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鐘改變你的世界觀

Hans Rosling認為自己既不是樂觀主義者也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可能主義者」。圖片來源：J?rgen Hildebrandt

Hans Rosling知道，面對揮舞著大刀的敵人，永遠不要逃跑。「逃跑比直面他們更危險。」他說。因此，在1989年，當一群暴徒來到他位於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野外實驗室時，Rosling努力保持冷靜。「我當時想，『我要利用已有的資源，而我擅長的是談話』。」

身為醫生和流行病學家的Rosling從背包里抽出了非洲因病致殘的一些病人的照片。他們感染的是麻痹疾病（Konzo），許多當地人也受其影響。Rosling通過翻譯向暴徒解釋說，他認為自己找到了Konzo的病因，希望能為當地人驗血來驗證。

在他解釋了幾分鐘後，一位老婦人走上前去，表示自己支持這項研究。當暴徒停止揮舞大刀後，這位老婦人挽起了自己的袖子，之後，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她的行列。「只要你與他們對話、傾聽，與他們當中明事理的人交談，你就能做到任何事。」Rosling說。

現在，他仍在努力用事實武裝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向聯合國領導人、身家上億的高管和政客講述事實，成為了受他們信賴的顧問。這位身形消瘦、戴著眼鏡的瑞典人還曾被《時代》和《外交政策》雜誌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位人物之一。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梅琳達·蓋茨說：「擁有Hans Rosling這樣一位老師是全世界最榮幸的事情之一。」

不過，Rosling在科學家群體中卻沒有這麼受歡迎。他受到的讚譽並非來自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成就。在過去20年中，Rosling不是在生成數據，而是在傳播他人收集的數據。

現在，Rosling正和兒子Ola及兒媳Anna Rosling R?nnlund一起寫書。這本新書旨在消除人們的過時觀念，書名暫定為Factfulness。他們希望這本書能讓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他認為，如果專家不按事實行事，就無法解決重大的挑戰。「不過，人們首先需要消除成見。」他說，「而這並不簡單。」

生死邊緣

當Rosling還是一個生活在烏普薩拉的小男孩時，他會認真聽父親講述東非工人收穫咖啡豆的艱辛。後來，Rosling和女友Agneta Thordeman參加了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和美國越南戰爭的學生抗議活動。

當時，Rosling是醫生，女友是護士。他們帶著微薄的路費，穿越了印度和東南亞。1972年，二人結婚，7年後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搬到莫三比克。

Rosling這麼做是為了兌現多年前對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創始人Eduardo Mondlane的承諾。Mondlane曾說，在從葡萄牙手中獲得獨立後，莫三比克的未來將面臨重重挑戰，因為這裡非常貧窮，民眾教育水平也很低下。Rosling回憶道，「他握著我的手，看著我的眼睛說：『請答應和我們一起努力』。」不久，Mondlane被郵件炸彈炸死，未能親眼看到1975年莫三比克獨立，但是Rosling信守了自己的諾言。

莫三比克政府將Rosling派到了該國北部，他成了30萬人的唯一醫生。由於醫療衛生資源缺乏，當Rosling看到病人時，他們常常已經劇痛難忍，他無助地看著兒童因為本能輕鬆預防的疾病而死亡。「那些年的經歷變成了一種創傷般的記憶。」他說。

1981年，他收到了一位在一個偏遠衛生站做護士的義大利修女的來信。「請到這裡來。」她寫到。周圍村莊的人雙腿突然癱瘓。於是，Rosling離開家人，一頭扎進了這場危機中。

他對50萬人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發病率最高的人群完全依靠木薯生存。因為在發生乾旱時，木薯是當地唯一能種的莊稼，但木薯含有氰苷。一般而言，將木薯根在水裡浸泡幾天可以消除毒素，但在河流乾旱、家人忍飢挨餓時，當地婦女在烹制木薯時跳過了這一步，結果帶來了傷害。膳食氨基酸也能解毒，但是當地人吃不到含有膳食氨基酸的肉或豆類。

