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澤民：中年就是平靜地迎接暴風雨的力量

致中年

穿越幽暗森林，抵達心之彼岸

每到春節，本刊都以一期「致××」的主題策劃，伴隨讀者踏上歸家的路。2014年，是「致故鄉」；2015年，是「致父母」；2016年，是「致愛人」。

今年，我們致中年。

「中年」充滿歧義甚至尷尬，讓許多人覺得無法直視。如35歲的但丁在《神曲》開頭所寫：「在人生的中途，我在一座幽暗的森林裡迷了路。」

但人到中年，一種新的、只有在這樣的年齡才有資格擁有的力量也在凝聚。這是一種超越青春和荷爾蒙的力量，一種繼續成長的力量，平靜地迎接暴風雨的力量。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餘澤民

作家，翻譯家，定居匈牙利布達佩斯，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講課教授。

以前我總覺得，像「半個世紀」這類的詞只適合說別人——那些禿頭、長髯、滿臉風霜的老者。由於漂泊的緣故，無休止的變化使我誤覺歲月的流逝與自己無關。直到買褲子時腰圍不得不加碼，追車後覺得呼哧帶喘，幾天不刮鬍子就滿臉鬍子茬，第一滴雨落下頭皮就能夠敏感地覺察……

不久前回國，一位昔日的好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我：「你變主意啦？」

「變什麼主意？」我被問得莫名其妙。

「當初你不是說，活到50歲就自殺？」

朋友記得並沒錯，80年代我讀書的時候，確實半開玩笑半認真地這樣說過，而且不止一次。想來那時的自己腰圍只有二尺一，俊逸不輸小虎隊，享受著青春和生理的燃燒，距離衰老還太遠太遠，遠得從未具體地去想，感覺50歲就該是「彎腰拄拐、滿臉皺紋、看著年輕人流哈喇子」的人生盡頭。

現在回想，我在年輕時有過一個誤區，就是認定年輕是生命的黃金時代，以為燃燒青春是個體存活的絕對價值。於是，我放縱骨子裡的不安分，從畫畫到彈琴，從學臨床醫學到學藝術心理，體內有一種莫名的緊迫感和行動力——《迷牆》的反叛勁加重金屬的節奏。那時我把學業當成了副業，興奮點放在積攢朋友的數量。

特別是在中國音樂學院讀研究生時，每次回家打開房門，都不能預料誰在等我。經常，十來平米的小屋擠十幾個人，彈琴，唱歌，看錄像，打撲克。即使午夜過後，也有人加入，有人離開。

那群人里後來出了許多行業大腕兒，可當時都還青澀得像蓄大鬍子的柯林頓。80年代的年輕人愛談理想，烏托邦式的；憧憬未來，但並不具體。想來，那時我們對社會、世界所知甚少。

後來，一夜之間，如鳥獸散，無數年輕人捲入出國潮，像水一樣嘩地潑了出去。我自己也是。

從那時至今，腳下的路像倒流的水，向後流走。掐指算算，離鄉那年我26歲，之後又過了26年。感覺彈指一揮，但光陰卻在我身上流過了半個世紀，而且是不帶引號的。

走了也有走了的好，現在我可以狡辯自己「只有26歲」，因為1991年將我的生命切割成兩半——前一半屬於集體的，後一半屬於個體的；前一段屬於計劃的，後一段屬於自由的；前一段是「度過的」，後一半是「活過的」。兩段年齡，兩段生命。其實這也不全是狡辯，想當年，當列車駛離雪花飄舞、寒風呼嘯的二連海關時，我真覺得自己是被再次娩出了。

回顧前後這兩段時光，不僅是時空的改變，更是關於自己的一切——內容與節奏、機會與方向、強度與速度、色調與質感……所有的一切，改變是如此徹底、微妙和決絕，並總暗藏或天降意外的興奮與危機。

對我而言，出國是生命的一道分水嶺。經常有人問我，當時為什麼離開？我說不為什麼，就想一個人到世界上光著腳走走。並且，無知者無畏，我相信年輕就是一切的本錢。

我常回想起那次不可重複的漫長旅行。

褪色的畫面里，三四十位親友在老北京站的國際站台上為我送行。之前的一夜，我們一起唱歌，低語，憋了一肚子話卻只能沉默。我在父母瑣碎的嘮叨中收拾行李。鉛灰的霜晨，熙攘的站台，由於送行人太多，父母沒機會單獨囑咐我，父親耐心地為我和朋友們一張張地合影。幾年後我才意識到，當時我唯獨忘了跟父親合影，但意識到時父親已經去世了。

列車開動的剎那，母親向前衝出幾步，隔著滿是劃痕的雙層玻璃摸我哭變形了的臉。那一刻，我真覺得是永遠……

接著是十天險象環生的顛簸。之後在布達佩斯東火車站，我拎著重量超過我體重的皮革黑箱跳下站台，等到所有人散盡，看到一個瘦高個子的陌生人手捏一張我北醫時的照片朝我走來，帶我去了兩百公里外的塞格德小城。

一幕落下，一幕拉開。接下來的十幾年青春是更純粹的燃燒，燃燒歲月與荷爾蒙。自從像嬰兒般孤獨地被扔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我本能地學習語言，適應生存，經營情感。雖然一無所有，但有大把的朋友和大把的時間，靠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睡百家床活下來，最根本的，是在漂泊中學會做本色的自己。

