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他者中的華人

《東方歷史評論》編輯部評選出13部作品為「2016年度歷史圖書」。我們在春節假期前後陸續刊登獲獎作品選摘。祝各位讀者新春愉快！

《他者中的華人》

孔飛力 著

李明歡 譯

《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將中國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歷史，融會貫通於同期世界格局發展變化的大框架中。孔教授在展示全球華人移民五百年歷史精彩畫卷的基礎上，有力論證了其重要觀點：海外華人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題中應有之意，是研究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是，海外華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從殖民統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從獨立後民族國家執掌大權的統治集團到洋溢民族主義激情的知識精英；從頤指氣使的大富豪到埋頭養家糊口的升斗小民，「華人」與周邊「他者」之間呈現出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作為外來者，海外華人需要認識了解「他者」並與之共生共存；而後者同樣也時時刻刻審視著這些遠道而來的異鄉人：他們是可以和平相處、共謀發展的新朋友，還是居心叵測的異類？他們究竟是帶來新的利益和機會，還是潛在的麻煩製造者，或者簡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漫漫數百年，移民與本地人互為「他者」，彼此之間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競爭有對抗。在《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一書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練運用的社會心理剖析法，對華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條分縷析。

以下文字摘自該書第八章《新移民》。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中國移民新時代，無疑受到如下四大歷史事件的明顯影響：（1） 北美和澳大利亞等移民社會摒棄了種族歧視政策；（2） 中國進入了毛之後的新時代，並開放世界貿易；（3） 歐洲重組，包括蘇聯及其衛星國的解體；（4） 中國在國家層面上重新定位其對外移民政策。所有這些改變都應當理解為一種漸進性的，而非革命性的改良。美、澳等移民國家摒棄種族性的排華法案，是隨著相關國家對於族群和人權理念的逐漸改變而實現的。中國改變對毛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以資本主義威權政治取而代之，這些變化是與中國更長時期的政治史相互吻合的。歐洲重構的部分原因在於自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尋求一體化的努力，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衰落、國家社會主義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等因素相關。中國對其海外僑民政策的改變，則是以中華帝國在海洋貿易上的實用主義轉向為其前兆。

就中國自身而言，「新移民」是在業已形成的勞動力輸出的社會文化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然而，新移民同樣也顯現出當代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某些特點。在中國，「新移民」指的是自1978年中國改革以後出國的人，即「新中國」時代的產物，這是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比較有專業技能，也比較城市化的一批人。「新移民」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老移民」形成鮮明對照。「老移民」大多定居東南亞國家，一些人生意興隆，但被認為其所代表的是「封建的」文化，包括舊式的經營模式，還有以同鄉會館和方言、宗親社團為基礎的組織模式。在中國國內，有數百萬人離開農村，進入中國正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尋找進入工廠，到建築工地，或進入城市服務業打工的機會，可是，這些人從來就沒有被稱為「新移民」。這些在農村沒能充分就業而進入城市的農業人口，在中國被稱為「流動人口」。在中國，「流動人口」一詞長期以來一直是個貶義詞，含有懷疑、鄙視之義，認為那是些骯髒、無能的傢伙，甚至還可能是些罪犯，處於地方行政部門的管轄之外。由於這些人在國家管控之外，又遠離自己的家庭，因此城裡人大多不喜歡他們，可是，那些工廠老闆和承包商卻需要他們，因為這是些只要用最低廉的工資就可以僱傭的人，同時，那些城裡人還需要這些流動人口來清掃住宅區的垃圾，需要雇他們做家務。不過，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新移民」這一主題之下，中國的國內移民和跨國移民被納入統一考量，因為他們都是同一歷史進程的參加者，是在一個人口眾多、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通過勞務流動或家庭遷徙（這是一個在當下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去尋求經濟生存的理性選擇。無論是國內遷移或是跨國遷移，都受制於全球範圍內的資本和技術狀態，因而也受制於以上所提及的那些重要事件的影響。而且，儘管「新移民」一詞在中國似乎僅限於特指1980年之後從中國大陸向外流動的人，但本書認為，新移民應當包括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直到當下的整個歷史階段的移民，也就是說，這一時段應當肇始於北美和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廢除種族性的排華法案。正是由於那些種族性的「排華法案」在20世紀60年代被徹底廢除，方使得相當數量來自台灣、香港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移民得以移居西方，這部分移民無疑構成了當代「新移民」的先驅。

