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中國真正的財團！揭秘中國最神秘的家族

百年來，「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紅色資本家」「中國的洛克菲勒」，這樣的王牌稱號一直圍繞著榮氏家族，他們在商場上縱橫馳騁、獨領風騷。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更評價說：「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百年中，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榮氏家族經歷過多次常人難以想像的戲劇變幻，幾番動蕩，浮沉不已，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

出身貧寒十幾歲便開始做學徒

榮氏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無錫遭遇戰亂，其父榮熙泰的三個兄弟、二位伯父家的4個堂兄弟，都不幸被抓或被殺。榮氏一門幾乎滅絕，榮熙泰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幸免於難，後安定下來相繼生下榮宗敬、榮德生等兄妹四人。但苦於家境貧寒，在兄弟倆十多歲時，父親就讓他們去廣州、上海等地做學徒謀生。

創辦廣生錢莊

後來，榮熙泰投到廣東厘金局總辦朱仲甫手下幫忙理賬。1895年榮熙泰因病離職回鄉時，已有幾千塊銀洋的積蓄，1896年，他與人合資在上海開設廣生錢莊，宗敬、德生兄弟分任經理與會計。榮熙泰一生勤懇踏實，他臨終時囑咐兩個兒子，做生意切忌投機，要堅守踏實、穩健的行事作風。兩兄弟一直遵守父親遺訓，穩妥經營錢莊，從不投機倒把，幾年後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這也成為後來兩兄弟創業的基礎。

進軍麵粉行業

榮德生南下廣州時，看出了麵粉行業的商機，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創辦了保興麵粉廠，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歷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就已經是麵粉廠的全部家當。

陷入風水官司風波

榮氏兄弟的工廠創辦並不順利，當時無錫鄉紳聯名告保興麵粉廠「擅將公田民地圍入界內」，而且在古城邊豎立煙囪，必將「破壞風水，有傷文風」，知縣諭令責成麵粉廠飭遷移。消息一出，紛紛傳言榮氏兄弟建麵粉廠觸怒了鄉紳辦不下去了；股東們也來詢問，有的甚至萌生退縮之意。最終一場風水官司風波直接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這樣一場歷時10個月的風水官司風波才算了結。

麵粉滯銷險些關張

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很差，當地謠傳「機制麵粉看著白，卻沒有營養，吃了會不消化」；加上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主要銷路在北方，而榮氏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北方市場完全沒打開。保興苦撐一年後，大股東朱仲甫見實業無利，決定撤股，但兄弟倆人卻決定增資，並四處籌錢，並將麵粉廠名字改為茂新。

初露經營天賦

在改名之後，榮氏兄弟先是物色到了營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里隨機放進一塊銅元，作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對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制面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制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翻了一番。不久後，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採購。

成為麵粉大王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建立棉紗帝國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後的三年里，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 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中國期貨「祖師爺」

1919年，日商已經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貨交易所），經營麵粉、麥麩期貨交易。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來控制原料與成品價格的工具，同時又可以兼做棉花貿易。日本人借經營麵粉、麥麩、棉花的期貨交易等，控制原料與成品價格，最終轄制中國商人。而中國卻一直是現貨交易，已經落後很大一步了。對此，榮宗敬萌發了自行成立期貨交易所的念頭。五四運動爆發後，國內掀起抵制日貨的風潮，榮宗敬藉機聯合其他實業家和商人，於1920年3月1日，同阜豐廠寧鈺亭、申大廠顧罄一等18人把上海機制麵粉公會貿易所改組為中國機制麵粉上海交易所，並於8月14日正式對外營業。這是中國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貨交易所，經辦麵粉、麩皮期貨交易。不久，榮宗敬又趁熱打鐵，在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提出了籌建紗布交易所的設想。1921年，紗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掛牌，經辦棉紗期貨交易。從此，奪回了麵粉和紗布期貨價格主導權。

