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你筆下的人物，但你筆下的人物是你」

編者按

《鐘山》非常關注文學的新生力量。當「60 後」作家成為當代文壇的重要力量時，1998 年前後，《鐘山》組織了全國首次「新生代小說家研討會」、「新生代作家筆會」，當年有較大的反響和爭議。

最近這二十年來，文學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寫作群體也有了較大的分野：有順應、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寫作，有迎合讀者、一味追求發行量和點擊率，以商業利益為目的市場化寫作，也依然有人文本位，對社會現實、人生人性保持警醒意識的知識分子立場的寫作。《鐘山》從不以年齡劃分作家，與其說我們關心青年作家，不如說我們是想在年輕的作家中尋找聲氣相投者。我們更關心年輕作家的價值立場和精神取向。

2014 年10 月中旬，《鐘山》舉辦首屆全國青年作家筆會，就「文學院我們的主張」為題，受邀的十二位青年作家發表了他們的看法和主張，2015 年第1 期《鐘山》以專題發表了他們發言的整理稿。2015 年12 月，《鐘山》第二屆全國青年作家筆會在南京舉辦，

主題相同，參會作家都是「新人」。他們的「主張」，對文學的理解，也被整理成文，發表在《鐘山》2016 年第2 期。

2016 年11 月，第三屆全國青年作家筆會如期在南京召開，本期發表的是新一批青年作家發言的整理稿（以發言先後為序）。

西元：後現代之再後現代

西元

我的發言主要圍繞「後現代之再後現代」這個題目。可能會比較突然，也不大容易被大家一下子接受。好在發言會以文字的形式發表在《鐘山》雜誌上，可以今後慢慢交流探討。

後現代這個詞在中國早已不新鮮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幾個三十歲出頭的青年學者將其引入文學批評領域，與當時中國文學的新形勢一拍即合。在他們多年的不懈努力之下，後現代這個詞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同時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也被寫入了多種版本的文學史。今天，後現代這個詞似乎已經很古老，並不是它已經過時，而是當代人已經身處於其中而不自覺。當年，幾個青年文學批評家最大膽的預言在今天都已變成現實。

對於我個人來說，後現代是一種精神，它像氣味、像顏色，或者像幽靈，或許你不能找出一個純而又純的後現代文本，這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但後現代精神已經徹底地迷漫於中國當代文學之中，就連現實主義文學也不例外。後現代之於中國，與其說是西方泊來品，其實更像是中國傳統精神的復活。以我個人為例，多年前在學校時，下了許多功夫去學習解構理論，讀西方現當代哲學。但是，真正從精神上把我震撼的卻是讀《金剛經》，讀《周易》。我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者，沒法說清楚這之間經過了怎樣的過渡，但我的感覺，就像一條奔湧向前的河流，一瞬間就匯入了廣闊無邊的大海。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根植於其上的大地。所以說，後現代的精神與其說是一種啟蒙，不如說是一次重新回歸。

那麼，為什麼又要說「後現代之再後現代」呢？對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的中國來說，後現代是一種預言，而對於當下，後現代精神更多的是一種覺醒。因為種種跡象預示著，屬於未來的精神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用一種舊的思想絕無理解將來世界的可能。而且，似乎有許多人蒙生了走回頭路的衝動，無論是從文學本身來講，或是對世界的理解來講，還是對中國社會未來走向來講，無不如此。但是，此時此刻走回頭路將使我們失去理解將來世界的絕佳機會。「後現代之再後現代」的句式是戲仿了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否定一次還不夠，還要再否定一次才行，也就是說，後現代一次還不夠，還要再後現代一次才能真正通達我們所預見到的精神世界。後現代精神也存在迷失，或者誤入歧途的危險，那麼，就必須通過再一次的後現代來澄清，來找到新的方向。

我對於那種屬於將來世界的精神深信不疑，也認為他們會很快真正實現，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擋。我還認為，在我們以文學方式去尋找他們，描繪他們時，會創造出一種屬於將來世界的美。這種美才是文學留給人世間最好的禮物！

寒郁：為何寫作及主張

寒郁

豫東永城的東北向，是古芒碭，始皇巡遊天下前感慨東南有王氣的地方，蘇魯豫皖幾省交界，比較亂，自古流氓與英雄叢生，比如陳勝吳廣，再比如漢劉邦，當然流氓著了名動靜大了也就是了英雄。這樣的地方，是那種沒有出路綁在土地上苦黃的貧窮。生長在這樣的鄉村，你可以一眼看盡荒涼貧瘠的命運。小時候，我常常放牧一片羊群，任它們去吃草，而我倚靠在某個年代久遠到湮滅不可考的墳包前，吃挖來的茅草根或者叼一根狗尾草，獃獃地，看雲。風吹過來，太陽落下的方向，是我們李家的祖墳，不用去看，那些攜子抱孫依次排開的墳冢便瞭然於心。活著，一輩子端著碗吃飯，死了，碗扣過來，壓在他們上身上，成了一個個覆碗般的墳。少有意外。