毛之後的中國向世界開放門戶

中國的革命歷史總是對移民歷史產生特定影響。從1911年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1927年國民黨奪取政權，到1949年共產黨獲得勝利，無不將其影響廣泛延伸到海外移民社會。前兩次革命行動試圖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拓展到海外華人社會（如本書第6章所述），第三次革命則使海外華人與其家鄉之間的聯繫斷絕了將近30年。為了理解為何會產生這一隔絕，同時也為了能夠理解海外華人為何會對打破這一隔絕如此歡欣鼓舞，我們就必須探討當這場革命發生時，海外華人與其留在僑鄉的親人之間的通道是如何被破壞的。

除了在將近30年內沒有任何類型的移民離開中國前往海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某些政策也對海外華人及其留在家鄉的僑眷產生了痛苦的影響。打擊資產階級和地主，沒收其財產的運動，意味著從海外寄回家鄉的僑匯如果用於投資實業或用於購買土地，都會成為被沒收的對象，而其擁有者則可能因此成為資本家或地主而被列入打擊的對象。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深知，在其之前的民國時代，僑匯是國家外匯的重要來源。那麼，是否值得為了進行社會革命而放棄這一重要的外匯來源？中國南方的僑眷是否仍然被允許繼續接收僑匯？或者，是否因為他們靠外匯生活而必須將其列為「剝削階級」？國內對於僑眷的打擊必然使國外的匯款人因心寒而與家鄉疏遠。可是，一場徹底的社會主義經濟革命肯定鄙視那些享有什麼特權的地方。不幸的是，許多僑眷都是些海外華僑留在老家的妻子、孩子以及他們年老的父母，還有一些則是因年老體弱而從海外返回家鄉養老的歸僑。由於家中缺乏耕種農田的強壯勞力，僑眷往往將土地出租，或僱人耕種，或用收到的僑匯放貸收息，所有這一切行為，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土改運動」中，都是可以被定性為階級剝削行為而被沒收財產乃至判處死刑的標誌。不過，為了公眾利益，政府也宣布了一些針對僑眷和歸僑接收僑匯的特殊政策，令他們享有一定的優惠待遇。

但是，在夾雜著混亂、嫉妒和暴力行為的土改運動中，地方幹部也難以真正保證那些優惠待遇能夠有效實施。那些敵視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媒體，向外傳播了一些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雖然其中難免言過其實，但是，即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實性，僑眷家庭的悲觀絕望之情，必定也已經廣為擴散。

顯然，時至1952年，許多僑眷都受到土改運動的衝擊。此時，僑匯量嚴重下跌，一方面是由於外國政府加強了對外匯兌換的控制，另一方面則顯然是海外華僑因其親屬在國內遭受迫害而心灰意冷。因此，到了1953年，中國出台了較為寬鬆的政策，一些加在僑眷頭上的嚴酷的階級標籤被去除了，寄回養家的僑匯被允許用來僱工，或用於借貸。可是，當地形勢的發展很快又促使政府重新回頭採取嚴酷的政策。僑鄉地區僑眷的特殊待遇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並引發了一些社會衝突。同時，海外華人的處境也正在成為中國政府一個燙手的山芋，因為其時東南亞華僑正遭受新興民族國家的歧視，他們紛紛指責中國政府未能向他們提供有效保護。面對這一局勢，北京方面採取了兩大相輔相成的策略，一個針對海外，另一個則針對國內。

在對外事務方面，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減少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對中國的疑慮，因為印度尼西亞當局認為，那些根據「血統主義原則」仍然持有中國國籍的華僑是潛在的「第五縱隊」，他們效忠的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日益清楚地意識到雙重國籍可能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因而促使周恩來總理在1955年印尼萬隆的亞洲首腦會議上宣布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中國政府不再承認任何具有中國血統的人可以自動成為中國公民。1955年4月，中國和印尼在萬隆正式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號召居住在印尼的華僑在中國和印尼兩個國籍中選擇一個國籍。直到1960年，印尼政府才正式要求印尼華僑對國籍做出「選擇」。與此同時，無論東南亞華僑究竟持有哪個國籍，東南亞各國政府依舊對其疑慮重重，認為他們真正效忠的還是中國。

