可以說，涇川王母宮石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雲岡石窟第6窟的模仿。因而，「可以推想，雲岡第5、6雙窟的開鑿，當與抱嶷關係密切，至少，擔任大長秋卿的抱嶷應參與雲岡第6窟工程的籌劃、監督工作」[19]。如同王遇在平城監作石窟、陵廟、宮殿，在家鄉開窟建寺一樣，大長秋卿抱嶷監作了雲岡第5、6窟，後又在家鄉開鑿化政寺石窟（即今王母宮石窟）。

與後族關係十分密切的抱嶷以宦官同時也是涇州大族的身份開啟了北魏隴東大型石窟的營建。後族、宦官與大族三種力量在隴東石窟的開鑿中都得到了體現，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造像團體，使得雲岡石窟的窟形、造像內容、造像樣式可以有效地傳播到隴東地區，構成了該地區這一時期大型中心塔柱窟的主要內涵。

雖然雲岡二期是隴東北魏中心塔柱窟諸多方面的主要來源，但同時，在前文的討論中，我們也發現了隴東北朝中心塔柱窟有一些雲岡二期所不見的因素，如八面體中心塔柱，顯然受到了來自河西走廊的影響；另外，樓底村1號窟中短壯敦實型佛像、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造像等兩種樣式的造像也是雲岡二期所不見的，可以說是隴東的地方特色因素。有關短壯敦實型佛像的來源，張家溝門石窟第2、3龕之間的造像題記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太和十五年，太歲在□未，癸巳朔，三月十五日，佛弟子程弘慶供養佛時，造石坎（龕）佛一軀」[]。同樣，我們可從寧縣太和十二年成丑兒造20像碑的題記來考察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造像的來源。該造像碑正面中部開龕，龕下部淺浮雕七身供養人，並分別鐫刻「成丑兒、成□□……」等7個成姓供養人題名。碑左側面陰刻造像題記：「太和十二年歲次戊辰二月十二日，弟子成丑兒合家眷屬為七世父母歷劫□□一切眾生敬造石像十四區。」[]題記顯示，程弘慶、成丑兒是這兩龕造像的21供養人。程氏和成氏在隴東北魏石刻的題名中多次出現，《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頌》碑陰題名中就有錄事史成定龍、部郡史成□□、田曹成法□等人。結合姚薇元、馬長壽、暨遠志等先生的研究可知，成氏可能為盧水胡人，而程氏則可能為屠各或羌人[22]。

兩漢至南北朝時期，隴東地區一直活躍著大量的胡族群體。西漢時設安定郡，治高平（今寧夏固原），管理歸附的羌人等部落；東漢時，安定郡改治臨涇（今甘肅鎮原），降附的部分羌人被安置於安定郡[23]，之後，羌人與當地政府之間屢有衝突，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時，羌人大部降附漢朝，仍然被安置在安定郡各地[24]。魏晉十六國時期，氐、羌、屠各、盧水胡等少數民族部族大量活躍於安定郡範圍之內[25]。公元430年北魏設立涇州，治安定（今甘肅涇川縣），太和十一年（487年）時，置豳州。此時，少數民族部族在隴東地區已經有相當的實力，任職於各級軍政機關中，並多有起義：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安定盧水胡人蓋吳率眾起義，一時氐、羌、屠各、盧水胡等人群起而響應，太武帝親征，次年起義失敗；不久，安定盧水胡人劉超又聚眾萬餘起義[26]，後被鎮壓；延興元年（471年），涇州民張羌郎又發動起義；正始三年（506年），屠各人王法智推羌人呂苟兒為主，稱王建元，屠各人陳瞻亦隨之稱王[27]；永平二年（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又聚眾起義，秦州沙門劉光秀率眾響應。連綿不斷的起義說明，北魏時期，氐、羌、屠各、盧水胡等胡族在隴東地區有著重要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這些胡族也接受了佛教。他們或單獨造像、或與本地的大族聯合造像。張家溝門石窟的題記表明，活躍於隴東子午嶺一帶的胡族很早就開始開龕造像。而2004年發現的正始元年（504年）《大代持節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頌》[28]則表明，北魏隴東地區胡族同時也積极參与了當地大族主持的佛教造像活動。暨遠志先生對該碑碑陰及兩側雕刻的題名做了統計，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為胡族，其中以羌人最多，屠各次之，氏人和盧水胡再次，還有粟特人和鮮卑人[29]。

