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詩偉：從不忌諱自己是個在思想性上使勁的寫作者

劉詩偉的長篇小說《南方的秘密》2016年於《十月》發表，年末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該作直面當代現實生活，藝術呈現時代主脈的律動與生機，被評論家稱為一部鮮活生動的當代「秘史」。小說主人公順哥（周大順）是一個「跛行者」，對生活真誠而處事黠慧，其獨特命運和傳奇經歷貫透改革開放時期30多年，與時代脈息互動相生、互為鏡像，可謂一個時代的本質寫照和典型標本。筆者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近日特約劉詩偉做如下訪談。

秘密是什麼？我不想一言以蔽之

榮光啟：據我所知，職業評論家和普通讀者閱讀《南方的秘密》時都在猜想是什麼秘密。您能不能闡釋一下您心中的這個「南方的秘密」？

劉詩偉：是，在小說出版前，也有幾位乍聽書名的作家朋友也建議我換個名字，大概覺得它不夠肅穆，不足以顯示作品內容的厚重和深刻。但我以為這個名字改不得。我讀到一些評論家發掘的這個小說的「秘密」，雖然各有不同、各有側重，畢竟都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承認，這次寫作有一點雄心，我想寫一個巨大的秘密，關乎中國、關乎當代、關乎我們的生活。巴爾扎克說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密史。我喜歡評論家稱這個小說是一部富有質感的「秘史」，雖然我把它看作誇獎和鼓勵。這個小說寫了許多顯在的可以稱之為秘密的情節，而最大的秘密是由全部敘事來呈現的，我不想一言以蔽之。我相信，讀者讀著讀著就會接近這個秘密，就會「世事洞明」和「人情緒達」，並且感慨萬千。可以告白的是這個秘密的發生：多年前，我在商海撲騰，某個夏天應邀去香港的一間山頂寓所休息，當時我無所事事，向南深望無盡的海洋，向北回望廣大的祖國內地——我望見無數奔波的人——那時香港和內地的生活景況真是霄壤之別！我怎麼就由此想到了我們的生活，想到了我們的生活何以成為秘密？

榮光啟：《南方的秘密》中，順哥的人物形象本身具有悖論：一方面他是可憐的底層人，勤勞，堅韌，有情有義，愛憎分明，靠自己一步步的打拚走到人生巔峰，並且追求永恆；但同時他又有許多毛病，對利益見縫插針，對「上邊」的人物處處迎合，在性關係上不能自制……這是一個在當代文學畫廊中堅實站立的文學形象。你是怎麼塑造這個人物的？你是否有意在這樣一個矛盾的人物身上去反思過去的一個時代？

劉詩偉：在我這裡，改革開放是最大的善政，順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正果，是一個時代的產兒。這個人物首先是他自己塑造的。我不能吹牛說他是《堂吉訶德》里的堂吉訶德、《浮士德》里的浮士德、或者《唐璜》里的唐璜，但他跟這幾位先生一樣，在進入作品之前已經行走在世上。我認識順哥。在我的家鄉江漢平原及至更大的範圍，順哥一直是人們傳說的人物，人們可以用他來討論或戲謔各種話題。當然，我發現他之後，會有縱橫的思考。有評論家指出，這個小說的本事不是以主人公的事業的起止或成敗為線索，而是以追蹤和探尋主人公人性與性格的發展為中心，這是符合我的意圖的。由於順哥的種種「跛行」，也有人從中感到「惡」之於社會進步的意義，這已經是知識界的一個公識的邏輯，忠實於生活的寫作自然不會規避和為難它；我不反對這種「一面之詞」，但事實上我給出了更多的「善」。我希望作品的意蘊大過這些，並且體現對人生與社會的憐愛與慈悲。估計有些年輕讀者可能不大習慣順哥身上的諸多毛病以及他的做派，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沒有經歷，他們單純，他們生吞了某些現成的觀念和學說，但他們遲早會明白世道人生。時代生活如此，我只能格外疼愛順哥。我堅信，很多時候人對於人生困境的主觀突圍是蟄伏或異形存在的，它是別樣的可貴與美好。這也是小說喜歡的。

榮光啟：你提出的「懸意識」非常有意思，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它對當代小說的藝術結構與敘事功能都能帶來全新的意義。我非常喜歡小說《拯救》里的「我」和「懸意識」的「我」不斷切換的視角，但《南方的秘密》卻沒有用它。您能否談談你的「懸意識」與心理學或精神分析裡邊的「潛意識」有什麼區別？許多優秀的小說家都有自己的所謂「小說的智慧」（米蘭·昆德拉語），「懸意識」是您在自己的寫作經驗中總結或曰創造出來的一種「小說的智慧」嗎？