收購日本人的紗廠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斗絲慘敗後，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後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又一輪抵制日貨風潮爆發，榮宗敬看準機會，上演了一場做空日元的好戲。榮宗敬先是一連幾天大量拋售日元，逼迫日元匯價狂跌不止。當收到日本幾家大銀行組成銀行團來出面維持日元後，指示下屬立即「空翻多」，不露痕迹地吃進200萬日元。當在日本銀行團出面維持下日元出現回升時，榮宗敬又讓下屬繼續公開地拋售大量日元，同時派人製造各種日元將下跌的輿論。一時間連上海各銀行、錢莊、歐美商人及銀行也開始大量拋出日元，外匯市場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匯價再次急劇下跌。此時榮宗敬殺了個回馬槍，動用全部資本購進遠期日匯(期限為6個月)，為了籌得資金進行這次規模空前的日匯投機，大量售出積壓的粉、紗存貨，並不惜以低價拋出遠期棧單。半年後，日元匯價逐步上揚，榮宗敬按照新的比價兌回到期的日匯，幾乎凈賺400萬日元，幾大日本銀團卻損失慘重。

管理上「恩威並用」

榮德生認為，工廠辦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工人的生活安定與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生產。他自許「恩威並用」，推行嚴格的《工務規則》是「威」，施行惠工政策、勞工自治區無疑就是「恩」。嚴格的一面，比如規章規定職員要戒鴉片、戒賭博、戒酗酒、戒鬥毆、戒調戲婦女，一旦違反立即解僱。另一方面，1923年，他在申新三廠開始推行職工福利措施，1926年倡辦「勞工自治區」，到1933年正式推行。教育方面，相繼開辦了不收費的職工子弟小學和工人晨、夜校，有一千六七百人參加過識字班。此外還辦過多期工人養成所等。惠工政策包括發生活補貼，上班期間工人免費在廠就餐；墊支服裝費用，統一為工人製作服裝、被褥，分期扣款；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費醫療；增加假期，每人每月例假3天，假內放電影、演戲等；還有帶薪年假制度，只要職工服務滿一年，經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兩星期。服務滿十年，就可以休息三星期，休息期間照發工資。因公致死發撫恤費、安葬費50元，一般死亡發喪葬費6元。

衣食上坐擁半個中國

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期，榮氏家族的事業達到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佔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佔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

遭遇危機

1934年，榮氏家族迎來了最暗淡的一段時期：家族頭牌企業申新紡織擱淺了。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的陰影日益籠罩到中國，國內通貨緊縮，人心浮動，而日漸增多的民國政府賦稅也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僅申新紡織一家，就被抽去特稅達1500多萬元。緊接著，國際傾銷潮一波波來襲，日本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的傾銷，致使民族紡織工業一直在不景氣的環境中掙扎。1934年，紡織、麵粉又同時受到世界性傾銷的影響，申新的幾個紗廠存貨堆積如山，榮氏家族的各麵粉廠也全部停工。

瘋狂的舉債擴張和巨額投機

榮氏的危機，除了客觀原因，和其長期執行的經營戰略也有很大關係。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痴迷者。「多買一隻錠子，就像多得一支槍。」早就成了榮宗敬的一句名言。另外，從1926年開始，榮宗敬和他的兩個兒子榮輔仁和榮溥仁開始投機「洋麥」和「洋棉」。

由於頻頻在交易所買空賣空，在遭遇世界性傾銷潮後，榮氏企業巨虧1000多萬。當1934年陷入危機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

兄弟分歧

榮德生節儉自奉，生活簡樸，平日一襲長衫，布衣布鞋，一頂普通的瓜皮帽，飯食簡單，不吸煙，不喝酒，不喜歡宴會，晚年完全素食，至用香煙殼寫便箋。榮宗敬則認為「排場是公司經濟實力的外場表現」，他的座車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轎車，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氣派的辦公大樓，他弟弟心裡就有不滿，覺得用人既多，耗費日增，而且從此多事。榮宗敬買下英國人的一幢三層花園大洋房，門楣、窗沿都有美輪美奐的雕花，窗戶全是當年進口的彩色拼花玻璃，裝飾極其奢華。