1981年底，由於許多變故，Rosling及家人搬回了瑞典。他注意到，無論在什麼國家，飽受病魔折磨的小鎮看起來都一樣悲慘。瘦骨嶙峋的人們撐著臨時拐杖在骯髒的路面上蹣跚而行，或者在地上爬著，雙腿扭曲。一個剛果社區將這個疾病稱為konzo，這一名稱來自一個原指膝蓋被捆的羚羊的單詞。1990年，當Rosling和同事正式定義該疾病，並提出有關其病因的證據時，他們也採用了這個名字。

研究發現適當加工木薯是短期預防該疾病的最現實的方法。但在飢餓和衝突中，他們的發現常常被忽視。Rosling逐漸相信，konzo真正的病源不在木薯，而在於經濟災難。「造成疾病的是極端貧困，這就是埃博拉和konzo的起源。」他說。

對無知的無知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極端貧困指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但Rosling還能從其他地方辨認出貧困。在必須赤腳步行幾個小時尋找水或耕種受侵蝕的土地的人們、因為營養不良而身材矮小的人們、生下的孩子體重低得危險的人們、深陷困境而毫無生活選擇的人們身上，他看到了貧困。

最終，Rosling表示，消除極端貧困是治療konzo和預防其他疾病的唯一方法，包括社會疾病和傳染性疾病。他認為在許多情況下，金錢、政治和文化是疾病的來源。

Rosling在1996年來到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醫學院。但他意識到，他的學生和同事都不理解極端貧困。在他們眼中，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國民都是窮人。「在他們眼裡，只有我們和他們；西方和其他。」Rosling說，如果他們不理解剛果偏遠地區自給自足的農民和巴西城市貧民窟的街頭商販面臨的不同挑戰，又怎能解決問題呢？「科學家想做好事，但問題是他們不理解這個世界。」Rosling說。

於是，Ola提出可以幫助他用圖形解釋世界。他為父親開發了一款軟體，能動態顯示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編製的數據。有了視覺輔助後，Rosling開始編寫那些令他聲名大噪的演示稿。在其中一份演示稿中，一張圖表顯示的是1975年的全球收入分布——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呈雙駝峰分布。

之後，只見中國、印度、拉美和中東的收入逐漸向前移動。Rosling說，「雙峰駝死去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只有一個駝峰的單峰駱世界裡。」他補充道，「貧困人口的比例已經下降了，但處於極端貧困中的人口數量依然眾多，這一點令人震驚。」

打破謬誤

梅琳達·蓋茨說，人們常常會告訴她，蓋茨基金會通過疫苗等干預措施挽救兒童生命的做法可能會助推人口過剩和環境崩潰。而令她振奮的是，Rosling流利地使用數據表明，事實恰恰相反：隨著兒童生存率的上升，家庭的規模已經縮小了。「我看到人們在聽Hans演講時恍然大悟的樣子。他溫和地打破了這些謬論，我非常崇拜他。」她說。

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擴散蔓延，Rosling加入了賴比瑞亞政府的流行病監控團隊中。該團隊想要整合數據，但各個國際機構收集信息的方式迥然不同，令其無從著手。「我們迷失在了各種細枝末節中。」Rosling說。「我把它看作一場戰爭：我們只需要知道病例數目是上升、下降還是持平了？」

他還在《柳葉刀》上發表文章指出聯合國成立的一個倡議組織的一篇被廣為引用的報告中存在誤導性數據。該組織聲稱，60%的孕產婦死亡發生在衝突、動亂和自然災害背景下。Rosling計算出的真實數字不到17%。

Rosling認為，唬人數據盛行的原因是人們想在難民危機能獲得財務支持的時期籌集資金。「全球健康似乎已經進入了後事實時代，數字被扭曲，以迎合倡議。」他寫道。

鑒於他認定廣大公眾必須接受終結極端貧困、創造可持續發展的世界，Rosling將事業的最後一程投入到了教育領域。他希望在接受了準確的事實後，人們能做出正確的決策。還有誰比他更適合做這項工作呢？他可是一個只用幾張照片、幾句話就能擊退武裝暴徒的人。

中國生物技術網誠邀生物領域科學家在我們的平台上，發表和介紹國內外原創的科研成果。

本公眾號由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信息中心承辦

微信公眾號：中國生物技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