劉詩偉：沒錯，「懸意識」是我弄出來的一個詞兒，是針對「潛意識」提出來的。但是，這不是一個為了理論翻新而虛擬或置換的概念，而是一個實在的發現，是我考察人的思維狀態和自我驗證的結論。人，到了文明時代，接受的信息和觀念越來越多，被影響的精神和思維狀況已不再是簡單和簡約的，常常也不那麼明晰；這時，人的大腦里的有些意識和行為會出現分離（但那些意識是存在的），即大腦里會同時出現顯在的意識（正在工作的意識）和隱晦的意識（暫時未能直接發生作用的意識），我把那個沒有支配眼下行為的隱晦的意識叫做「懸意識」，它雖然看起來暫時懸置，卻在隱性地支配著主體（至少是支配意念），它顯然不是屬於本能的「潛意識」。勘察現代人，是不可以忽視「懸意識」的。我在201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拯救》可以說是「懸意識」敘事的用力之作，而且我通過小說主人公表述了這一概念，後來也有評論家專門討論過。「懸意識」的發掘，可以在文學的三個主體（創作主體、人物主體、讀者主體）之間建構共契的交流和理解平台。我相信它的確立對文學和傳播都會帶來新的指引，不單單是一種藝術表現的拓展。到了《南方的秘密》，雖然敘事的基本結構不是「懸意識」的，但如果讀者還覺得這個小說不那麼拘謹和獃滯，則是因為創作主體和主人公的「懸意識」由言外滲透在結構或語言的空白里。今後會有人在這方面比我做得好。

我的小說算不上「漢味小說」

榮光啟：關於你的小說的語言，如果說王朔、老舍等人寫出了「京味小說」，你的小說里有許多湖北方言、武漢話，是否可以稱之為地道的「漢味小說」？

劉詩偉：不不，我的小說算不上「漢味小說」。我幾乎在這方面沒有追求。但是我必須讓人物身帶著煙火水氣，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小說的律令。事實上，我的小說人物大多不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都是半吊子的「漢腔」。當然，我跟所有認真的寫作者一樣，向來是講究語言的，就像大姑娘對鏡化妝一樣殷切。對於小說的語言，我現在看重沖淡有味和言外意蘊。而我的小說語言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不該由我來講的。每個小說家在語言方面都是很臭美的。我曾跟朋友開玩笑說：在我，自己的語言跟老婆一樣是不可以冒犯的。

榮光啟：一個私人的問題：你如何看待你小說中的性愛描寫？我個人覺得你在這方面很有智慧，你能很好地利用性愛描寫來增強小說的某種抒情的深度，比如《南方的秘密》里順哥和秋收在禾場上的那個夜晚，那真是一個蕩氣迴腸的夜晚……

劉詩偉：這不是一個「私人問題」。首先，我是頌揚人類的性愛的。我以為性簡直是自然之神送給人類的最大禮物，是一個恩賜。但我覺得人類在性愛方面還可以大大拓展個體的快樂與幸福。看看《南方的秘密》中順哥與秋收的那場性生活，你不覺得是一種魂飛魄舞、拋開世界、直叫人甘願耗命或者永生不忘的生命極樂嗎？性，有時竟可以回報、激勵和拯救人生。對於順哥，它是一種生命的本義。我寫它，是因為它是巨大「秘密」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呢。遺憾的是，性常常被生活糟蹋，也常常被小說糟蹋。

榮光啟：許多讀者都注意到在你的長篇小說中都有一個超脫者的人物形象，比如《拯救》當中的男主人公劉浪，《南方的秘密》中的葉蘇，是不是你本人的化身和理想的人物形象？這個人物在小說敘事中達到的效果你滿意嗎？因為有評論家考慮到：這樣一個「完美」人物，他的觀念會影響小說的敘述，這種人物安排或者說敘事設置，會不會對小說的美學效果也有負面影響？

