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如何過冬：官宦暖爐皮裘，百姓地爐紙衣

在古代，寒冷是人們每年都要面臨的巨大生存挑戰。古人沒有即開即用的空調，也沒有集中供應的暖氣，每當時節步入寒冬，就會有無數人為如何安然度過冬天而擔憂發愁。唐宋時代本是中國氣候史上的溫暖期，冬季的氣溫已經不像魏晉南北朝時那樣寒冷，但是一般人家還是對冬天充滿了畏懼，杜甫在夔州之時，曾經遇到一次強烈的寒潮，在刺骨冷風中，絕望的詩人寫了一首歌行體詩《後苦寒行》描寫當時的感受：「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吹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地軸，不爾苦寒何太酷」，生動地寫出了自己的小屋在寒冷的西北風中搖搖欲墜的景象。夔州位於現在的重慶地區，尚屬於全國比較溫暖的城市，在其他地方，嚴冬則更加冷酷。如常年生活在河南的孟郊，寫過一首《苦寒吟》，詩云：「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奪正陽。苦調竟何言，凍吟成此章。」杜甫在寒風中還有餘裕想像天兵斬戎、殺氣南行的景象，孟郊則是冷得連詩都幾乎吟不出了。

暖爐、手爐、地爐：唐人的燃爐採暖

面對冷酷的寒冬，古人並非束手待斃，他們想出了許多保暖防寒的方式，以求順利渡過這每年一次的難關。冬天沒有農事，人們一天之中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家裡，因此室內取暖是防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位於北回歸線以北，陽光長期從南方射入，故此房屋多是坐北朝南的格局，以求在冬日最大程度地接收太陽送來的溫暖。當然，到了真正的數九寒天，單憑微弱的陽光遠遠不能達到取暖的效果，夜裡沒有陽光的時候就更加難熬。因此，早在先秦時代，古人就想到了生火取暖之法，最早是在庭院四周設置巨大的「火陣」生火，《呂氏春秋》描寫春秋時衛靈公的冬季日常，就是「衣狐裘、坐熊席，四陣有火」的景象。再到後來，這種露天的「火陣」又被改進為室內的火爐，到了漢朝以後，考古文物中更是大量出現了各類小型暖爐、手爐等取暖設備。

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鐵暖爐 圖片出自倪方六《古代中國人怎麼吃火鍋》

在唐代，人們在室內取暖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生爐火，王公貴族和高級士大夫常常使用銅製的暖爐，在其中燃燒木炭取暖，或者乾脆直接利用薰爐燃香發熱。曾當過宰相的元稹寫過一組吟詠二十四節氣的詩，其中《大寒》一首寫道：「臘酒自盈樽，金爐獸炭溫。大寒宜近火，無事莫開門。」其中「金爐獸炭」說的就是銅暖爐和製成獸形的木炭。初唐詩人宋之問在宮城的秘書省值班時曾作《冬夜寓直麟閣》一詩，中有「直事披三省，重關閉七門。廣庭憐雪凈，深屋喜爐溫」之句，可見宮廷里是供應「暖氣」的。白居易晚年退休居洛陽家中，冬日裡最大的愛好就是靠在暖爐邊睡覺，久而久之，居然對暖爐產生了感情。到了春天天氣回暖，不得不將暖爐收藏起來時，他寫下一首《別春爐》與之告別，詩中說自己和爐子「獨宿相依久，多情慾別難」，為了能和暖爐長相廝守，竟希望天公「長遣四時寒」，讓寒冷的日子再久一些。

唐代忍冬紋銀薰爐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暖爐雖然小巧便攜，但是造價昂貴，只有官宦人家才有經濟實力購置。家境一般的人，買不起銅暖爐，又需要生火取暖，便常會在自己家的屋子裡挖一個深坑，在坑裡推滿木柴，摻著松脂和杉子之類易燃物點火取暖，稱為「地爐」。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奉和魯望樵人十詠》中描寫當時樵夫的冬日生活是：「山客地爐里，然薪如陽輝。松膏作滫瀡，杉子為珠璣。響誤擊刺鬧，燄疑彗孛飛。傍邊煖白酒，不覺瀑冰垂。」 地爐雖然不如銅暖爐精緻，但在爐邊暖上一壺白酒，看著爐中火星迅速躍起，又如彗星般飛濺的景象，也庶可暫時忘記屋外的寒冷。

