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的偉大與苦惱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論父母與子女

文 | 安德烈·莫羅阿 譯 |傅雷

如果我要對於家庭問題有所說法，我定會引用梵萊梨(Paul Valéry，現譯瓦雷里)的名句： 「每個家庭蘊藏著一種內在的特殊的煩惱，使稍有熱情的每個家庭分子都想逃避。但晚餐時的團聚，家中的隨便、自由，還我本來的情操，確另有一種古代的有力的德性。」

我所愛於這段文字者，是因為它同時指出家庭生活的偉大與苦惱。一種古代的有力的德性，一種內在的特殊的煩惱，是啊，差不多一切家庭都蘊蓄著這兩種力量。

試問一問小說家們，因為凡是人性的綜合的集合的形象，必得向大小說家探訪。巴爾扎克怎麼寫？老人葛里奧(Goriot)對於女兒們的關切之熱烈，簡直近於瘋狂，而女兒們對他只是殘酷冷淡，克朗台(Grandet)一家，母女都受父親的熱情壓迫，以至感到厭惡；勒·甘尼克(Le Guennic)家庭卻是那麼美滿。莫利阿克(Francois Mauriac，莫里亞克) 又怎麼寫？在Le Noeud de Vipères中，垂死的老人病倒在床上，聽到他的孩子們在隔室爭論著分析財產問題，爭論著他的死亡問題：老人所感到的是悲痛，孩子們所感到的，是那些有利害衝突而又不得不過著共同生活的人們的互相厭惡；但在Le Mystère Frontenac中，卻是家庭結合的無可言喻的甘美，這種溫情，有如一群小犬在狗窩裡互偎取暖，在暖和之中又有互相信賴，準備抵禦外侮的情操。

丟開小說再看現實生活。你將發現同樣的悲喜的交織……晚餐時的團聚……內在的特殊的煩惱……我們的記憶之中，都有若干家庭的印象，恰如梵萊梨所說的既有可歌可頌又有可惱可咒的兩重性格。我們之中，有誰不曾在被人生創傷了的時候，到外省靜寂的寬容的家庭中去尋求託庇？一個朋友能因你的聰慧而愛你，一個情婦能因你的魅力而愛你，但一個家庭能不為什麼而愛你，因為你生長其中，你是它的血肉之一部。可是它比任何人群更能激你惱怒。有誰不在青年的某一時期說過： 「我感到窒息，我不能在家庭里生活下去了；他們不懂得我我亦不懂得他們。」曼殊斐兒十八歲時，在日記上寫道： 「你應當走，不要留在這裡！」但以後她逃出了家庭，在陌生人中間病倒了時，她又在日記上寫道：「想像中所唯一值得熱烈景慕的事是，我的祖母把我安放在床上，端給我一大杯熱牛奶和麵包，兩手交叉著站在這裡，用她曼妙的聲音和我說：『哦，親愛的……這難道不愉快么？』啊！何等神奇的幸福。」

實際是，家庭如婚姻一樣，是由本身的偉大造成了錯綜、繁複的一種制度。唯有抽象的思想才單純，因為它是死的。但家庭並非一個立法者獨斷的創造物，而是自然的結果；促成此結果的是兩性的區別，是兒童的長時間的幼弱，和由此幼弱促成的母愛，以及由愛妻、愛子的情緒交織成的父愛。我們為研究上較有系統起見，先從這大制度的可貴的和可怕的兩方面說起。

先說它的德性。我們可用和解釋夫婦同樣的說法，說家庭的力量，在於把自然的本能當作一種社會結合的憑藉。聯繫母嬰的情操是一種完全、純潔、美滿的情操。沒有絲毫衝突。對於嬰孩，母親無異神明。她是全能的。若是她自己哺育他的話，她是嬰兒整個歡樂整個生命的泉源。即使她只照顧他的話，她亦是減輕他的痛苦加增他的快樂的人，她是最高的託庇，是溫暖，是柔和，是忍耐，是美。對於母親那方面，孩子竟是上帝。

