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常與新變的明清文化

來源：網路

文於麗

原文載《歷史與社會文摘》2016年第4期，注釋從略。

思想與文化

襲常與新變的明清文化

馮天瑜

明清是兩千年宗法君主集權社會的晚期，周秦兩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漢以來之慣常，不過秦制尤其眧彰，其弊端被時之有識者批評，謀求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清初顧炎武稱自己所處時代「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秦以下，有過漢晉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農耕文明——君主集權政治大格局內部的調整。中國歷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為目標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開，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這一大轉折的前夜，其國內表徵是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啟蒙文化出現，國際條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國。然「萌芽」幼弱、「啟蒙」聲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續著秦漢以降的常態，而揚棄性的文化變革在潛滋暗長，所謂「常」中寓「變」「變」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襲常與新變」概括。

明清處於歷史發展的特別節點。

第一，自秦漢以降，歷經多個王朝興替，而明清是與當下最為切近的兩個王朝。去古未遠的明清可稱之「近古」，其制度與文化，綜匯前代，無論從積極意義還是從消極意義言之，都為近現代中國提供了最直接的遺產。在一定意義上，經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識「中古」漢唐、「上古」先秦；透過「近古」明清，方能瞭然近現代的由來有自。

第二，兩朝五百餘年是中國史上連續統一時間較長的階段，只有兩漢集合的四百餘年統一時段略可與之比肩。明清的重要歷史作用是，使秦漢以來一統國家的建構得以完備與強化，再無分權勢力尾大不掉。然而，明清使秦制極端化，專制羅網嚴密以至苛酷，障礙社會近代轉型，束縛人的自由發展。明清制度的雙重功能，為明清後時代提出維護「一統」與突破「專制」這頗相扞格的兩大使命，容易顧此失彼，中國近代化進程因以崎嶇錯綜。

第三，明朝是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清朝是繼元朝後第二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統王朝。傳統中國有幾個重大分野，為士眾念念於茲，其中與「君子小人之辨」相提並論的，便是「華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還有「華夷換位」含義，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變故。更重要的是，時至清中葉以降，國人在抗禦西力東侵之際達成中華民族共識，這是尤具深遠意義的新的民族主義命題。古老的「華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構造了近古數百年，尤其是晚清數十年朝野競相求解的絕大題目，多少事變、多少人傑都圍繞此題運轉。這是明清史的複雜性超越前朝的所在。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形成文化認同，是在明清五百餘年的錯綜進程中得以實現的。一個眾族共生、多族互動的古老大國鑄造近代民族國家共同體，較之單一民族國家的近代立國遠為困難。而明清兩代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

第四，兩朝皇權制度完備，漢、唐、宋抑制皇權的要素被大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權制的頂峰。明代削奪封建貴族權力，廢除秦漢以來沿襲千餘載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轄六部和行省三司，內閣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秘書，還受司禮監製衡，又有廠衛嚴密監控，皇權幾近極至。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權體制基本照單全收，但保留滿蒙貴族特權，又增設軍機處，皇帝在幾名近臣輔弼下獨攬朝政。明清皇權專制達於極端，而聲討皇權專制的思潮也潛滋暗長，但皇權制度根深蒂固、皇權思想影響力勁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濤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難產，這與明清皇權專制的強勢遺傳頗有干係。

第五，進入地主——自耕農經濟成熟期，達到農業文明的最高水平。明清的生產力規模，早期工業國尚不能望其項背。其經濟體量世界第一，並對早期工業國的產品有相當排拒力，而絲綢、瓷器、茶葉深受海外歡迎，因此外貿一直巨額出超。直至19世紀初中期，英國的商品也難以打入中國市場。「農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生產方式對商品經濟的抑限，專治皇權對民間工商業的超經濟剝奪，使資本主義萌芽難以健康發展，一度享譽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斷尾青蜓」。明清鼎革之際大規模戰亂的摧折，使商品經濟遭受重挫。清初減免明代「三餉」、實行「攤丁入畝」，此皆善政，對復興農業經濟功不可沒，「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質基石，然這類「輕徭薄賦」舉措皆不逾古典範域，並無近代新機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過是舊道踱步。

第六，國際環境異於往昔。如果說漢、唐、宋面臨經濟落後、武功強勁的游牧民族來襲，「御胡」是基本的國防任務，明代依然如此，然晚期又有攜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傳教士來訪，在中國文化池塘吹起漣漪。清中葉以降更有經濟先進、船堅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國防重心從西北「塞防」轉為東南「海防」，中國遭逢數千年未遇之強敵。晚清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無法沿固有軌跡運行，被動捲入世界近代化洪濤之中。

文化的某些成分不一定有先進落後之別；而物質文化，還有制度文化及觀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歷史行程中後浪逐前浪，存在先進落後的線性序列。以後一側面而論，明清五百年，是中國在世界文化總進程中，從先進跌入後進的歷史轉折階段。這並非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為自戀於「天朝上國」，固步徘徊，被國人十分陌生的工業化西洋及後起的東洋日本彎道超越，陷入落後挨打困境。

概述明清所處的歷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現「集古」——「萌新」的雙重屬性。

其一，明清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總匯期。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規模展開。訂正、考釋古典的考據學始於明中葉，清中葉更為學術主流。乾嘉考據學對古代典籍作系統整理、對傳統文化作全面總結，使得數千年來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專門之學得到發掘、彰顯和條理化。明清集傳統科學技藝之大成，即使今日觀之，也頗有發明、發現方面的啟示。

其二，程朱理學主導精神世界，繼之心學崛起，又復歸於程朱，構成明清形上學的圓圈，晚清新學勃興方突破此一圓圈。明清，朝廷推尊理學，將二程朱熹論證的「綱常」「天理」規定為倫理、政治指針，《四書》朱注成了科舉考試範本。明中葉崛起的陽明心學，強調個體心性修為，倡導「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蘊在。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別開生面，嘉道間的龔自珍、魏源重振其說，成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導。

其三，伴隨城市經濟發展，市民文學蓬勃興起。明清出現將小說、戲曲提升到與詩文並列地位的議論，甚至認為其教化功能可與經書相比配。小說、戲曲繁榮，文學走出象牙塔，活躍於市井勾欄，為雅士俗眾共賞。加上童蒙讀物流行，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以明清為最。

其四，「西學東漸」「東學西漸」雙向互動。明末清初，西歐耶穌會士東來，與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等中國士人協同譯介西方文化成就。清代順康兩朝，皇室愛好西學。與此同時，數以百計的來華耶穌會士又向西方譯介中國經典及社情，此為歐洲啟蒙運動的一種精神借鑒。西學東漸、中學西漸乃17、18世紀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

新學取代舊學似成一不可逆轉之勢，然被統稱「舊學」的傳統文化自有其深巨潛力和廣遠影響力，在近現代文化進程中發揮無可替代的、或顯或隱的作用，中西文化激蕩構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觀，戊戌變法前後展開的中西古今的體用之辯，透露中西會通的廣度、深度及難度。（完）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摘自《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5期，原文約9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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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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