打小這種孤獨敏感的性格，大約和閱讀天性上就親近吧。至於對文學的興趣，幾乎是一種本能，或者說，在那樣狹隘愚昧的鄉村，也只有文學溫柔而凜冽的遼闊星空，能慰藉一個孩子熱衷耽於幻想的心靈。但是，鄉村能找到的書實在可憐，小鎮沒有書店，我上躥下跳窮盡各種辦法，將能找到的書囫圇吞棗地咽下，然後慢慢反芻，那時候，《紅樓夢》反覆看得許多章節能大段背出，沒有書讀的時候，《麻衣神相》和廟裡流傳出來的勸善小冊子，也讀得津津有味。

然後，輟學外出打工，浪蕩了幾年。那一段，因為迷茫，有一段特別下勁讀了不少哲學著作，主要是德意志盛產的那些思想猛人，被康德黑格爾叔本華海德格爾那種自我完備的理論體系給蠱惑得一愣一愣的。看完書，和朋友們去街角抽煙、看女人，想想哲學還是不如漂亮女孩隨便一個眼神更讓人動心。也挺有意思的。在酒店後廚做的時候，很小心把書放在儲藏室的夾縫裡，趁中午休息的時候關上門看一會兒。這種感覺很好，雖然面對的是一堆鉗子、扳子、工具、拖把等雜物，打開書，卻覺得這一會兒這個小天地都是我的了。打開一本書就如開啟一個世界，超越這狹窄的現實空間和逼仄灰暗的人生，看到翩躚的蝴蝶，聞到芬芳的花香……閱讀最大的意義是即便深陷溝壑的時候，通過經典，讓人知道，在渺小和卑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高遠的天空、一種更為遼闊的生活。在低矮而平庸的人生之上，還有那麼孤獨那麼美的星光。

2007年底，全國性雪災，在武漢酒店做工。那時候還寫詩，晚上，回到出租屋裡，裹著被子，寫得又絕望又猛烈，並且已經慢慢覺得詩歌已經承載不了更多的內容，開始寫小說。在寫小說之前，把詩歌整理了一下，這註定是一本編給自己的詩集，紀念那段輕狂而憋悶的歲月，詩集謄抄完的時候，寫上了「寒郁」這兩個字。那時候，天那麼冷，生命也很冷，沒有希望，鬱悶之外，當然也不甘心，有在寒涼里要掙出一點倔強蔥鬱的意思。

就這麼一路磕磕絆絆地寫了下來，慢慢到了自覺階段，此時，更直接的寫作動力無非是想寫出好的小說。我的理解，好的小說，無非是世道人心，所謂「好詩不過近人情」。至於小說拙作經常被人貼上的「詩味」的標籤，可能是說語言和小說的意蘊指向，這當然是很高的要求，力有不逮，心嚮往之。如果說有什麼來源的話，可能於對漢語言病態般的迷戀有關，一路詩經離騷司馬遷庾信杜甫黃景仁廢名等等這麼讀下來，你常常忍不住感嘆，哎呀，漢字真是美（這美里當然包括風骨、悲慨、激揚、哀婉、亮麗等等），可以寫出很美的東西來。作為漢字的使用者，我願意做一個敏銳的感受者，然後盡量每個字準確地傳達出來，詩意自然也就有了。

中國世情小說有很迷人的地方，再糅合好現代派的結構和技巧，或許會是一個很好的小說寫作方向。唐宋傳奇、《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等，我覺得這是中國小說的底子，起承轉合一顰一笑太講究了，所以，我有意回到《紅樓夢》、《金瓶梅》、《三言兩拍》的世情小說傳統上。寶玉挨打、黛玉葬花、金蓮吃醋，都是多麼平常的事情，按傳統的小說步步為營的寫法，寫出來，卻是那麼生動。塵世生活的那種破碎，那種混亂，那種蓬勃熱烈，那種沒皮沒臉，以至於那麼繁華腐爛，那麼絕望，那麼活色生香。人情之美、之險惡、之混沌，在還沒打算和這個時代握手言和，還願意對現實主義不自量力地正面強攻之際，我想我會繼續書寫這些世相的。

阿微木依蘿：我寫作的一些感受

阿微木依蘿

創作是孤獨的，但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它是一個時代的印記。是更多人創建的精神食糧。我們今天相聚於此，正是說明了前輩們的期許和苦心，以及更多的希望。寫作是漫長的過程，也是保持立場和決心的考驗。任何一艘到達彼岸的船都經歷過大風大浪。我覺得寫作是這樣一種狀態，高處是靈魂的枝椏，低處是心靈的救贖，不論朝向哪一端都在尋求光和自由。你感覺到自己最像一粒塵埃，你才會悲傷，文學產生於敏感的人，因為知道肉身會消失才尋求精神不滅，在虛空里劃一條痕迹，然而，這也是渺茫的。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或許這恰好是文學所屬的心情，好比色即是空。接下來要談的是一些創作的小感受。