母性，有如愛情一樣，是一種擴張到自己身外的自私主義，由此產生了忠誠的愛護。因了母愛，家庭才和夫婦一樣，建築於本能之上。要一個社會能夠成立， 「必須人類先懂得愛」 ，而人類之於愛，往往從母性學來。一個女子對於男子的愛，常含有若干母性的成分。喬治桑愛繆塞(Musset)么？愛曉邦(Chopin，現譯肖邦)么？是的，但是母愛的成分甚於性愛的成分。例外么？我不相信。如華倫斯夫人(Mme de Warens) ，如貝尼夫人(Mme de Berny)……母性中久留不滅的成分，常是一種保護他人的需要。女人之愛強的男子只是表面的，且她們所愛的往往是強的男子的弱點(關於這，可參閱蕭伯訥的Candida和Soldat de Chocolat)。

孩子呢？如果他有福分有一個真正女性的母親，他亦會受了她的教誨，在生命初步即懂得何謂毫無保留而不求酬報的愛。從母愛之中，他幼年便知道人間並不完全是敵害的，也有溫良的接待，也有隨時準備著的溫柔，也有可以完全信賴而永不有何要求的人。這樣開始的人生是精神上的極大的優益；凡是樂觀主義者，雖然經過失敗與憂患，而自始至終抱著信賴人生的態度的人們，往往都是由一個溫良的母親教養起來的，反之，一個惡母，一個偏私的母親，對於兒童是最可悲的領導者。她造成悲觀主義者，造成煩惱不安的人。我曾在《家庭圈》中試著表明，孩子和母親的衝突如何能毒害兒童的心魂。但太溫柔太感傷的母親也能產生很大的惡果，尤其對於兒子，使他太早懂得強烈的熱狂的情操。史當達曾涉及這問題，洛朗斯的全部作品更和此有關。「這是一種亂倫，」他說，「這是比性的亂倫更危險的精神的亂倫，因為它不易被覺察，故本能亦不易感到其可厭。」關於這，我們在下文涉及世代關係及發生較緩的父親問題時再行討論。

既然我們試著列舉家庭的德性和困難，且記住家庭是幼年時代的「愛的學習」。故我們雖然受到損害，在家庭中仍能感到特異的幸福。但這種回憶，並非是使我們信賴家庭的唯一的原因。家庭並是一個為我們能夠顯露「本來面目」 (如梵萊梨所云)的處所。

這是一件重大的難得的德性么？我們難道不能到處顯露「本來面目」么？當然不能。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得不扮演一個角色，採取一種態度。人家把我們當作某個人物，我們得盡官樣文章般的職務，我們要過團體生活。一個主教，一個教授，一個商人，在大半的生涯中，都不能保有自己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密切結合的家庭中，這個社會的角色可以減到最低限度。試想像家庭里晚間的情景：父親，躺在安樂椅中讀著報紙，或打瞌睡；母親織著絨線，和大女兒談著一個主婦生活中所能遇到的若干難題；兒子中間的一個，口裡哼著什麼調子，讀著一本偵探小說，第二個在拆卸電插，第三個旋轉著無線電周波軸，搜尋歐洲某處的演說或音樂。這一切都不十分調和。無線電的聲音，擾亂父親的閱覽或瞌睡。父親的沉默，使母親感到冷峻。母女的談話，令兒子們不快。且他們也不想掩藏這些情操，禮貌在家庭中是難得講究的。人們可以表示不滿，發脾氣，不答覆別人的問話，反之，亦能表示莫名其妙的狂歡。家庭中所有的分子，都接受親族的這些舉動，且應當盡量地容忍。只要注意「熟習的」一詞的雙重意義，便可得到有益的教訓 。一種熟習的局面，是常見的不足為奇的局面。人們講起一個朋友時說「他是一家人」時，意思是在他面前可以親密地應付，亦即是可用在社會上被認為失禮的態度去應付。

剛才描寫的那些人物，並非在家庭中感著陶醉般的幸福，但他們在其中覺得有還我自由的權利，確有被接受的把握，獲得休息，且用莫利亞克的說法，「有一種令人溫暖令人安心的感覺」。他們知道是處於互相了解的人群中，且在必要時會互相擔負責任。如果這幕劇中的演員有一個忽然頭痛了，整個蜂房會得騷動起來。姊姊去鋪床，母親照顧著病人，兄弟中的一個到藥房里去。受著病的威脅的個人在此是不會孤獨的。沒有了家庭，在廣大的宇宙間，人會冷得發抖。在因為種種原因而使家庭生活減少了強度的國中(如美國、德國、戰後的俄國)，人們感有迫近大眾的需要，和群眾一起思維的需要。他們需要把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生活，和千萬人的密接起來，以補償他們所喪失的這小小的、友愛的、溫暖的團體。他們試著要重獲原始集團生活的凝聚力，可是在一個巨大的民族中，這常是一件勉強而危險的事。