尤其是印尼，儘管該國華人在法律上享有公民地位，但是，華人從來就沒有被印尼當局完全接納為印尼公民。根據印尼1946年的憲法，對於那些在法律上是印尼人但種族上是外國人的公民，在身份證件上一律標註為「WNI」（印尼華人身份證件上標註的「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意為「印度尼西亞公民」，但當地原住民身份證件上則只寫「印度尼西亞人」，印尼華人認為此舉無異於當年希特勒強令猶太人佩戴猶太教的六芒星，是一種帶有恥辱性的規定。——譯者注），被加此標註的基本都是華人。因而，那些宣布放棄中國國籍並選擇入籍印尼的華裔公民，其所能得到的保護是有限的。然而，對中國而言，外交政策顯然更為重要。直至1958年，中國的領導人仍然表明不對海外華人的行為負責，並鼓勵他們選擇外國國籍。中國政府強調：「他們必須在居住國和平地生活和工作……這將有利於促進中國和海外華人居在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然而，事實證明，「華人問題」在印度尼西亞相當棘手。1959—1960年期間，由於印尼當局禁止「外國人」從事零售業而引起了騷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面臨十分尷尬的挑戰，為了避免更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中國選擇了從印尼撤回華僑。與此同時，撤僑行動還包含另一層更深的含義，中國政府認為，撤僑行動將有利於打消東南亞各國政府對於華人的疑慮，並且「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關於海外華人是中國『第五縱隊』的惡毒攻擊，打消中國的亞洲鄰國關於華人人口增加對他們形成『威脅』的擔憂」。由中國派出的船隻總共接回了大約10萬難僑，並將他們「重新安置」到專門的「華僑農場」。

在國內，中國的政策是設法儘可能讓僑眷融入集體經濟體制，以緩和農村地區的不平等現象，消除對僑眷的嫉妒，因此，從1957年開始，在冷酷無情的「反右」和「大躍進運動」中，都對僑眷所享有的特權進行嚴厲批判。對於僑眷的強硬立場意味著所有海外華僑，同時也包括他們在國內的親眷，因為擁有「海外關係」，因此可能是潛在的階級敵人，是不可信任的。如此一來，保持與海外親人的聯繫就成了危險的舉動。如此政策，不禁使人聯想到歷史上清帝國對海外移民的強硬態度，1727年的一份皇帝諭旨中言及：「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朕非欲必令此輩旋歸也，即盡數旋歸，於家亦復何益，所慮者既經久離鄉井，安身異域……而一旦返回故土，其中保無奸徒包藏詭謀，勾連串通之故乎？」參閱第一章注釋16。對於「階級鬥爭」的高度警覺，超越了對於和海外華人社群之間關係的重視。而且，即使對於那些歸僑，即使是哪些在1960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船隻從印尼接回的難僑，也得不到信任。以下事例引自一位在荷蘭的溫州華僑的回憶，從中可以看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對於海外華僑及其家庭的刻板印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海外關係」是危險的

（20世紀50年代）

我剛出生沒幾個月，父親就出國了。父親出國後就和我母親斷了聯繫。我是由我母親一手養大的，我母親過得很苦……大概在50年代初，我參軍了。我在部隊幹得很出色。我通過考察，很快就要提幹了，那時，我真的非常積極，而且非常自豪……可是，忽然間，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我的父親突然出現了！我父親忽然從荷蘭回來找我的母親，找當年他出國時留在家鄉的唯一的兒子……很快，我就被要求退伍，因為我有「海外關係」，不能留在部隊……我向部隊領導解釋，說明我的父親在海外是一名愛國僑領，他熱愛共產黨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沒有用啊，我只能退伍，離開部隊。我知道自己再也得不到組織的信任了。