可見，經過漢魏時期的民族遷徙和融合，至北魏時期，胡族在隴東地區迅速發展，並成為了該區域石窟營建的重要力量。短壯敦實型佛像、等距離平行綿密紋風格造像等兩種樣式反映的正是這些秦隴胡族在長期的造像實踐中形成的審美情趣，他們是北魏隴東地區不可忽視的一種造像群體。

二、北魏隴東殿堂式七佛窟的形制、樣式及其淵源

（一）北魏隴東殿堂式七佛窟的洞窟形制及其淵源

除中心塔柱窟之外，北魏時期隴東還有另外一種大型洞窟——覆斗頂殿堂式七佛窟，包括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1號窟。

這兩個洞窟的造像布局和內容十分相似[30]：洞窟平面為橫長方形，覆斗頂，窟內四壁鑿壇基，正壁和兩側壁壇基上雕刻高大的七身立佛，其中正壁三身，兩側壁各二身，立佛間雕脅侍菩薩。（圖五）窟門內兩側雕交腳菩薩，北石窟寺第165窟窟門內兩側另雕有騎象菩薩和阿修羅天，窟門頂部有明窗。窟頂、四披及立佛身光間的壁面上浮雕佛傳或本生故事。北石窟寺第165窟窟門外雕二天王及獅子。

圖五 北魏隴東殿堂式七佛窟平面圖

1. 南石窟寺1號窟平面圖 2. 慶陽北石窟寺第165窟平面圖

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1號窟分別開鑿於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和三年（510年）。此前隴東地區流行的中心塔柱窟已為殿堂式七佛窟所取代。正如前賢所注意到的那樣，這種覆斗頂殿堂窟在同期的雲岡、龍門石窟中均不見，這是該地區在洞窟形制上的創新[31]。覆斗頂殿堂窟最早的實例當屬敦煌莫高窟北涼第272窟[32]，而學術界一般認為莫高窟這種洞窟形制源自河西走廊魏晉時期的覆斗頂墓葬。因而，在洞窟形制上，隴東地區的北石窟第165窟和南石窟1號窟再次受到了來自河西地區的影響。

（二）北魏隴東殿堂式七佛窟的造像樣式及其淵源

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1號窟內的造像表現出了多元的樣式，其中的立佛像和交腳菩薩像最具代表性。

1. 立佛像 北石窟寺第165窟的七身立佛頭部較大，身體較短，頭身之比大致為1：5.5。立佛為磨光高肉髻，面部方正飽滿，兩耳垂肩，嘴唇較厚，頸部粗短，肩寬胸廣，腹部突出，體形肥厚，掌面寬厚；內著兩層僧祇支，胸前有上下兩個打結的束帶，除南壁東側佛的下層束帶垂搭於袈裟外之外，其餘六佛的兩個束帶均覆於袈裟內；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袈裟右角繞過腹前及雙腿，形成彎度較小的平行「U」形紋，後從左臂上經過甩搭於體側；袈裟的下擺略向外張，並飾以反覆出現的倒「Ω」形紋；袈裟整體顯得十分厚重，有下墜感（圖六，1）。南石窟寺1號窟內七身立佛的頭身比例為1：6，顯得較為清秀，其基本樣式與北石窟寺第165窟相似，但面部較瘦削，頸部細長，肩部較窄，腹部較平，體形瘦薄。立佛同樣內著兩層僧祇支，並有上下兩個打結的束帶垂下；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袈裟穿著方式與北石窟寺第165窟相同，但腹前及雙腿間的「U」形紋彎度較大，袈裟下擺外張略大，且同樣飾有反覆出現的倒「Ω」形紋；袈裟整體顯得較輕薄（圖六，2）。