不管是暖爐還是地爐，都需要添加燃料，在唐代的平民百姓家，最常見的燃料是木柴或柴草，而朝廷官員和比較富裕的人家，則大多使用燃燒更易、效率更高的木炭。在高官富戶集中的長安城，木炭的使用量相當驚人，唐玄宗天寶五年，朝廷特別增設了「木炭使」的職務，到了唐德宗貞元年間又在戶部下設立「木炭采造使」，專門負責購買、燒制木炭，供給長安皇室和官員使用。長安城的木炭來源主要是城南終南山上的樹木，當時終南山上除了隱士之外，就數樵夫最多，故此王維的《終南山》詩中要強調「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而白居易《賣炭翁》中那位「伐薪燒炭南山中」的老翁，便是在終南山中伐木製炭的眾多炭工之一。為了方便將木材和木炭及時運到長安城中，唐朝皇室專門開闢了一條漕河，聯通終南山和宮城，並在長安西市建造了專門的貯木場。除了政府置辦以外，唐代最繁榮的西市裡有專門製造、販賣木炭的商店，還有許多炭商將炭放在牛車或驢車裡，或者直接背在背上走街串巷地叫賣。冬日木炭的價格隨著氣溫波動，天氣越冷，價格就越高。木炭昂貴之時，並非人人有能力購置，一生窮困的孟郊之所以得到「郊寒」的稱號，除了詩風孤峭以外，也因為他無錢購買取暖物資，經常在冬日寫詩嘆寒。孟郊曾寫過一首《答友人贈炭》感謝朋友在冬日為自己送來木炭取暖，詩云「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卻坐上千重寒，燒出爐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雪中得炭的驚喜之情躍然紙上。除了木炭以外，西涼國還曾向唐朝進貢過一百條「瑞炭」，據《開元天寶遺事》說這種炭「長尺余，青色，堅硬如鐵，燒之無焰有光，每條可燒十日，熱不可近」，從描述上看很可能就是煤炭了。

簾幕、地毯、氈帳：唐人的室內保暖

除了藉助爐火升溫取暖之外，唐人到了冬天還會在房屋內部安置很多禦寒的設施，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暖簾。一張氈布製成的厚重簾幕，可以有效遮住木結構房屋的縫隙，將寒風擋在屋外，因此唐人在布置房屋時，總是「向暖窗戶開，迎寒簾幕合」，在房屋靠北的一面留下懸掛簾幕的位子。唐末詞人歐陽炯的《菩薩蠻》詞中用「紅爐煖閣佳人睡，隔簾飛雪添寒氣」的句子，形象地寫出了簾幕內外冷暖迥異的狀況。同樣可以用來遮風的還有室內用的屏風，白居易在《卯飲》中說自己冬天早晨的狀態是：「短屏風掩卧床頭，烏帽青氈白氎裘。卯飲一杯眠一覺，世間何事不悠悠」，能夠如此悠閑，床邊屏風的屏障功不可沒。此外，唐人通常還會在地上和坐卧的床榻上鋪厚厚的毯子，抵禦下方透出的寒氣。白居易《新樂府》里的名作《紅線毯》，描寫了唐朝宮廷中一種用絲絨做成的地毯，詩中說：「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彩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蹋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這種紅線毯之所以如此舒適，乃是因為地方上為了討好皇帝，製作時不惜工本，織成一幅能鋪滿披香殿的紅毯，不知耗費了多少絲綿。因此白居易在詩末質問道：「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陳居中《文姬歸漢圖》中所畫的地毯