類似以上那樣的事例，說明那時中國政府對於海外華僑之不信任，與封建帝國時代幾乎是一脈相承的。海外華僑和僑眷只具有金錢上的利用價值。儘管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可能獲得某種榮譽或受到吹捧，但是，他們也因此而受到鄙視。在儒家士大夫眼中，他們唯利是圖；在共產黨幹部眼中，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因此，無論是儒家士大夫或共產黨官員，都認為他們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直到1978年進入了毛之後的改革時代，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中國與後殖民時代的東南亞國家都需要面對「華人問題」，但是，基於不同的原因。當海外華人遭到其居住國政府的欺侮時，中國因為無法保護海外僑胞而感到難堪。然而，由於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那樣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此，如果中國試圖保護其海外僑胞，則情況可能更糟。對於中國那些後殖民時代的鄰國而言，「華人問題」是一個長期無解的矛盾，一方面，他們需要華人族群的資本和經營技能，但另一方面，在當地原住民當中，則始終涌動著排華的暗流。

集體主義之後：國內的新移民潮

1979年中國開始進入了「改革時代」，在那之後的頭十年內，中國對於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嚴厲控制迅速地被打破了。個體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農村集體化的解體，對於中國國內和跨國人口遷移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農業集體化運動迫使農民固著於他們自己的村莊之內，不僅嚴禁他們異地遷移，而且也不準自謀職業，自由市場遭到取締，這麼一來，包括勞務輸出，商品化農作物種植，以及家庭小手工業等曾經延續了多個世紀的中國農民的生存手段，都被完全廢止了。不過，一旦集體的控制手段稍有鬆動，數以百萬計的民眾立刻重又開始流動。對於那些因為家鄉地少人多，難以賺錢謀生的貧困農民而言，農閑時進城打工再次成為他們尋求脫貧致富的慣常手段。在城市周邊地區，聚集著大批流動人口，他們進入城市的勞動力市場，或從事小商小販，或從事服務業。一些移民群體甚至開始建立個體企業，僱傭新近來自其老家地區的同鄉為其打工。1995年時，全中國的「流動人口」總數已經達到大約8000萬到1億人之間。到了2004年，估計在北京有160萬流動人口，在上海有330萬流動人口，而在廣東各工業化城市的流動人口則達到約1200萬。由於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製造業基地和上海周邊沿海城市對於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吸引了中國國內的大量移民湧向那些地區。中國沿海地區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得益於大量的國外投資，而這些外資中不少即來自海外華人，這一切為該階段中國國內人口遷移增加了「新的」要素。

在集體化時期，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既受到農村集體對未獲批准的人口流動的嚴格限制，同時也受到戶籍制度的管控。根據當時的戶籍制度，城市居民的食品供給、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無不需要有城市戶口才能得到，而對於農民而言，城市戶口幾乎可望而不可及。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戶籍制度被同時應用於城市與農村。時至1955年，國家顯然已經決定，為了保護城市，必須將城鄉相互隔絕，這一政策與封建帝國時代在城市周邊建造城牆實乃異曲同工。根據1958年出台的戶口登記條例，任何人如果沒有城市戶口的話，到城裡連飯都吃不上。通過這些極其嚴格的管控手段，中國政府力圖控制城市規模，同時也保護政府所需要的工業基地，防止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然而，進入80年代中期之後，當農村人民公社解體，戶口制度也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了，隨著個體企業獲得合法地位，勞動力流動再度興起。而且，由於當時的勞動力市場迅速成為完全的買方市場，這就在城市中形成了一個易於被剝削的底層社會：他們是一些沒有城市戶籍的人，而且因為沒有戶籍也就享受不到任何社會保障，或曰，他們沒有任何機會能夠去獲得社會保障，而且，他們還被要求在兩年後就返回家鄉。

國家正是通過對於移民通道兩頭社會的控制，實現對這一社會底層階級的限制：要想合法地離開自己的鄉村外出打工，就必須得到批准，而移民個人需要為獲得這一通行證付費。來自農村的移民要進入城市工廠打工，則必須交一筆「押金」，從工資中支付，這就迫使移民一入工廠就立刻只能依附於老闆。外來工人將個人外出打工的證明和個人的身份證等都交到老闆手中，等於和老闆建立了一種契約關係，這一制度顯然得到當地警方的默認。這一由國家控制的城鄉隔離政策，可謂類似於南非白人統治時期的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當局通過種族隔離不允許黑人從農村永久性地移居城市，從而迫使他們只能接受低工資。在中國，造成城鄉隔絕的不是「種族」，而是「農村戶口」，這也是加在農村人口身上的終身標誌，從而將來自農村的移民與城市居民區分開來。