兄弟倆性格不同，經營作風上也有許多不同。榮宗敬重業務，主張做交易所；榮德生反對交易所，重視生產成本。榮宗敬重洋，喜歡請外國人，重視科學知識；榮德生重土，比較保守些。榮宗敬著重上海，開工廠集中於上海，認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經濟調度便利，電力沒有問題；榮德生著重內地，他計劃向南京、徐州、連雲港、鄭州發展，買了一批地皮，認為內地這一帶出產原料，工人工錢便宜。

人生污點

1937年12月初，日軍成立了「上海市民協會」，委員名單中有當時滯留滬上的21個知名企業家，包括紡織大王榮宗敬、南市水電公司總經理陸伯鴻、雜糧業同業公會主席顧馨一等。據《大美晚報晨刊》報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協會」的第一次準備會議召開，會後委員們「將其宣言及協會章程，送達日本駐滬陸海軍當局，請求諒解」。雖然榮宗敬表示「吾人必須勇往直前，做減少人民痛苦之舉，無須懼怕，只需宗旨純正，可不問其結果如何。」但此舉仍被視為漢奸行為，上海市商會、總工會等20多個團體聯合集會並發表聲明，宣布該協會為「非法組織」。幾天後陸伯鴻則被國民黨特工暗殺，顧馨一家中被投擲手榴彈，榮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脅後被迫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出「市民協會」，接著避走香港，並與1938年病逝於香港。

為抗日做出重大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後，榮家兄弟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以記賬方式給第三集團軍做軍糧。「八?一三」事件後，他們第一批捐出5萬袋麵粉及大量慰勞品。無錫各界組織抗敵後援會，榮德生以「樂農氏」之名首先捐助麵粉一萬包，後來又捐出兩萬包，其中一萬包用來救濟難民。

「孤島」再現輝煌

在1939年到1941年這段時間裡，上海租界成為「孤島」，由於戰時環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來人潮攜來的大量資金，使得租界內物價大幅上漲。那段時期，上海租界以外淪陷區紗廠不是被敵人炮火所毀，就是被日軍強佔；而內地對紗布的需求極大，在租界內繼續開工的紗廠，「無不市利百倍」。在這段時間，榮家不僅還清了戰前相當於17萬兩黃金的全部銀行貸款，還開辦了銀行與一些貿易公司。在戰爭中，僅有商人的精明顯然不夠。在租界內，榮氏企業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義。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偽政府接收申新的兩個廠子「歸為國營」，但因為兩廠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議與交涉，榮家才得以繼續保有兩廠的所有權。

「天元計劃」和「大農計劃」

雖然在抗日戰爭期間榮氏產業遭受重創，但榮德生在古稀之年還有著雄心勃勃的「天元計劃」，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領域，想由麵粉而擴大到各主要食品，由紗布擴大到印染、絲綢、麻葛等，機器從翻砂、鐵工擴大到重工業，能自造各種母機，辦學從小學到大學，築路則環太湖接通，要重新開創一個新的「天元實業公司」系統。他說自己不是資本家，而是事業家。1942年他還替國家擬訂「大農計劃」，主張在甘肅、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廣，工、農、牧、學並舉。但由於內戰的爆發，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榮德生遭綁架

1946年4月25日，「麵粉大王」、「棉紗大王」榮德生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綁架，轟動一時。綁匪們向榮家勒索50萬美元。當時榮家的資金大都用在恢復企業和擴建新廠上，要拿出50萬美金絕非易事，但又怕延誤了綁匪會撕票，所以也不敢報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進行。33天之後，終於籌齊50萬美金，榮德生才被放回家。但此案傳到了蔣介石耳朵里，下令查辦。案件最終偵破，追回了贖金，但負責查案的人卻向榮家索要破案費，榮德生為了酬謝軍警當局和有關方面，先後付出60萬美元，僅軍統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萬美金，外加一棟小洋樓。