唐代的一般士人，無法做到這樣奢侈，他們通常會用動物皮毛做成的氈子當坐墊。白居易離開長安，回到老家渭南金氏村為母親守孝時，曾經寫詩給朋友張殷衡，描述自己的村居生活，其中有「葯銚夜傾殘酒暖，竹床寒取舊氈鋪」之句，可見他為了防止村舍竹床的寒冷，在回老家時特地帶上了保暖的氈墊。年輕時的杜甫並沒有白居易準備周到，他在東遊齊魯時因為沒有帶氈毯，到了秋天只能感嘆「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當然氈墊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置辦得起的，杜甫曾作詩嘲戲朋友鄭虔，說他「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鄭虔曾長期在國子監擔任博士，卻沒有錢置辦氈毯，冬日家中來客必須坐在冰冷的椅子上，的確相當貧寒。晚唐詩人鄭谷曾作詩激勵自己努力進取，其中有「蘭為官須握，蒲因學更編。預愁搖落後，子美笑無氈」之句，就用了杜甫以無氈嘲笑鄭虔的典故，所謂「搖落後」，即秋冬草木凋謝的時節，鄭谷努力讀書做官，目的不外乎讓自己能夠買一張冬日禦寒的氈毯。在北方邊塞，氣候更為寒冷，按照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的說法，輪台八月的飛雪就已經「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了。因此，對駐守在西北邊疆的軍隊來說，室內保暖尤為重要。岑參在跟隨封長清出塞來到新疆輪台後，寫下《首秋輪台》一詩，詩中描寫輪台的軍帳是「雨拂氈牆濕，風搖毳幕膻」，其中「毳幕」即是動物皮毛製成的門帘。相對而言，將軍所住的主帳保暖措施更為完善，在岑參作於同時的《玉門關蓋將軍歌》中，可以看到蓋將軍的主帳里「暖屋綉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不但有爐火和簾幕，連帳篷的四壁都掛上了毛毯。

唐代羊毛花氈 正倉院藏

與中原的木屋相比，西北邊塞的帳篷在抵禦風雪方面更勝一籌，因此有不少中原士人也開始借鑒這種游牧民族的禦寒之法。注重生活品質的白居易就曾特意從西北邊關買了一頂青氈帳，放在洛陽家中的庭院里，用以過冬。他曾寫過一首《青氈帳》專門稱讚這頂帳篷「汰風吹不動，御雨濕彌堅……傍通門豁爾，內密氣溫然」，每到冬日，白居易就會將帳篷展開，在其中「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和朋友飲酒作樂，只覺「獸炭休親近，狐裘可棄捐。硯溫融凍墨，瓶煖變春泉」。在白居易的晚年，坐在這頂青氈帳中烤火飲酒成了冬天裡最快樂的事情，他在一首詩中自述：「年老不禁寒，夜長安可徹。賴有青氈帳，風前自張設。復此紅火爐，雪中相暖熱。如魚入淵水，似兔藏深穴。婉軟蟄鱗蘇，溫燉凍肌活」，用青氈帳和紅火爐為自己營造了一個溫馨的小世界。

陶制北魏氈帳模型 圖片出自國家文物局《2000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皮裘、袍襖、紙衣被：唐人的禦寒衣裝

雖然古代的冬天講究以「藏」為主，但總是會有出門的時候，因此除了室內保暖之外，衣裝保暖也一直受到重視。在中國古代，裘衣是王公貴族在冬日的標準裝束，早在《禮記·月令》中就規定「孟冬，天子始裘」，在《周禮》中，裘冕更是天子祭天時的禮服。在唐代，皇族與官宦到了冬天通常可以穿上動物皮毛製成的裘衣，比較華貴的有狐裘、貂裘、豹裘、兔裘等，一般士人和百姓中富有者則多穿羊裘、犬裘。同樣是「裘」，也會有高低之分，天寶十年，杜甫還未入朝做官之時，曾經寫詩送給自己在成都、華原縣已經做官的朋友。詩中說他們是「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自己則是「飢卧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聯百結」。杜甫的朋友們能經常置換新的「軟裘」，而杜甫卻只能年復一年穿著一件「敝裘」，雖然同著裘衣，貧富差距卻顯而易見。相比之下，李白則要闊綽得多，他在和岑夫子、丹丘生喝酒時曾經將價值千金的裘衣「呼兒將出換美酒」，遊覽金陵時遇到隱士相談甚歡，又決定「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雖然賣掉了兩件裘衣，但他在廣陵會見追隨者魏萬時，卻又「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了，可見李白在為自己購置衣物方面很捨得花錢。在動物皮毛製作的裘衣中， 比較特殊的是鹿裘，由於《列子》中說孔子拜訪的高士榮啟期是身著鹿裘隱居山中的，所以後來隱士和道士都喜歡穿鹿裘，在上清派道經中，甚至將「鹿皮之帔」當作了道士必備的法服。初唐詩人盧照鄰在描寫當時隱居修道之人的生活時，說他們「日暮餐龜殼，天寒御鹿裘。不辨秦將漢，寧知春與秋」，這也成了古代隱士的典型形象。