最近一項關於中國國內移民的社會學研究顯示了比較樂觀的看法，該研究指出，從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並非只是對農村貧困人口的剝削，反之，當這些農村人口返回其家鄉後，為他們的家鄉農村帶來了有益的變化。在外出打工後又返回家鄉的農民當中，一些人帶回了新技術，新觀念，同時還帶回了打工掙到的錢，由此，他們就可能在鄉村建立自己的企業，從而有助於家鄉脫貧致富。一般認為，農民進入城市一段時間後，他們的「素質」會得到提升，這也得到了國家的基本認可。這裡所說的「素質」，包括能夠促使他們擺脫舊觀念，學會禮貌舉止，並且能夠掌握技術，這顯然不同於毛時代對農民的高度評價。至少，政府花費於農民進城的錢遠比在農村教育的投入為少。最後，中國政府認識到，農民階段性地進城打工，既是促進內陸地區現代化，提升其技術水平的一條有利途徑，同時也為工業化提供了不斷循環流動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對於農村地區，「人口遷移同樣具有廣泛的積極意義」，因為農村人口在遷移流動中「實現了他們的願望」，他們通過進城打工增加了收入，從而能夠用於支付教育費用、蓋房、娶親，乃至創業。正是通過所有這一切變化，沿海和內陸省份之間的巨大差距在逐步彌合。

國內和跨國遷移：共同之處？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後重又興起了朝向國外的人口遷移，那麼，中國國內脫離農業勞動的「新移民」，和遷移到國外的「新移民」之間，在人員構成上有什麼關聯嗎？儘管沿海省份的許多人將國內流動當成向國外遷移的墊腳石，但是，在內陸省份，似乎那裡的移民並不曾想到要移民國外。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移民文化具有悠久歷史，他們的觀念，他們的海外聯繫和家庭傳統，還有當地的社會期待等等，無不與出國密切相關。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無論他們住在中國的什麼地方，移民國外的機會總是比較多的，從投資、旅遊到出國留學，這些都是常見的遷移渠道。然而，絕大多數中國國內的流動人口則不存在這樣的條件。他們沒有海外關係，沒有可以利用的出國跳板，也沒辦法得到出國所需的經濟支持。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貧困的、最受到社會孤立的群體幾乎沒有什麼人能夠移民出國。

然而，有些地區在歷史上既有移民在國內流動，也有移民遷移國外，當我們審視這些地區時，我們就不難發現國內外人口遷移之間的關聯。在中國沿海具有如此雙重移民的地區並非個別。其中，可以列舉出兩個突出方言群的代表，一是福建省閩南地區的「福建人」，另一是浙江省溫州附近地區。福建僑商不僅遍布東南亞，而且也遍布閩南遠近各地的中國城市。19世紀的一份調查顯示，在當時清帝國15個省份的65個城市，都建有「福建會館」（講閩南話的福建人是福建省最商業化的方言群）。而且，早在18世紀時，福建商人就活躍於中國各大重要商貿港口城市：大約上萬名福建商人活躍於大運河上的重要稻米商貿港口蘇州，另有數百人在天津，當時正處於迅速發展中的上海也有相當數量的福建商人。這些中國港口很可能正是這些福建商人向海外發展的跳板，因為他們手下有通向南洋和日本的商貿網路。