安德烈·莫羅阿（1885—1967）

「連鎖關係」且超出父母子女所形成的家庭集團以外，在古羅馬族中，它不獨聯合著真正的親族，且把聯盟的友族、買賣上的主顧，及奴隸等等一起組成小部落。在現代社會中，宗族雖然沒有那樣穩定——因為組成宗族的家庭散布太廣了——但還是相當堅固。在任何家庭中，你可以發現來歷不明的堂兄弟，或是老處女的姑母，在家庭中過著幽靜的生活。巴爾扎克的作品中，有堂兄弟邦，有姑母加麗德；在莫利亞克的小說中，也有叔叔伯伯。班琪(Charles Péguy，現譯夏爾·佩吉)法國近代神秘詩人，已故。曾著力描寫那些政界中的大族，學界中的大族，用著極大的耐性去搜尋氏族中的職位、名號、勛位，甚至追溯到第四代的遠祖。

我用氏族這名詞。但在原始氏族，和在夏天排列在海灘上的我們的家族之間，有沒有區別呢？母親在粗布制的篷帳下面，監護著最幼的孩子；父親則被稍長的兒童們圍繞著釣蝦。這個野蠻的部落自有它的言語。在許多家庭中，字的意義往往和在家庭以外所用的不同。當地的土語令懂得的人狂笑不已，而外地的人只是莫名其妙。好多氏族對於這種含有神秘色彩的親密感著強烈的快意，以至忘記了他們以外的世界。也有那些深閉固拒，外人無從闖入的家庭，兄弟姊妹們的童年生活關聯得那麼密切，以至他們永遠分離不開。和外界的一切交際，於他們都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們結了婚，那些舅子、姊丈、妹倩、嫂子等始終和陌生人一樣。除了極少數能夠同化的例外，他們永不會成為家庭中之一員。他們不能享受純種的人的權利，人家對於他們的態度也更嚴厲。

我們認識有些老太太們， 認為世界上唯一有意義的人物， 只是屬於自己家庭的人物， 而家庭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有意義的， 即是他們從未見過的人亦如此。 這樣家庭便墮入一種團體生活的自私主義中去了， 這自私主義不但是愛， 而是自衛， 而是對外的防禦聯盟。 奚特寫道： 「家庭的自私主義， 其可憎的程度僅次於個人的自私主義。」我不完全贊成他的意見。 家庭的自私主義固然含有危險，但至少是超出個人的社會生活的許多原素之一。

只是，家庭必得要經受長風的吹拂與滌盪。「每個家庭蘊藏著內在的特殊的煩惱……」我們已描寫過家庭里的夜晚，肉體與精神都寬弛了，而每個人都回復了他的自然的動作。休息么？是的，但這種自由把人導向何處去呢？有如一切無限制的自由一樣，它會導向一種使生活變得困難的無政府狀態。阿侖描寫過那些家庭，大家無形中承認，凡是一個人所不歡喜的，對於一切其他的人都得禁止，而咕嚕也代替了真正的談話：

「一個人聞著花香要不舒服，另一個聽到高聲要不快；一個要求晚上得安靜，另一個要求早上得安靜；這一個不願人家提起宗教，那一個聽見談政治便要咬牙切齒；大家都得忍受相互的限制，大家都莊嚴地執行他的權利。一個說——

花可以使我整天頭痛。

另一個說——

昨晚我一夜沒有闔眼，因為你在晚上十一點左右關門的聲音太鬧了之故。」

「在吃飯的時候，好似國會開會時一般，每個人都要訴苦。不久，大家都認識了這複雜的法規，於是，所謂教育便只是把這些律令教給孩子們。」

在這等家庭中，統治著生活的是最庸俗的一般人，正如一個家庭散步時，是走得最慢的腳步統治著大家的步伐。自己犧牲么？是的，但亦是精神生活水準的降低和墮落。證據是只要有一個聰明的客人共餐時，這水準會立刻重新升高。為什麼？往常靜悄悄的或只說一些可憐的話的人們，會變得神采奕奕呢!因為他們為了一個外來的人，使用了在家庭中所不願使用的力量。