劉詩偉：哦，超脫者？這得把兩個人物分開來說。《拯救》里的劉浪是主人公，是一個反思探索的知識分子，他一直在拷問和反思自己，他在故事的中心，並不超脫；他的性格中倒是有對某些世俗的超脫。這種人物不好表現，好在我發現了「懸意識」，它幫助了我，讓主人公劉浪不至於凌空高蹈。如果擔心寫這類人物對小說審美效果有影響，那只能是能力不逮，與「超脫」與否無關。在《南方的秘密》里，那個僅僅出場一次的葉蘇倒是很超脫。不過，他的出場是必然的；在順哥後來常去的高級會所或俱樂部，總有這樣的人發表高論。我下海做企業諮詢時干過這事。既然順哥遇上了一個這樣的人，我乾脆把這個人叫做葉蘇（我用過的筆名），反正他就是那麼講話的。這是我的一個調皮。在一部長篇里，花去大約1000字，而內容很關健，雖然「超脫」，也不至於傷害審美吧。我不知道審美有哪些定式。

從來不忌諱自己是個在思想性上使勁的寫作者

榮光啟：我知道你也是一位批評家，你有非常系統的文學觀。我看過你的幾篇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文章。最近你在湖北省中國現代文學年會上的發言，題目叫「回應時代主脈的文學」。你反對小說寫作的「觀念化」與「內化」……但當代作家有種種理由遠離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模式。你的寫作是否有意在貼近某種主流的文學審美取向、主流的文學價值觀？你是否在試圖向傳統和經典的文學靠攏？

劉詩偉：我一直只是一個文學理論探討和文學批評的票友，與我所學的專業和個人愛好有關，也為了探索創作。如果把我最近的這個發言與《南方的秘密》聯繫起來，我得澄清兩個「反對」：第一，我反對的是觀念先行，同時指出了創作中怎麼有效利用觀念；第二，我反對「內化」寫作流行，同時指出了「內化」是現代小說塑造人物的重要拓展，指出了我們的生活還沒有「平靜」到以「內化」生活為主的狀況，也指出了「內化」寫作是多元文學的一種。我的基本意思是，我們的社會生活很寬廣、結構很複雜、矛盾很尖銳，我們更需要回應時代的主脈。這是文學更大的擔當。至於「貼近」，我只有是非，沒有對象。難道主流啥都錯了嗎？再說「內化」，在塑造人物時，我恰恰是在「內化」方面很賣力的，不然怎麼會有「懸意識」。這是兩回事。關於你說的我向傳統靠攏，我表達兩個觀點：一是小說傳統與否，主要取決於內容，而不是形式；二是在我這裡好傳統和好現代是一家子，沒有傳統與現代的取捨考量，藝術審美從來不是靠穿上什麼衣服產生的，如果創作上傻不愣登地向所謂傳統或經典靠攏便是自取滅亡。我忠於生活，遵循內心的審美律動。

榮光啟：你關注今天的網路時代的文學、「80後」及新近出現的一些作家的創作嗎？像郭敬明他們，整一個公司，簽約幾百個作家，針對不同的消費人群，生產不同的文字、漫畫、影視，像百貨公司一樣運營文學。文學這種來自個體的原生的藝術創造，今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此你有何看法？

劉詩偉：當然關注。我還為網路文學的作家作品寫過評論。你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是為「純文學」寫作的閱讀廣場擔憂，我要回答的是：文學是可以多元也應該多元的，這種多元是分層次調動文學的功能並發揮作用；網路文學和其他走經營路線的文學，大體上只要符合真善美、好讀、賣錢，沒有不良觀念和信息，就挺好了；至於能否出現經典之作，還在期待中。但是，那些觀照現實、奉獻思想、具有審視品格的創作，雖然不賣錢，但更有創造價值，更應當尊重。它是文明的光亮和指引，它是一個良性社會應當保留和保護的品種。

榮光啟：有評論家給你的小說一種定位：稱之為「新反思文學」或「後反思文學」，對應的是「反思文學」。這種定位其實是一種很高的評價，當代作家常常缺乏對一個時代有深刻的反思的能力（一般作家都是努力去呈現，但缺乏判斷、批判），很多人認為您的小說在這方面很有厚度。你如何看？

劉詩偉：我從來不忌諱自己是一個在思想性上使勁的寫作者。這與個人的經歷、經驗、趣味以及文學理念有關，也與個人的思想資源有關。問題不在於思想性，而在於如何藝術地表現思想。作為文學寫作者，當你做到魯迅和加繆，事情就不會糟糕了。思想性是藝術性的骨頭。我心嚮往之。思想性來自於生活，又以反思的姿態進入創作，因為一般的文學皆為往事。有人說我是「新反思」和「後反思」，這是因為1980年代有過一批著力反思「文革」以及之前的政治生活的傑出小說，並以批判和拋棄的力量召喚了新時期的生活；而現在，我又對新時期生活開始反思，便是「新」或「後」了。我一直投身於新時期的主流生活之中，喜歡把人生置於社會的脈動中進行觀察，努力追究關涉人的命運的關鍵因素及其它各種因素。社會生活是應當不斷向好前行的。有擔當的文學不應當總是拿一些公識性的道理來教育人。多數時候，我在思考如何把思想寫得有趣和有感染力。思想性是對生活的最高關懷。