圖六 北魏立佛像

1. 北石窟第165窟東壁立佛 2. 南石窟1號窟寺西壁立佛 3. 龍門賓陽中洞南壁立佛

這兩個洞窟內立佛袈裟的穿著方式、倒「Ω」形為主的衣紋等均與同期開鑿的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南壁立佛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圖六，3）。不過，北石窟寺第165窟立佛寬大的面部、壯碩的身體與賓陽中洞及南石窟寺第1窟有較大的差異，顯得較為短壯敦實。這一點和前揭隴東地區胡族雕鑿的窟龕和單體造像顯現出同樣的審美情趣。2. 彌勒菩薩 北石窟寺第165窟西壁門內兩側、南石窟寺第1窟南壁門內兩側均雕有交腳彌勒菩薩。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寺第1窟的交腳菩薩在洞窟內所處的位置相同；從樣式上來看，如同兩窟內立佛像體現出來的差異一樣，北石窟寺第165窟的兩身彌勒菩薩同樣比南石窟寺第1窟交腳菩薩顯得更為敦厚、粗獷。北石窟寺第165窟南側交腳菩薩頭戴三葉冠，臉部較平扁，鼻棱高銳，嘴角略上翹，頸部佩戴近桃形的寬項圈，項圈被分成了若干塊，還裝飾了鈴鐺等飾物；寬大的帔帛自兩肩垂下，在腹前交叉穿璧後繞兩肘垂於體側，下身著長裙，腿部飾以波狀紋；北側的交腳彌勒則顯得更加粗狂簡約：頸部的項圈為素麵，腹前長裙的羊腸紋也被省去（圖七，1）。

圖七 北魏隴東交腳彌勒菩薩

1. 北石窟寺第165窟西壁北側交腳菩薩 2. 寧縣出土GNS1931號造像碑 3. 北石窟寺第165窟西壁南側交腳彌勒 4. 合水保全寺第4龕內左側龕交腳彌勒

關於這兩身彌勒菩薩有兩個問題值得關註：

第一、較之正壁及兩側壁華貴富麗的七佛，北石窟寺第165窟西壁的兩身交腳彌勒顯得較為粗率，鄧健吾先生認為對於彌勒的草率的雕刻「可能是強調錶示『未來』而有意識的作這樣處理的」[33]。不過，如果我們對比寧縣出土的GNS1931號石造像碑（圖七，2）就會發現：這種粗率的交腳彌勒菩薩在隴東地區的小型單體造像及造像碑中同樣流行。

第二，彌勒菩薩有多種樣式，交腳坐彌勒菩薩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所謂交腳，一般的形象是雙腳腳踝交叉。但是，北石窟寺第165窟西壁南側交腳菩薩的雙腳腳踝並未交叉在一起，而只是雙腳跟靠近（圖七，3）。這種形象的交腳彌勒在合水保全寺第4龕中也有出現（圖七，4）。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這種交腳菩薩的分布範圍主要在隴東地區。李靜傑先生稱之為「類似交腳」的菩薩像，並認為其尊格同樣是彌勒菩薩[34]。這一說法是合理的。

綜上，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1號窟內立佛的樣式與龍門石窟同期造像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北石窟寺第165窟的立佛又顯現出了隴東地區胡族的因素；同時，北石窟寺第165窟內的交腳菩薩像則表現出更明顯的隴東地方特點。隴東北魏殿堂式七佛窟內的造像兼具龍門石窟和隴東地區兩種藝術風格。

（三）北魏隴東殿堂式七佛窟的歷史背景

北魏時期，隴東一帶頻頻爆發氐、羌、屠各、盧水胡等胡族起義。永平二年（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35]。奚康生很快就鎮壓了這次起義，隨後「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政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36]。奚康生崇信佛教，「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37]。

《南石窟寺之碑》稱南石窟寺1號窟為：「大魏永平三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華、涇二州刺史、安國縣開國男奚康生造。」[38]北石窟第165窟雖無開窟碑記保存，但此窟內的宋代殘碑記載：「……□涇州節度使奚侯創置□歷景□□……□屢經殘毀，……」[39]可見，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寺1號窟均為奚康生所建。這一點已為學術界廣泛認可。

奚康生與佞佛的胡太后關係密切：「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40]奚康生修建南、北石窟寺時，胡太后之父胡國珍正賦閑在安定臨涇老家，且胡國珍亦是崇佛之人，因而「奚康生不可能不與該家族發生密切的往來」[41]。從《南石窟寺之碑》碑陰的題名來看確實有胡氏家族的成員胡武□、胡文安、胡季安、胡□□。胡氏是安定大族，《元和姓纂四校記》載：

安定「胡」，漢有胡建，始居焉。後漢有太尉胡廣。魏胡質，荊州刺史；生威，青州刺史、平春侯，又居淮南。晉左僕射胡奮，石季龍入關，與梁、皇甫、韋、杜、牛、辛皆以華胄，不在戍役之限。奮裔孫國珍，後魏司空，女為宣武帝皇后，生孝明帝。[42]