因此，家庭的閉關自守是件不健康的事。它應當如一條海灣一樣，廣被外浪的衝擊。外來的人不一定要看得見，但大家都得當他常在面前。這外來人有時是一個大音樂家，有時是一個大詩人。我們看到在新教徒家庭里，人們的思想如何受著每天誦讀的《聖經》的熏陶。英國大作家中，許多人的作風是得力於和這部大書常常親接的結果。在英國，女子自然而然寫作得很好，這或許亦因為這宗教作品的誦讀代替了家庭瑣細的談話，使她們自幼便接觸著偉大的作風之故。17世紀法國女子如賽維尼夫人（Mme de Sévigné）、拉斐德夫人(Mme de La Fayette)輩亦是受著拉丁教育的益處。阿侖又言，若干家庭生活的危險之一，是說話時從不說完他的句子。對於這一點，我們當使家庭和人類最偉大的作品常常親接，真誠的宗教信仰、藝術的愛好(尤其是音樂)、共同的政治信念、共同合作的事業，這一切都能使家庭超臨它自己。

一個人的特殊價值，往往最難為他家庭中的人重視，並非因為仇視或嫉妒，而是家庭慣在另一種觀點上去觀察他之故。試讀勃龍德姊妹的傳記。只有父親一人最不承認她們是小說家。托爾斯泰夫人固然認識托爾斯泰的天才；他的孩子們崇拜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但妻子兒女，都不由自主地對他具有一切可笑的、無理的、習慣的普通人性格，和他的大作家天才，加以同樣的看法。托爾斯泰夫人所看到的他，是說著「僱用僕役是不應當的」一類的話，而明天卻出人不意地囑咐預備十五位客人的午餐的人。

在家庭中，我們說過，可以還我本來，是的，但也只能還我本來而已。我們無法超臨自己。在家庭中，聖者會得出驚，英雄亦無所施其技，阿侖說過： 「即令家庭不至於不認識我的天才，它亦會用不相干的恭維以掩抑天才的真相。」這種恭維並不是因為了解他的思想，而是感到家庭里出了一個天才是一件榮譽。如果姓張姓李之中出了一個偉大的說教者或政治家，一切姓張姓李的人都樂開了，並非因為說教者的演辭感動他們，政治家的改革於他們顯得有益，而是認為姓張姓李的姓氏出現於報紙上是件光榮而又好玩的事。一個地理學家演講時，若是老姑母去聽講，亦並非因為她歡喜地理學而是為愛侄子之故。

由此觀之，家庭有一種使什麼都平等化的平凡性，因了肉體的熱情，否定了精神上的崇高，這一點足為若干人反抗家庭的解釋。我以前雖引用過奚特在《塵世的食糧》(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一書中的詛咒： 「家庭，閉塞的區處，我恨你！」我並請你回憶一下他的《神童》(Enfant Prodigue)一書中長兄勸弱弟擺脫家庭、回復自由的描寫。可見即是在最偉大最優秀的人的生涯中，也有不少時間令人想到為完成他的使命起見，應得離開這過於溫和的家，擺脫這太輕易獲得的愛和相互寬容的生活。這種時間，便是托爾斯泰逃到寺院里以至病死的時間，也即是青年人聽到「你得離開你的爸爸媽媽」的呼聲的時間，也就是高更拋妻別子獨自到泰伊蒂島上去度著僧侶式畫家生活的時間。我們之中，每個人一生至少有一次，都曾聽到長兄的呼聲而自以為神童。

母子這一個社會，在人生中永為最美滿的集團之一。我們曾描寫女人如何鍾愛幼齡的小上帝。在中年時，尤其當父親亡故以後，他們的關係變得十分美滿了，因為一方面是兒子對於母親的尊敬，另一方面是母親對於這新家長的尊重和對兒子天然的愛護。在古代社會或農業社會中，在母親繼續管理著農莊的情形中，上述那種美妙的混合情操更為明顯。新家庭與舊家庭之衝突有時固亦不免。一個愛用高壓手段的母親，不懂得愛她的兒子，不能了解兒子以後的幸福在於和另一個女子保持著美滿的協調：這是小說家們常愛採用的題材。洛朗斯，我們說過，傳達此種情境最為真切。例如Génitrix那種典型的母親(在現實生活中，羅斯金夫人便是一個好例），能夠相信她加於兒子的愛是毫無性慾成分的，實際上可不然。「當羅斯金夫人說她的丈夫早應娶他的母親時，她的確說得很對。」而洛朗斯之所以能描寫此種衝突如是有力，因為他亦是其中的一員之故。

