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四面受敵的晚明中國

文 |張明揚

長久以來，我們在談及晚明的變局與危機之時，視角更多 「朝內」，放在諸如腐敗、宦官、重稅、皇帝懶政、農民起義、財政危機等這些中國末代王朝政治崩壞的經典套路之上，即使談及外患，最多也就是滿洲（後金）的崛起。

但是，身處大航海時代的晚明，真的是一個世界史的孤立者么？近讀李伯重先生的新著《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被書中的國際化視角實實在在的震撼了一次，借用布羅代爾那本名著的書名思路，感覺是讀了一本關於「東亞與晚明時代的東亞世界」的書。

《火槍與賬簿》一書涉及了經濟（賬簿）和軍事（火藥）兩大領域，經濟這方面近年來在彭慕蘭《大分流》等這些由加州學派引發的大爭論之下，已經堪稱顯學，姑且顯擱置一旁。本文，只打算紙上談兵。

在李伯重先生的筆下，晚明面對的國際形勢相當不樂觀，他甚至用了世界近代史上那個著名的口號「祖國在危險中」來界定這一局面。在明代，特別是到了晚明，「中國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遇到程度不等的威脅，中國陷於敵國的包圍之中」。

晚明的東亞，就是一個火藥桶。

在北方，終明之世，蒙古一直是困擾明帝國的主要軍事威脅。到了晚明，即使明與蒙古沒有發生過大的軍事衝突，但北方長城防線的大量駐軍一直是明朝不得不承受的巨額軍事支出。

在西部，中亞皈依了伊斯蘭教的突厥化蒙古統治者也不時對明朝發動攻擊。在嘉靖年間，統治吐魯番的蒙兀爾部還曾進攻甘州肅州。

在東部，嘉靖年間，倭寇曾一度成為明帝國最兇惡的敵人。如果說倭寇至多只算日本「民間武裝」的話，到了萬曆時代，基本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則成為了更大的威脅，經歷了日本戰國時代錘鍊的日本軍隊不僅訓練有素裝備精良，且已具備了一次性出兵二十萬以上的驚人實力。在「萬曆朝鮮戰爭」中，抗日援朝的明軍雖在苦戰之後擊敗了日軍，但也幾乎耗盡了明王朝的國庫。

在東北，還未從朝鮮戰爭中恢復元氣的明朝很快又迎來了最終的掘墓人：滿洲八旗，這又是一支最大軍事動員能力可以高達二十萬人的強敵。更嚴峻的是，在皇太極征服漠南蒙古之後，清軍不僅在蒙古騎兵加入後實力大增，而且讓明帝國陷入了同時在東北與北方兩線作戰的戰略困局，明朝苦心經營的「寧錦防線」戰略意義大減。事實上，清軍在崇禎朝的數次進軍都是繞過「寧錦防線」而取道長城方向。

在南方，明帝國還面對著東南亞的兩大強權：安南與緬甸。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所謂的天下秩序在晚明已經名存實亡，像安南與緬甸這樣的傳統藩屬國也開始「不斷挑戰中國在既有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先說安南，在明成祖朱棣平定安南之役失敗後，儘管安南承認了明朝的宗主國地位，但兩國關係一直暗流涌動，安南的軍事動員能力也在三十萬人左右，在嘉靖時代，雙方還險些爆發大規模戰爭。更讓明朝頭疼的是，安南事實上在邊境策動了一場長期性的「代理人戰爭」，暗中支持雲南和廣西的一些土司，封官給錢給武器，不斷發動各種叛亂。

與只敢躲在幕後挑事的安南相比，作為東南亞超級大國的緬甸則是與明朝在軍事上公然為敵了，中緬戰爭前後持續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在萬曆時代，緬甸更是兩度以傾國之力主動入侵中國，每次出動的正規軍都在30萬人以上，不僅在戰場上擊敗了明軍，還佔領了大片原屬於明朝的領土與勢力範圍。

在東南，明朝更是遭遇了東亞以外的敵人——隨著大航海時代崛起的荷人。在我們慣常的歷史記憶中，中荷的第一次軍事接觸是鄭成功的收復台灣，但事實上，正如《火槍與賬簿》一書的記錄，早在崇禎元年，荷蘭就曾於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發生過海上衝突，荷蘭人還曾在1633年（崇禎六年）還曾偷襲廈門，在海上擊毀了明軍25—30艘艦船。

不過在此之後，憤怒的鄭芝龍便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反擊，在金門大敗荷蘭海軍，史稱「料羅灣大捷」。諷刺的是，與以上那些東亞區域內強敵相比，此時正在全球建立世界性霸權的歐洲人此時反倒成為了明王朝相對容易應付的軍事對手。