榮德生選擇了留在大陸

新中國成立前，位於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民族工商業的商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於出路的抉擇。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9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榮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選擇了離開，唯獨榮德生執意留下來。他對此是有考量的，當年他在無錫創辦的公益小學，在無錫解放前的兩年里，一直是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機關所在地。榮毅仁的家眷，此時已經先期去了香港。對於榮毅仁的留下，如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他決定與父親共進退而自願留下；一種是他那時在上海還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趕在上海解放那天，陰差陽錯地留下了。

榮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營

1954年，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全部被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費財產。」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並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為他助選上海副市長。榮毅仁在最輝煌時，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

榮智健和中信帝國

1978年，榮毅仁受國家之命，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國際融資。幾乎就在同期，榮智健放棄了清華的研究職位和家人，獨自去香港闖蕩。1986年，榮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總經理。此時，榮智健已來港多年，早已不是那個初入商界的名門之後，他的一番資本運作成績，似乎是為了向外界證明，自己不僅僅只是榮毅仁的兒子。2002年開始，榮智健登上了中國首富的位置。這與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著脫不開的關係。

作為一個大型國企集團中的核心人物，能夠敢於冒出頭來做首富的，榮智健應是第一人，他由此頻頻進入公眾視野，張揚其個性。作為家族第三代傳人的榮智健，與李嘉誠等富豪的勤儉不同，生活較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風，雖令香港人士對中資企業的觀感改變，但仍引來不少「揮金如土紈絝富豪」的議論。榮智健對此很不以為然。2009年因投資外匯巨虧而辭去中信泰富集團主席，2014年9月香港證監會起訴中信榮智健，為「炒匯案」4500股民討賠償。

榮宗敬後代「衰落」

相比榮德生的後代，大哥榮宗敬的後人顯得有些「沒落」了。榮宗敬逝世後，其兒子繼承了他張揚、奢華的生活理念，然而卻沒有了他在事業上指點江山的能力。1949年前，榮宗敬兒子榮鴻元等過生極其奢華的生活。上海銀行副經理李芸侯目睹榮鴻元、鴻三兄弟當時的奢靡生活，榮公館裡整天都是賭錢、跳舞，大開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說，現在淮海路上的美國總領事、日本總領事官邸分別是榮鴻元、榮鴻三的住宅。

1948年9月4日，榮鴻元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籃橋的特種刑事法庭上當庭放聲大哭。榮家雖然請了章士釗等三位名律師，但榮鴻元還是被關押了77天，幕後交易進行了70多個晚上。到11月18日開庭宣判6個月監禁，緩期2年。榮鴻元元氣大傷，出來不久就攜帶著大部分的資金撤離大陸，去了香港。榮宗敬的孫輩目前則分散在香港、巴西、德國各地。

白手起家的榮氏家族，能夠長盛不衰，得益於其充滿智慧的家風和家訓：

「固守穩健，謹慎行事，絕不投機。」

這是榮毅仁的祖父榮熙泰的臨終遺訓。商場如戰場，企業要想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分一杯羹，必須突出自身優勢、改革創新，但是比起這些，更重要的而是榮氏祖訓中提及的「固守穩健，謹慎行事，絕不投機」。一個家族如同王朝一樣，也有興衰起落，如何讓企業存活時間更久，則是一代又一代家族傳承者的不可抗拒的使命。

「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

「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是告訴我們要制定長遠的計劃和目標；善於把握機會，善於在逆境中生存，不論境遇有多糟糕，都不輕言放棄；而人若是成功了，也不能貪圖享受、安於現狀，應該心繫社會，樂於奉獻。

「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是指做事情要考慮長遠，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成功的背後是夜以繼日的努力和拼搏；不管是個人還是企業，只有向正確的方向前行，才會離目的地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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