母女之間，情形便略有不同了。有時能結成永久的友誼：女兒們，即是結了婚，亦離不開她們的母親，天天繼續著去看她，和她一起過生活。有時是相反，母女之間發生了一種女人與女人的競爭，或是因為一個年輕而美貌的母親嫉妒她的嬌艷的女兒長大成人，或是那個尚未形成的女兒嫉妒她的母親。在這等情形中，自然應由兩人中較長的一個，母親，去防範這種情操的發生。

父愛則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情操。在此，天然關係固然存在，但不十分堅強。不錯，父親之中也有如葛里奧型的人物，但正因為我們容受母親的最極端的表象，故我們把葛里奧型的父親，認為幾乎是病態的了。我們知道，在多數原始社會中，兒童都由舅父教養長大，以致父親簡直無關重要。即在文明的族長制社會中，幼兒教育亦由女人們負責。對於幼齡的兒童，父親只是戰士、獵人，或在今日是企業家、政治家，只在晚餐時分回家，且還滿懷著不可思議的煩慮、計劃、幻想、故事。

在杜哈曼(Duhamel)的一部題作《哈佛書吏》（Le Notaire du Havre）的小說中，你可看到一個安分守己如蜜蜂似的母親，和一個理想家如黃蜂似的父親之間的對照。因為父親代表外界，故使兒童想著工作。他是苛求的，因為他自己抱著大計劃而幾乎從未實現，故他希望兒子們能比他有更完滿的成就。如果他自己有很好的成功，他將極力壓榨他的孩子，期望他們十全十美。然而他們既是人類，終不能如他預期的那樣，於是他因了熱情過甚而變得太嚴了。他要把自己的夢想傳授他們，而終覺得他們在反抗。以後，有時如母女之間的那種情形，我們看到父與子的競爭：父親不肯退步，不肯放手他經營的事業的管理權；一個兒子在同一行業中比他更能幹，使他非常不快。因此，好似母子形成一美滿的小集團般，父親和女兒的協調倒變得很自然了。在近世托爾斯泰最幼的女兒，或是若干政治家外交家們的女兒，成為她們父親的秘書和心腹，便是最好的模型。

凡是在父母與子女之間造成悲慘的誤解的，常因為成年人要在青年人身上獲得只有成年人才有的反響與情操。做父母的看到青年人第一次接觸了實際生活而發生困難時，回想到他們自己當時所犯的錯誤，想要保護他們的所愛者，天真地試把他們的經驗傳授給兒女。這往往是危險的舉動，因為經驗差不多是不能傳授的。任何人都得去經歷人生的一切階段，思想與年齡必得同時演化。有些德性和智慧是與肉體的衰老關聯著的，沒有一種說辭能夠把它教給青年。瑪特里(Madrid，現譯馬德里)國家美術館中有一幅美妙的早期弗拉芒畫，題作《人生的年齡》(Les Ages de la Vie)，畫面上是兒童、少婦、老婦三個人物。老婦伏在少婦肩上和她談話，在勸告她。但這些人物都是裸體的，故我們懂得忠告是一個身體衰老的人向著一個身體如花似玉的人發出的，因此是白費的。

電影《畢業會考》劇照

經驗的唯一的價值在於，因為它是痛苦的結果，為了痛苦，經驗在肉體上留下了痕迹，由此，把思想也轉變了。這是實際政治家的失眠的長夜，和現實的苦鬥；那麼試問他怎麼能把此種經驗傳授給一個以為毫不費力便可改造世界的青年理想家呢？一個成年人又怎麼能使青年容受「愛情是虛幻的」這種說法呢？波羅尼斯(Polonius)的忠告是老生常談，但我們勸告別人時，我們都是波羅尼斯啊。這些老生常談，於我們是充滿著意義、回想和形象的。對於我們的兒女，卻是空洞的、可厭的。我們想把一個二十歲的女兒變成淑女，這在生理學上是不可能的。伏佛那葛(Vauvenargues，現譯沃維納格)曾言： 「老年人的忠告有如冬天的太陽，雖是光亮，可不足令人溫暖。」