《南石窟寺之碑》碑陰還載有梁僧授、皇甫詢、皇甫慎、席道原等人。胡太后的母親為皇甫氏，其父後來又娶梁氏，因而梁氏、皇甫氏不僅是安定大族，同時也是胡太后的娘舅。關於梁氏，《北史·梁昕列傳》載：「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至。」[43]《元和姓纂四校記》「梁氏」條亦載：「梁，安定烏氏：漢初，以豪族自河東徙烏氏。」[44]而皇甫氏，《元和姓纂四校記》亦稱其為安定大族：「皇甫：後漢安定都尉皇甫攜生棱，始居安定。稜子彪，有八子，號八祖皇甫氏，為著姓。」[45]直到中晚唐時，梁氏、皇甫氏、席氏依然是涇州大族。大約成書於大曆十四年至元和元年間（779～806年）的敦煌文書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還稱：「涇州安定郡，出八姓，梁、皇甫、席、伍、胡、安、蒙、程。」[46]

因此，奚康生主持建造的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寺1號窟顯然受到了既是安定大族，同時也是胡氏後族的胡氏、梁氏、皇甫氏的支持。同時，從《南石窟寺之碑》碑陰的題名來看，也有少量的胡族參與了該窟的營建[47]。

當然，在這兩個洞窟的營建過程中宦官同樣也發揮過作用。奚康生與宗室元叉關係密切，在元叉的支持下，「與子難（奚康生之子）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託」[48]。正光元年（520年）元叉與宦官劉騰又邀請奚康生合謀幽禁胡太后，但是身為元叉親信的奚康生卻毅然站在了胡太后一邊，支持胡太后還政。因而，永平二年時，奚康生應已與宦官劉騰有一定的交往，否則他們不會在後來共謀幽禁胡太后的。而劉騰曾主持修建龍門石窟賓陽三洞、長秋寺，監修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鞏縣石窟第1、2窟，有著豐富的開窟經驗。永平二年奚康生開鑿南、北石窟寺時，完全有可能得到劉騰的指導。

可見，奚康生主持開鑿的南、北石窟寺與胡氏後族、宦官及安定大族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龍門賓陽中洞的造像樣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入隴東的。後族、宦官及大族三方面結合的隴東石窟開鑿群體又一次結合起來開創了北魏隴東的大型石窟。

三、《敕賜嵩顯禪寺碑記》所反映的北魏隴東石窟的營建

北魏隴東地區還有一個寺院值得注意——嵩顯寺。該寺與北石窟寺同年建成，位於涇川縣南2公里處的高峰山上，但已毀，沒有造像保存下來。據陳萬里《西行日記》記載，1935年時嵩顯寺碑藏於涇川文廟，後來遺失[49]。現僅可見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拓片，殘高2米，寬1米，碑額篆書《敕賜嵩顯禪寺碑記》。《金石萃編》、《甘肅新通志稿》、《隴右金石錄》均著錄了該碑。

《敕賜嵩顯禪寺碑記》尾題：「大魏永平二年歲在已丑，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50]該碑刻中寺主的姓名漫漶不可識。嵩顯寺在唐代時名為高峰寺，《古今圖書集成》卷五五三記載：「高峰寺，在州南五里筆峰山頂，魏永平年涇、平二州刺史高乘造，唐開國伯段歸文重修。」 [51]

關於嵩顯寺的寺主問題，秦明智先生曾撰文認為是高綽[52]。高綽確實任過涇州刺史：「綽為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穎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53]但根據《敕賜嵩顯禪寺碑記》和《古今圖書集成》的記載可知，嵩顯寺的寺主應為「使持節都督」、「高乘」。《魏書·高肇傳》記載文昭皇太后之父「（高）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在此之前高颺之弟高乘信已是明威將軍[54]。因而，永平年間的這個涇、平二州刺史「高乘」應為高肇之叔「高乘信」。

劉慧汪造反爆發後，時任涇、平二州刺史高乘信前去鎮壓，四月時高乘信修成了嵩顯寺。因而，奚康生至早在永平二年四月之後接任涇州刺史。至永平三年四月時，奚康生建成南石窟寺，那麼，高綽接任涇州刺史最早應該在永平三年四月之後了。

宣武皇后高氏，篤信佛教，肅宗即位後，尊其為皇太后，「尋為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55]。高乘信是文昭皇太后的堂叔，宣武帝高皇后的堂祖父。永平元年高乘信侄高偃之女被立為皇后的第二年，高乘信即在涇州修建了嵩顯禪寺。既為「敕賜」，可知宣武帝應該給予了嵩顯禪寺特別的支持。