我2013年開始寫小說，一年只寫一篇，之前寫的是散文。2015年開始著重於小說創作。2011年6月之後開始寫東西，到現在，五年了，這之前漂泊在各個城市。

我寫作純屬偶然。之前有對文學的愛好但並不強烈，直到2011年遇見我的丈夫，他買了很多書籍放在家中，挑了幾本翻看一個月之後，感觸很深，覺得似乎也有東西想表達。是這樣一種緣分讓我最終走上寫作的路。

2013年之前，我幾乎斷定自己不會寫小說。大部分人提到小說都在強調它的故事性，技巧，思想性，等等之類，我覺得這些標準對一個剛開始寫小說的人來講，有點高，顧得了前顧不了後，會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寫小說。並且，如果一個人一開始就覺得自己要寫一個有思想性有故事性的東西，我覺得應該很難圓滿地做到，很多東西是講究順其自然，大多事情是強求而不得。因此一個好作品的誕生，一定也有它的緣法。我在創作上時常「犯糊塗」，寫的散文經常被人當作小說來看，被貼了各種標籤：新散文，敘事散文，田園風情，輕度敘事，跨文體，等等。我不懂這些，沒有研究也不在乎一個文體所引發的各種爭議。我只負責寫。那麼我就想，既然如此，也許小說也有各種寫法呢？按照我寫散文的那種野蠻——也可以叫做「順其自然」——的方式來創作小說又有何不可呢？這當然是我之後才想到的辦法，很倔的，跟自己在賭氣的辦法。這果然讓我寫了幾篇小說出來。我覺得任何一種文體都需要我們盡情地給它釋放大的自由，無邊的想像，不需要設定太多框架。過多的心理負擔是創作的天敵。

美國作家卡佛說：你不是你筆下的人物，但你筆下的人物是你。這是幾年前我看到的一句話。他把創作的狀態和指向一語點破。我們寫著各色的人，這些人難道不是我們自己嗎？文學的本質是人學。人是從自己出發的。自己永遠是原點。一個人能把他內心的所有東西研究和轉化出來，就是一部世界史。我的狂妄的理解是這樣。也可能是無知的。

看世界是通過雙眼，腦子分析，心裡想像，最後才得出真相。寫小說也是由近到遠。先試探再大步向前。我的小說處女作是《土命人》，發在《鐘山》2015年第1期。它是比較現實的一個題材，也經受了各種批評，有人覺得故事性不強，技巧不夠，結尾沒有出其不意，認為小說不是這種寫法。那麼小說是哪種寫法呢？我個人還是抱著固執的觀點（當然這個觀點不等於我肯定自己這篇小說是毫無挑剔，它僅僅是一個態度），小說有各種寫法，結尾永遠不是只有「出其不意」這樣一種結尾。

總之在創作這條路上，邊寫邊悟邊讀，閱讀永遠是最有效的打開心靈的金鑰匙。至於寫出什麼樣的作品，有時完全看個人的機緣和造化。當然，我今天所說的話和領悟的東西，也許明天又有了不同的理由和看法。

湯成難：孤獨，傾述，以及名字

湯成難

我最初的寫作原因與其他作家不太一樣，中學時，我父親對於在報紙或刊物上發表東西有這樣的一些獎勵：在市級刊物發表獎勵一倍稿費，在省級以上刊物，獎勵兩倍稿費。所以，我的寫作之初也算是庸俗的。這是題外話。

我是個恐懼於「言談」的人，「訥於言」或許與生俱來，我的母親說我十個月時已能健步如飛，卻在四歲都無法口齒清楚地說幾個字。母親是一名代課教師，教師的職業習慣導致她每天回家詢問學習情況，諸如：今天老師有沒有表揚你？老師有沒有批評你？這樣的問句，回答應該是「表揚」或者「批評」，然而這兩個詞語成了每天最痛苦的事情——我從沒能將它們發音正確，我的舌頭無法搗鼓出兩個不一樣的音節。母親一遍遍地示範：表——揚——，表——揚——，不是白白；批——評——，不是皮皮。這種嘴型示範的方式似乎一直貫穿了我的整個童年。不知道母親那些年的感受，是沮喪還是絕望？而我厭惡說話，憎恨說話，甚至想人為什麼要說話。所以，我的整個童年是孤獨的，也彷彿是無聲的。