另一個在當代遷移潮中更突出地表現出雙重移民特性的僑鄉是溫州，一個以人口流動遷移著稱的沿海地區，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溫州人就廣泛活躍於國內和跨國遷移中。雖然溫州移民主要是在進入20世紀之後才產生的，但是，溫州人向周邊省份的移民則開始得更早。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即自太平天國運動之後，許多溫州人就因為土地短缺而向人口相對不那麼稠密的江蘇、安徽和浙江三省交界地區遷移（那也是吳語區），他們在那裡尋找撂荒的土地進行開墾。1876年，當溫州成為通商口岸並且成為國際遠洋航線上的港口之一以後，向海外遷移就成為溫州人的選擇之一。如同東南沿海地區的其他主要移民輸出地一樣，溫州存在人口與土地之間比例的不平衡：根據1978年的數據，溫州農村人均可耕地面積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根據當時溫州耕種農村土地所需勞動力推算，當時溫州農村富餘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力的63%。溫州地區多為山區，土地貧瘠，在20世紀的大多數年代，那裡的陸地交通都十分不方便。

今天的歐洲已經成為吸引溫州移民的主要地區。最早來到歐洲的中國移民是青田人。青田縣位於溫州附近，從溫州市沿甌江而上，是一個窮困落後的邊遠地區。那裡雖然多山、赤貧，卻以一種可銷售的資源為榮，這就是吸引人的青白色的青田石。當地藝人將青田石雕刻成工藝品出售。據說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有一位青田人將青田石雕刻賣給了好奇的外國人。當他發現青田石所具有的市場價值之後，這名青田人和他的同伴們就在1893年登上海輪去往法國，從此開始了溫州人向歐洲的移民。隨後，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在歐洲迅速發財的故事在溫州流傳，包括說青田人甚至將青田石送到了荷蘭女王面前。這一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溫州人向歐洲移民奠定了基礎。許多從歐洲返回溫州的歸僑當起了「包客」，幫助另一些人移民歐洲。

作者在此引用了譯者關於溫州移民的專著。但此處所援引的譯者專著中論述的史實應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而不是二次大戰之後。——譯者注根據溫州市政府的統計資料，1994年時溫州總人口為690萬，在歐洲的溫州人達165萬，其中95%居住在法國、荷蘭、義大利和西班牙。

中國學者的研究顯示溫州在中國國內的移民比到歐洲的移民更為令人驚異。自從1949年之後，溫州人就努力奮鬥以彌補他們相對被忽視的地區經濟。如同與溫州相鄰的福建南部沿海地區一樣，溫州也是面向台灣海峽的「前線」地區，長期沒有被國家列入發展工業的規劃之中。但是，溫州人具有個體經營和製造手工產品的悠久歷史傳統，在毛時代，這一切在暗地裡進行，但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改革時代之後，個體經濟在溫州就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由於溫州人的冒險闖蕩，由於該地區在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溫州成為自發資本主義的標誌。「溫州模式」被當成中國全國農村通過自身努力走上致富之道的樣板。

溫州商品化道路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大量的勞務輸出。溫州人外出務工同樣開始於集體化時代，雖然規模有限，但他們用盡心機，想方設法得到了政府的默許。199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在32歲以上的溫州男性中，大約80%在集體化時期就有過外出打工的經歷。當個體經營合法化之後，溫州人的網路就迅速地遍布全國，溫州商人至少分布在14個省份的30多個地區。然而，最為著名的溫州企業聚集區是位於北京南郊的「浙江村」。該「浙江村」始於1984年，當時，有幾個溫州家庭利用他們做地下生意賺到的一點小本錢，在那裡開起了加工衣服的小作坊。進入90年代，浙江村吸引了不少溫州家庭，還有一些從相鄰省份來京打工的人。作為一個已經成型的、興旺的加工業和商貿業中心，大約有多達96萬外來人口在浙江村安了家，其中大約5萬人來自浙江，其餘則是來自其他省份的移民，他們基本都受雇於溫州老闆。

服裝加工業以數百個家庭為基礎，每個家庭，以及他們所僱傭的幫工，都生活、工作在同一個狹窄的小區內。類似於傳統家庭分工的延伸，每家的女性成員，再加上所僱傭的幫手，負責裁剪和縫紉工作，而男性則負責到「外面」去購買所需材料，併到市場去出售產品。浙江村所生產的服裝，主要供應給低端市場，填補了巨大的需求空間。既往的移民模式主要是男性外出打工掙錢，再將錢寄回養家，但浙江村的移民模式已顯現出明顯不同。浙江村的社會結構通過彼此交疊的社會聯繫（關係網）起作用。這些聯繫反過來又依賴於內部共享的親和力，包括同鄉關係和親戚關係（包括家庭直系成員或各種親戚關係）。在其他關係網中，有的是生意上的夥伴，這往往也是通過家庭關係介紹的，有的是小心培植起來的與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更廣泛一些，則還有基於同一方言群的關係網路。