從《敕賜嵩顯禪寺碑記》碑陰雕刻的捐款造寺各級官吏的名單看，梁穆、梁徽、梁瑞、梁通、皇甫軌、皇甫□等安定大族都參與了嵩顯寺的修建，尤其是其中的皇甫軌，此人是安定皇甫氏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元和姓纂四校記》載：「安定朝那縣：彪七代孫軌，（軌）五代孫璠[56]，生誕，誕生無逸，唐戶部尚書、滑國公。」[57]

此外，從《敕賜嵩顯禪寺碑記》碑陰的題名來看，同樣有少量的胡族參與了該寺的營建[58]。

因而，嵩顯寺是由高氏後族的重要人物高乘信主持修建的。在該寺的修建過程中，涇州大族也參與了進來。後族和隴東大族又一次走到一起開窟建寺。

結語

綜合上述情況，我們發現北魏隴東大型石窟的開鑿是多種勢力聯合完成的，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北魏隴東大型洞窟均是在地方官員的組織下由多種勢力組成的造窟群體完成的。這一特殊的造窟群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北魏時期，主持隴東大型石窟開鑿者多與後族有密切的關聯。北魏後期的兩位著名的太后——馮氏和胡氏後族，以及高氏後族，均直接或間接參與了隴東石窟的開鑿。後族勢力或直接主持，如高氏後族主持開鑿的嵩顯寺，或參與開鑿，如胡氏後族參與的南、北石窟寺。通過開窟造寺，鞏固了後族在隴東地區的影響力。

第二、宦官是北魏隴東大型石窟開鑿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勢力。他們或直接主持開鑿，如抱嶷，或參與石窟的規劃，如劉騰。這些宦官均極為後族勢力所賞識。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均擔任過大長秋卿，並曾在京都平城、洛陽主持開鑿過大型石窟，這使得京都石窟的樣式、內容可以有效地傳播到隴東地區。這正是隴東北魏大型洞窟的形制及樣式與雲岡、龍門之間的淵源關係的歷史背景。因而，北魏時期，隴東地區雖遠離政治、宗教中心，但這一區域的石窟卻保持了較高的藝術水平和較大的規模。

第三、北魏隴東大型石窟的開鑿多有當地大族及胡族的參與。這批石窟的開鑿者或本身即為隴東大族，如抱嶷，或廣泛聯合隴東地區的大族和胡族，《南石窟寺之碑》、《敕賜嵩顯禪寺碑記》等造窟碑碑陰所記載的眾多參與造窟者姓名即是明證。大族及胡族的參與保證了開窟必需的財力、人力，同時也給洞窟打上了地方特色的烙印。

綜上所述，北魏時期，隴東地先後開鑿了王母宮石窟（化政寺）、樓底村1號窟、北石窟寺第165窟、南石窟寺1號窟、嵩顯寺等一批大型洞窟。這些洞窟的形制、內容及樣式明顯受到雲岡、龍門石窟的影響，這與後族、宦官及當地大族在洞窟營建過程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同時，洞窟中獨具特色的隴東地方樣式，則是由於胡族的參與形成的。北魏時期，隴東地區的後族、宦官、地方大族及胡族等多種勢力聯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造窟團體，他們通力合作，使北魏隴東石窟在中國石窟營造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註解

[1] 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文物菁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52頁，圖268。

[2] 霍勒斯·H·F·傑恩著，梁旭萍譯，李崇峰校：《涇河流域的佛教石窟》，《敦煌學輯刊》1992年第l、2期。

[3] 張寶璽：《北魏太和期的中心塔柱窟》，見《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9～524頁；暨遠志：《涇州王母宮石窟窟主及開鑿年代考》，見《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23～936頁；李靜傑：《陝北隴東北魏中晚期之際部分佛教石窟造像考察》，見《麥積山石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38～344頁。

[4]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涇川王母宮石窟調查報告》，《考古》1984年第7期。

[5] 甘肅北石窟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慶陽北石窟寺內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44～251頁。

[6]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圖51～139。

[7] 暨遠志：《北朝豳寧地區部族石窟的分期與思考》，見《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第94頁。