榮光啟：英國大詩人T.S.艾略特說過這樣的話（大意）：衡量文學的標準一定是文學（不能首先是其他的標準，比如哲學、宗教等），但偉大的文學一定與神學的命題有關。你也說過，這個時代的寫作者需要信仰，在你這裡，與小說寫作、與知識分子對這個時代的批判相關，「信仰」是什麼？

劉詩偉：如果說思想是純然理性的，那麼信仰則屬於帶著情感的精神層面。文學通過感染讀者的方式發生作用。理性可以幫助和支持文學發掘人的情感與精神，信仰可以直接賦於文學以感染力。當然，信仰跟道德和情操有關，也有高下之分。偉大文學都是有偉大信仰的。托爾斯泰所以偉大，多半不是因為他的作品中的理性表達，他關於社會的思考甚至是錯誤的，其偉大之處在托爾斯泰主義里的信仰被表現得無比生動。崇高的信仰因為至善而至誠而至美。小說中的信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創作者，二是人物。魯迅寫狂人和阿Q帶著「救人」的信仰；歌德讓浮士德博士具有追術真理的信仰。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信仰跟宗教有相似的心理機制，雖然宗教與哲學跟文學天然互溶，但我不認為未來的偉大文學與狹義神學再有多少深度的牽連。此外，我的確說過現下的文學有批判缺信仰。我以為單純的批判隱含的信仰常常只是公識的正義的標準或底線，如果創作者沒有更高的信仰投射，或者人物缺乏良好的信仰品格，作品便失去了信仰之美。在《南方的秘密》中，主人公順哥對「永續不止」的π的信仰並不比任何信徒缺少虔誠，這種虔誠會讓生之「秘密」更加深沉雋永。

榮光啟：最後，請你談談個人的創作之路。隨著2016年你的長篇小說《南方的秘密》出版，這段時間不少人熱議你的小說，一些評論家也紛紛給出好評，是否可以稱你為文學的「歸來」者？此外，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湖北的小說家是一個重要的陣營，湖北文學界也為當代中國文壇奉獻了一大批重要的小說，而在湖北這樣一個小說大省，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寫作？或者說你對自己的小說寫作有怎樣的期許、期望自己的小說能帶來什麼新的質素？

劉詩偉：從「下海」說起吧。1980年代，我畢業分配後雖然做著其他工作，但一門心思搞創作；發表過一些作品，都沒有影響。1980年代未，看到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些人的確比我寫得好，我對自己很不滿意。那時年輕。但靜下心來想：不是自己技不如人，是缺乏人生閱歷；與其為賦新詞強說愁，不如把自己丟到生活的最深處去。於是，1990底我離職到一家港資企業去做事，比「92派」離職投入商業早了一年多。跟新時期之初的文學「歸來」者們相比：他們當年是因為政治運動被迫「下放」，我是主動「下海」；他們「下放」後是被管制的，我在「海里」是甩開膀子大幹的；他們脫離了時代的主流生活，我在時代主流生活之中。我在「海里」幹了將近20年（其間脫產讀研三年），也獲得了物質生活的自由，我覺得我可以重新開始寫作了。自2007年起，大約十年間，我一面做別的事，一面寫作，先後發表了《在時光之外》《拯救》《南方的秘密》三部長篇小說。現在，我已是年過半百奔60的人，沒什麼虛妄的想法，只有對人生社會的關懷之心未眠，只想寫出符合文學本義的作品。我知道我在哪些方面寫不贏別人，我只寫別人寫不了的東西；所以我常常是讓自己不寫。說到湖北文學，我以為最好的小說是觀照現實生活的那一類，而且以中短篇小說見長。這類小說回應生活的敏銳性在全國是一流的，也算是一個光輝的傳統，我十分尊佩並願意學習。但我試圖想得開一些。至於我的寫作定位，實在想都沒有想過。我想，文學創作跟工廠生產產品不同，不宜在「定位」上策劃，作家成天要想的是如何弄出高級一點的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