從某種程度上，晚明所遭遇的國際形勢也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其態勢之複雜完全不低於李鴻章在晚清時代所面臨的強敵環伺，用李伯重先生的話說，就是「處於亂世中心的中國」，在各個戰略方向上都面臨著強敵。我甚至覺得，明軍在此種戰略危局下，可以支撐那麼多年，還打過不少漂亮仗，已堪稱軍事上的奇蹟。

從軍隊規模上看，晚明的明軍數量堪稱亞洲第一，但蒙古、滿洲、日本、緬甸和安南這些地域性強權，均已具備了在各自戰略方向上與明軍一戰的實力。坦白說，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根本不存在什麼現代意義上的「內線作戰」優勢，即使不考慮軍隊素質與對手的差距，明軍在大多數戰略方向上的軍隊數量事實上也處於劣勢。

紅衣大炮

連發手槍與多管轉膛炮

大口徑左輪槍

更具現實性的是，明朝既不具備同時與幾大強權開戰的財政能力，也無法承擔連續對外作戰的巨額軍費。世人皆說明朝之亡亡於萬曆，這其中自然有政治崩壞的因素，但萬曆時代的數次大規模對外戰爭（明緬戰爭、朝鮮戰爭、與滿洲的薩爾滸之戰）所引發的財政崩潰，也要負上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責任。

正是為了應對此種「國際包圍圈」，晚明精英也發動了一場浩大的軍事改革運動。簡單來說，這場軍事改革就是如《火槍與賬簿》書名所示的「火槍」——引入西式火器，以及西式的軍事訓練。

如果說大航海時代給明王朝在東南方向帶來了荷蘭人這個新敵人的話，那麼，大航海時代也給明王朝帶來了火器技術。更重要的是，與軍事改革的收益相比，大航海時代對明朝而言應該算是「得大於失」。

先說中日的兩次軍事對決。在明朝與倭寇的戰爭中，戚家軍之所以能夠成為常勝軍，除了我們後世大談的練兵與招兵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戚繼光對軍隊的火器化改革，首創了野戰火器部隊「車營」。

而在中日朝鮮戰爭中，火器的作用則更為明顯。事實上，日本戰國時代便開始走上火器化道路，織田信長靠著著名的火槍（鐵炮）「三段擊」大敗曾稱霸日本的武田家的騎兵，當時入朝日軍更是擁有著在世界範圍內也並不落後的火槍部隊。

雖然明軍的火銃不如日本的火槍，但明軍源自葡萄牙人的火炮技術卻遠優於日軍，明軍的真火炮「佛郎機」在戰場上有效壓倒了日軍名為炮實為槍的「鐵炮」。

再說中荷戰爭。按照《火槍與賬簿》及美國人歐陽泰在《1661：決戰熱蘭遮》兩書中的說法，無論是鄭芝龍還是之後的鄭成功，在火器裝備水平上與荷蘭人基本處在一個水平線上。鄭芝龍的艦隊在「料羅灣大捷」中完全是支歐洲式的艦隊，大炮則是英國產的。

明清戰爭就更不必多說了。明軍在戰爭中的首次勝利是袁崇煥的「寧遠大捷」，而最大功臣就是寧遠城上那十一門紅衣大炮。

對此，李伯重先生評價道：「晚明軍事改革運動確實收到了相當的成效，否則明軍不可能取得中日朝鮮戰爭荷中荷台海戰爭的勝利，在明清戰爭中也不可能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堅持這麼長時間。」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晚明西式軍事改革的遺產卻最終部分被清朝所繼承。明朝所練的部分新軍在清軍入關後投降清朝，被編為了漢軍八旗，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登州火器營」，這段故事後來也被凌力寫成了《傾國傾城》這部歷史小說。

晚明軍事改革的火器化遺產，不僅對清帝國的征服全中國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也對清帝國在18世紀前後重整在晚明時代崩潰的東亞天下秩序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這對明帝國的改革精英們或許也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晚明困擾中國的國際包圍圈最終還是被打破了，火槍還是那支火槍，只是槍手變成了大清朝。

再之後很多年，大清朝又帶著中國又再次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晚清那張著名的「時局圖」又何嘗不是「晚清國際包圍圈」。最讓人扼腕的是，從晚明到晚清之間那麼多年，我們的火槍竟然還是那支火槍，而對面的火槍卻早已迭代了無數次。

而箇中原因，還是要回到這篇文章並沒有提及的「賬簿」吧，經濟之賬，制度之賬。

《火槍與賬簿》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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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揚|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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