[8] 甘肅省寧縣博物館：《甘肅寧縣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2005年第1期。

[9] 董華鋒：《試論北魏隴東的八面體中心塔柱》，見《二〇〇九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97～102頁；陳曉露：《從八面體佛塔看犍陀羅藝術之東傳》，《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0] （宋）趙明誠撰：《宋本金石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46、501、502頁。

[11] 《魏書》卷九四《閹官列傳·抱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21、2022頁。

[12] 溫玉成：《中國石窟與文化藝術》，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177頁。

[13]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涇川王母宮石窟調查報告》，《考古》1984年7期。

[14] 暨遠志：《涇州王母宮石窟窟主及開鑿時代考》，見《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第923～936頁。

[15] 楊曉春：《從〈金石錄〉的一則題跋推測甘肅涇川王母宮石窟的開鑿者與開鑿時代》，《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

[16] 《魏書》卷一三《文成文皇后馮氏傳》，第329頁。

[17] 《魏書》卷九四《閹官列傳·抱嶷》，第2021～2022頁。

[18] 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9～113頁。

[19] 暨遠志：《涇州王母宮石窟窟主及開鑿時代考》，見《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第934頁。

[20] 甘肅省博物館、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張家溝門、保全寺、蓮花寺石窟調查記》，《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79頁。

[21] 甘肅省寧縣博物館：《甘肅寧縣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2005年第1期。

[22] 參見暨遠志、宋文玉：《北朝豳寧地區部族石窟的分期與思考》，《藝術史研究》第7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暨遠志《北朝涇州地區部族、世族石窟的甄別、分期與思考》，見《麥積山石窟研究》，第347～387頁。

[23] 《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96頁。

[24] 馬長壽：《氐與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2～128頁。

[25] 馬長壽：《氐與羌》，第92～128頁。

[26] 《魏書》卷四〇《陸俟傳》，第903頁。

[27] 《魏書》卷四《世祖本紀下》，第101頁。

[28] 吳葒、張隴寧、尚海嘯：《新發現的北魏〈大代持節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文物》2007年第7期。

[29] 暨遠志、宋文玉：《北朝豳寧地區部族石窟的分期與思考》，《藝術史研究》第7輯，第351頁；同文亦載《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卷》，第85頁。

[30] 甘肅北石窟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慶陽北石窟寺內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52～163頁；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涇川南石窟調查報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31] 暨遠志：《涇州地區男北石窟寺與雲岡二期石窟的比較分析》，見《深圳文博論叢》2005、2006年合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61頁。

[32]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圖7。

[33] 鄧健吾：《慶陽寺溝石窟「佛洞」介紹》，《文物》1963年第7期。

[34] 李靜傑《陝北隴東北魏中晚期之際部分佛教石窟造像考察》，見《麥積山石窟研究》，第334、335頁。

[35] 《魏書》卷八《世宗本紀》，第207頁。

[36] 《魏書》卷七三《奚康生傳》，第1631頁。

[37] 《魏書》卷七三《奚康生傳》，第1633頁。

[38]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慶陽北石窟寺文管所：《隴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圖100。

[39]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慶陽北石窟寺文管所：《慶陽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8頁。

[40] 《魏書》卷七三《奚康生傳》，第1633頁。

[41] 程曉鍾、楊富學：《庄浪石窟》，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42]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等整理：《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79頁。

[43] 《北史》卷七〇《梁昕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22頁。

[44]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等整理：《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五，第582頁。

[45]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等整理《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五，第610頁。

[46]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3、331頁。

[47] 暨遠志：《北朝涇州地區部族、世族石窟的甄別、分期與思考》，見《麥積山石窟研究》，第372～375頁。

[48] 《魏書》卷七三《奚康生傳》，第1632頁。

[49] 陳萬里：《西行日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頁。

[50]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二十七，但未錄人名；（民國）張維《隴右金石錄》卷一，甘肅省文獻徵集委員會，1943年，第32～37頁。

[51] 《古今圖書集成》卷五五三《方輿彙編職方典》，北京：中華書局，1934年，第105冊，第31頁。

[52] 秦明智：《北魏涇州二碑考》，《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

[53]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第1091頁。

[54] 《魏書》卷八三《高肇傳》，第1829頁。

[55] 《魏書》卷一三《宣武皇后高氏傳》，第336頁。

[56] 《北史》卷七○《皇甫璠列傳》，第2423頁。

[57]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等整理：《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五，第610頁。

[58] 暨遠志：《北朝涇州地區部族、世族石窟的甄別、分期與思考》，見《麥積山石窟研究》，第375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