根據中國地域管理部門的邏輯，移民群體難以被北京政府官員所規制，溫州人不是北京市民，因此他們運作於北京政府相關部門業已建立的管理體系之外。和所有非法移民一樣，生活在北京的溫州移民將自身置於相對於國家的模糊關係中。他們一方面部分地擺脫了在溫州原居地行政部門的控制（只能是「部分地」，因為他們的原生社群和他們的家庭關係都還保留在「聯繫通道」中家鄉的那一端）；但在另一方面，他們與當下在首都居住地的國家行政主管部門之間的關係，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從外表上可以看出，他們是一個自治性的群體，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他們有著一整套自我服務的體系，包括形成社群的領導者，建立餐館、交通運輸和醫療診所等服務設施。每隔一段時期，他們的聚居地就可能遭到清除，推土機剷平了他們用於工作和居住的那些建築，但是，他們離開此地去往別處，待上一段時期之後，他們可能又會再回到那裡，重新建立他們的生活工作基地。他們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基本方法，一是設法規避有關規定，一是通過向管理部門「送禮」行賄以求得生存空間，他們從來不去和政府部門形成正面衝突。

義大利托斯卡納地區溫州移民群體和北京浙江村的溫州人之間似乎並不存在直接的親戚關係，可是，他們的生存方式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托斯卡納地區的溫州移民同樣也是以家庭為基礎建立起了他們的加工和市場營銷體系。義大利是溫州移民相當集中的一個國家，因為義大利多次實施對於無證移民的大赦，允許無證移民只要能夠出示已經受僱工作的相關證明，或者證明能夠自食其力，就可以獲得在義大利的合法居留，因此，許多溫州人紛紛由歐洲其他國家轉道來到義大利。溫州人在托斯卡納形成的小生態與北京溫州人的情形十分相像。溫州人在托斯卡納加工製造適應低端市場需求的皮革製品和成衣，填補了義大利人在這方面的空白。而且，和北京浙江村的溫州人一樣，托斯卡納的溫州人也是一家一戶地遷移，由此為家庭加工業提供了最基本的勞動力。隨後，在生意有所拓展之後，托斯卡納的溫州人也和他們在北京的同鄉一樣，開始僱傭從其他省份前來的新移民為其傭工。溫州人在托斯卡納和在北京一樣，他們投入的啟動資金都非常有限，所依靠的主要是大量的勞動力投入，他們使用二手機器設備以降低成本，再加上依託群體內部的相互幫襯，由此形成了溫州人的生意模式。如同北京的浙江村，托斯卡納的溫州人也十分擅長於商業經營的「黑箱操作」，例如，他們會在家庭作坊與僱工之間就工資和工作時間等達成非正式約定，以逃避相關部門的監管。

從對北京的浙江村和義大利的溫州人集聚區的比較中可以看到，中國國內的人口遷移與跨國遷移有時會因具有相似的文化，相似的社會結構和相似的經營策略而存在某種關聯，例如，像溫州人這樣的特定移民群體，無論他們是在自己的本鄉本土，在北京，或是在歐洲，他們適應當地環境的方式方法都高度相似。我們可以把在托斯卡納和在北京的移民家庭作坊想像為一種「模塊經營」：他們依靠自身籌集的小額啟動資金，自己解決勞動力問題，以群體內部互幫互助為原則，實行自我管理，而且以盡量不去和政府部門打交道為策略，即使有時不得不與政府部門打交道，也盡量低調。這麼說肯定是過於簡單化了，但是，就其理想類型而言，溫州模式作為小資本主義的社群主義類型是一種對移民生活的有效適應。它既具有堅定執著、自豪高傲的一面，又建立在長期發揮作用的底層基礎之上。正因為如此，它確實賦予「流動人口」這一術語某種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