由此可見，在青年人是反抗，在老年人是失望。於是兩代之間便產生了憤怒與埋怨的空氣。最賢明的父母會用必不可少的稚氣來轉圜這種憤懣之情。你們知道格羅台(Paul Claudel,現譯克洛代爾)譯的英國巴脫摩(Coventry Patmore，1823—1896，現譯帕特莫爾)的《玩具》(Les Jouets)一詩么？一個父親把孩子痛責了一頓，晚上，他走進孩子的卧室，看見他睡熟了，但睫毛上的淚水還沒有干。在近床的桌子上，孩子放著一塊有紅筋的石子，七八隻蚌殼，一個瓶里插著幾朵藍鈴花，還有兩枚法國銅幣，這一切是他最愛的，排列得很藝術，是他在痛苦之中以之自慰的玩具。在這種稚氣前面看到這動人的弱小的表現，父親懂得了兒童的靈魂，懺悔了。

尤其在兒童的青年時代，我們應當回想起我們自己，不要去傷害那個年齡上的思想、情操、性情。做父母的要有此種清明的頭腦是不容易的。在二十歲上，我們中每個人都想：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將和他們親近；我對於他們，將成為我的父親對於我不曾做到的父親。」五十歲時，我們差不多到了我們的父母的地位，做了父親或母親。於是輪到我們的孩子來希望我們當年所曾熱切希望的了，變成了當年的我們以後，當他們到了我們今日的地位時，又輪到另一代來做同樣虛幻的希望。

你們可以看到，在青年時期，傷害與衝突怎樣的形成了所謂「無情義年齡」。在初期的童年，每人要經過一個可以稱為「神話似的」年齡：那時節，飲食、溫暖、快樂都是由善意的神仙們賜予的。外界的發現，必需勞作的條件，對於多數兒童是一種打擊。一進學校，生活中又加添了朋友，因了朋友，兒童們開始批判家庭。他們懂得，他們心目中原看作和空氣水分同樣重要的人物，在別的兒童的目光中，只是些可怪的或平庸的人。「這是整個熱情的交際的新天地。子女與父母的聯繫，即不中斷，也將鬆懈下來。這是外界人戰勝的時間，外人闖入了兒童的靈魂。」這亦是兒童們反抗的時間，做父母的應當愛他們的反抗。

我們曾指出一切家庭生活所必有的實際色彩與平板，即是宗教與藝術亦無法使它升華。青年人往往是理想主義者，他覺得被父母的老生常談的勸告所中傷了。他詛咒家庭和家庭的律令。他所希望的是更純粹的東西。他幻想著至高至大至美的愛。他需要溫情，需要友誼。這是滿是誓言、秘密、心腹的告白的時間。

且這也往往是失望的時間，因為誓言沒有實踐，心腹的告白被人欺弄，愛人不忠實。青年人處處好勝，而他所試的事情件件都弄糟了。於是他嫉恨社會。但他的嫉恨，是由他的理想的失望、他的幻夢與現實之不平衡造成的。在一切人的生活中，尤其在最優秀的人的生活中，這是一個悲慘的時期。青年是最難度過的年齡，真正的幸福，倒是在成年時期機會較多。幸而，戀愛啊，繼而婚姻啊，接著孩子的誕生啊，不久使這危險的空洞的青年時期得到了一個家庭的實際的支撐。「靠著家庭、都市、職業等等的緩衝，傲慢的思想和現實生活重新發生了關係。」這樣，循環不已的周圈在下一代身上重複開始。

為了這些理由，「無情義年齡」最好大半在家庭以外度過。在學校里所接觸的是新發現的外界，而家庭，在對照之下，顯得是一個藉以託庇的隱遁所了。如果不能這樣，那麼得由父母回想他們青年時代的情況，而聽任孩子們自己去學習人生。也有父母不能這樣而由祖父母來代替的，因為年齡的衰老，心情較為鎮靜，也不怎麼苛求，思想也更自由，他們想著自己當年的情況，更能了解新的一代。

說完了這些，我們對於「家庭是否一持久的制度」的問題應得予以結論了。我相信家庭是無可代替的，理由與婚姻一樣：因為它能使個人的本能發生社會的情操。我們說過青年時離開家庭是有益的，但在無論何種人生中，必有一個時間，一個男人在經過了學習時期和必不可少的流浪生活之後，懷著欣喜與溫柔的情緒，回到這最自然的集團中去，在晚餐席的周圍，無論是大學生、哲學家、部長、兵士，或藝術家，在淡漠的或冷酷的人群中過了一天之後，都回復成子女、父母、祖父母，或更簡單地說，都回復成了人。

*文章節選自《人生五大問題》（附《戀愛與犧牲》）（三聯書店2016年11月刊行）。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人生五大問題（附）》莫羅阿著 傅雷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