那些年，我讀了許多書，記了幾百萬字的日記，在不知不覺中為後來的創作積累下素材。我記得很清楚出國後讀的頭兩本小說——英文原版的《在路上》和《鳥人》。那時並無當作家的野心，頂多曾經這樣想過：等我死前，寫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至於後來做文學翻譯，更是命運的安排。想來我沒正經學過一天的匈語，純粹靠聽靠讀靠交流靠理解，再有是靠無意中受到的文學熏陶。剛到匈牙利不久，我就遇到了文史學家海爾奈先生，並在他家結識了《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後來在拉斯洛家，我又見到了艾斯特哈茲、凱爾泰斯和更多的作家。不過，當時無論他們還是我，都沒想到有一天我能成為他們作品的譯者。

1998年我陪拉斯洛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中國的十座城市，回到布達佩斯後，我對他的作品產生了好奇。巧得不能再巧，當時我寄宿在海爾奈先生家，他剛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說集《仁慈的關係》，順便遞給我了一本，於是我搬著字典開始了閱讀，並用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翻譯了一個短篇《茹茲的陷阱》。從那之後，我翻譯成癮，直到2002年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海爾奈到凱爾泰斯，他們都是我生活中的貴人。

第一本譯著《英國旗》問世，我39歲；第一本小說《匈牙利舞曲》出版，我剛好40歲。我帶著年輕的慣性跨入了中年，接著是典型的中年打拚，十年里出了二十多本書。雖然透支，但不覺疲憊。文字成了我的第三隻眼，不管是看世界還是看自己，都有了新的視角和維度。

也許在被技術、物質掌控的今天，文學確實不能改變世界，但是能夠改變一個人。讀書能為個體修築精神的城堡，寫作能將個體的存在夯實，擎起，讓他的目光越過庸眾的頭頂尋找同類。現身說法地講，我因為文學而活得實在而沉著，因為文學而透視到人性與歷史，過去所有的知識和閱歷都開始發酵。我享受這種人到中年後的窖藏式的成長，一步步更接近自己。

如果將年輕比喻成衝浪，那麼該把中年比喻成航行。「也許，我們之所以能夠承受生活，一方面由於這生活竟然如此地不真實；另一方面，由於意識總在不斷地窺伺所謂的真實，它渴望真相。」凱爾泰斯寫在《船夫日記》里的這句話，正道出了中年生存的智慧。年輕人對生活的承受力源於未知，中年人則在於認知。

一個人活過半個世紀，可以說已經「經風歷雨」。開始懷舊，是人到中年典型的心理變化。然而懷舊不能止於回憶，還應該有所反思。中年人的記憶不是簡單地再現，而是深層地剖析，發現自己與歷史的聯繫。

我去年寫完的《紙魚缸》就基於這樣的中年理性。這部小說前後歷經十幾年，從日記而短篇、中篇、長篇，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內心的成長。我意識到了個體對於歷史的責任，聽從了用個體記憶抵抗集體失憶的內心呼喚。

當然，作為學過醫的人，我更明白中年後肌體功能走下坡路的事實，也明白焦慮於事無補。那樣只會掉入「中年危機」的陷阱，讓生活變得一團糟。應對生理的衰，該採用心理的盛。孔子說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其實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以靜制動，以心理上的繼續成長，平衡生理上的由盛至衰。

與同齡人相比，我為人父的年齡較晚，客觀上將青春期延長了許多年。孩子的出生，對我來說是一次重要的成長。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的年齡、責任和隨之而來的疲憊，不僅沒有抱怨，相反充滿感恩。我在心理上發生了質的變化，不再像年輕時那樣追求平等的愛，而是享受於無條件的付出。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我的心裡充滿感激，感激他們不會拒絕我愛的給予。我突然明白，年輕時的不安、衝動和不計能量的追逐，不僅僅由於荷爾蒙過剩，還由於情感、身份乃至存在上的「怕被拒絕」。實際上，一個人能夠付出而不被拒絕，也是人生中一種簡單、真實的幸福。

如果說青春是燃燒，那麼中年就是輻射。你的熱力不再取決於你的強壯和速度，而是取決於你的心智和定力。一個活過半個世紀的人，不僅知識豐富、心智成熟，而且知識和心智能接地氣，擁有紮實、可靠的社會關係，沉澱出類似局外人的判斷力，在倖存之後回望歷史，審視，反思，由合唱變獨唱。總之，只有人到中年，我們才有可能達到蘇軾所說的「博觀約取，厚積薄發」的境界。

前些日子，我泡在熱得發燙的洗澡水裡讀《誰，在我呼喊時》。讀了一會兒，將書合上，作為休息，看了一會兒微信。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被一條關於帕蒂·史密斯的消息擊中了。

鮑勃·迪倫缺席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摯友、搖滾桂冠詩人帕蒂·史密斯代為領獎，並演唱了鮑勃·迪倫的經典名曲《暴雨將至》。演唱中她一度忘詞，請求道：「對不起，我太緊張了，我們可以重新來過這段嗎？」台下掌聲雷動。

看第一遍時，我鼻子酸了。後來連看數遍，哭得淚流滿面。中年之後，我大概從來沒這樣哭過。並不是傷感，而是感動。我感動於70歲的歌者始終如一的真誠，我見證了，努力的成長能夠賦予年齡以如此的美好。這種鎮定與羞澀、坦然與緊張、自信與敬畏的複雜氣質，凝聚成一種超越青春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在這樣的年齡才有資格擁有。這是繼續成長的力量，平靜地迎接暴風雨的力量。

從浴缸里爬出的時候，我懷著強烈的渴望：鎮定地成長到帕蒂·史密斯的年齡，看自己的生命能沉積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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