初二那年，學校離家較遠，每天都要騎車十幾公里，於是三五同學一起，說說笑笑，但我僅限於做一個聽者。記得某天，和一個女生同路，我們已經默默騎了很久，對，默默，這是我整個童年的狀態。那時正是晚春，頭頂的藍天純凈而遼闊。突然地，我想說話，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說一說剛剛讀到的一個小知識——關於天空為什麼是藍色的。我說了很久，說得很流暢，那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說那麼長、那麼完整的一段話。我清晰記得，分別後的激動與喜悅，感受到的耳邊溫暖而輕柔的風。我騎得很快，甚至將整個身體站離了座墊，長久地仰著腦袋，看著頭頂天空，心中頓時有種遼遠與舒暢之感。那一天，在我的生命中具有非凡意義，似乎在此之前的歲月，我感受著某種孤獨；而之後的歲月，我理解並渴望傾述。這些，或許正是構成我寫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小說很多與孤獨有關，與我「默默」狀態下有關，寫作是讓我保持孤獨卻又能得以傾述的一種方式。常常聽到有作家說寫作如同他們的生命，是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等等。我不敢這樣說，不知道寫作於我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或關係，它像是我童年時代的某種延續，使我倍感孤獨卻又不那麼孤獨，使我脆弱又無比強大，使我內心充滿悲憫又擁有光明。

再說一說我的名字吧。

幾乎每到一個新的環境，都會被問起名字的意義。我常開玩笑說，父親真是個有遠見的人，連我的法號都取好了。成難，悟空……還挺像那麼回事兒的。要是讓我父親來解釋，至少需要三天三夜。當然這是誇張的說法。我曾一度要改名，改過幾次，均沒有成功，記得最後一次，從起名館拿回五個名字，像拿著自己的美好未來，興沖沖地讓父親幫忙挑選挑選，記得那晚我們坐在院子里，父親借著月光看完新名字後一言不發，很久之後再一次向我講述「成難」的來歷，那是我最完整也是最認真地聽到名字的意義。那些年，我總覺得自己各種「不順」，極度想擺脫「難」字的魔咒。但那個晚上，父親在說起名字的時候流淚了，他回憶起那段艱難歲月，苦難、磨難、艱難、困難，在歷經一切之後，才能徹悟更多，視苦為樂，視難為易。那晚對我觸動很深，彷彿第一次正視並喜歡自己的名字，我記得父親在月光下的淚水，記得他說起他們這一代人經歷的種種苦難。他說你作為一個作家應該為他們而書寫。

那時我已經開始短篇小說創作了，在我的小說中，主人翁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組成了這個社會一個最大的群體，他們卑微而堅韌，他們讓我擔心和同情。「對她作品最深的印象就是，她始終關注著普通人的生存狀態，那些卑微苦難的一生，她用富於魅力的敘述，細膩的描寫，真誠的關懷，讓筆下的主人翁演繹出或悲或喜的一生。」這是某次作品研討會上，一位作家對我小說的評價。我想這些對小說的理解，是從對自己名字的理解開始的。

小說來源於生活，它探索、豐富了這個世界，描寫、總結並構建著這個世界。人一生的時光是有限的，經歷也是有限的。文學最大意義在於，它通過無數寫作者的工作，完整地記錄了每個時代的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

去年參加兩岸四地文化交流活動時，一位朋友說，我們起碼要做的是：不要給這個時代留下垃圾作品。這句話讓我感觸很深，這是對一個作家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要求——除了記錄這個時代，更需要一種引領精神，而作家便是一個掌舵者，帶領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人，乘風破浪，駛向對岸和光明之處。

各位青年作家簡介：

西元，男，1976年生，黑龍江巴彥人。主要作品有長篇戰爭歷史小說《秦武卒》等，獲第十二屆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獎，《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獎。曾在本刊曾發表過作品《死亡重奏》，現居北京，為解放軍總裝備部文學創作員。

寒郁 ，男，1988年生，河南永城人，曾做過流水線工人、建築工、企業文案、內刊編輯等。中國作協會員。在《小說月報》《鐘山》等刊發表小說若干。獲「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台灣第27屆梁實秋文學獎，廣東省小說獎，《黃河文學》雙年獎等。現居東莞。

阿微木依蘿，女，1982年生，彝族，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初中肄業，自由撰稿人。曾就讀於魯迅文學院。2011年6月開始文學創作。作品發表於《民族文學》、《鐘山》等。曾獲第五屆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第五屆東莞荷花文學散文獎、第三屆廣東省「九江龍」散文優秀獎、第二屆廣東省有為文學獎——「大瀝杯」小說獎。曾在本刊發表過作品《土命人》等，現居東莞。

湯成難，女，1979年生，作品有《一個人的抗戰》、《那年碎夏》等，現居揚州。

筆會文字版刊發於《鐘山》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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