身著皮裘的三彩胡人俑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除了動物皮毛製成的裘衣之外，用綿布製成的冬衣在百姓中更為普及。唐代人冬日所穿的綿衣，主要是「袍」「襖」兩種，兩類衣服都有夾層，可以在其中填充棉絮，不同的是「袍」一般能覆蓋到腳面，常用作外衣；而「襖」則主要是上身穿著，有時也會作為裡衣。宋代以前，棉花主要出產於嶺南一代，尚未在中原廣為種植，因此綿衣中的填塞物以絲綿為主。快到冬天的時候，人們會從箱篋中取出袍襖，將絲綿填入其中，稱為「裝綿」。孟浩然《閨情》詩中說女子為征夫製作冬衣時「防寒更厚裝」，即是指此。袍襖的好壞，在於是否輕軟保暖。白居易《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稱讚自己的新綿襖「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晨興好擁向陽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鶴氅毳疏無實事，木棉花冷得虛名」，認為與絲織的綿袍相比，棉花填充的袍子只是浪得虛名而已。除了自己穿以外，白居易還會製作綿袍送給朋友，他在杭州刺史任上曾作《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詩中說自己送給兩位朋友的布裘「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同樣是在強調裘衣的「軟」。除了衣服之外，綿帽和靴子同樣是禦寒的必備衣裝，綿帽和綿袍一樣，都設有夾層，其中可以填充絲綿，稱為「夾帽」。白居易在《歲暮》詩中說自己年末的衣裝是「夾帽長覆耳，重裘寬裹身」，可見這種夾帽是可以覆蓋到耳朵的。至於靴子，則主要是獸皮製成，白居易在《喜老自嘲》中自述「裘輕被白氎，靴暖蹋烏氈」，就是綿裘皮靴的搭配。晚唐詩人李群玉的《薛侍御處乞靴》詩中，說朋友的靴子是「越客南來誇桂麖，良工用意巧縫成」，可知是鹿皮製成；杜甫在送朋友去羌族人聚集地赴任的詩中曾提到「羌父豪豬靴」，說明少數民族也有用豪豬皮做靴子的。

在唐代初期主要實行府兵制，軍人衣物都需自己置辦，因此每到秋天，軍人的家屬就會在家中趕製冬衣，送給邊關的親人。到了唐代中期，職業軍人逐漸成為主流，朝廷在為他們提供兵器糧餉之外，也會發放過冬的衣裝。敦煌文獻中有數件記錄冬衣發放情況的文書，其中所載唐玄宗時代冬天發放給敦煌駐軍的衣物大致是襖子一件、棉褲一條、襆頭（頭巾）鞋襪各一副、被袋一隻。此外，據《唐六典》規定，為官府做事的奴婢每兩年可得到官方發放的冬衣，共計「襦（上衣）、復褲各一，牛皮靴一量，並氈」，待遇不如戍衛的軍人，但是比一般農民要好上許多。至於朝廷的高官，每年冬天都會收到皇帝頒賜的冬衣，陳子昂、獨孤及、權德輿、令狐楚、李商隱的文集中都收錄了接到御賜冬衣以後的謝表、謝狀。事實上，這些高官憑藉自己的俸祿完全可以購置很好的冬裝，皇帝賜衣的舉動更多地只是表現恩寵罷了。

中國妝束復原團隊復原的唐時期紅色襕袍 圖片出自《中國妝束》，遼寧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家境相對富裕的人可以用絲綿製作袍襖禦寒，邊關的軍將和官奴婢有朝廷發放的冬衣，連綿袍都置辦不起的真正窮苦人家也有自己的過冬之法，經游修齡先生《紙衣與紙被》的研究，唐代造紙技術發達，紙張的價格相對較低，經過書寫使用之後的紙張更加便宜，許多窮苦人家都會將廢紙收集起來，製成紙衣、紙被禦寒。除此之外，由於冬季主要禦寒用的絲綿是從蠶蛹中抽取而來，因此使用絲織品是以殺害絲蠶為代價的，許多僧人不願沾染殺生的罪過，便也選擇穿著紙衣禦寒，中唐大曆年間就有一位僧人因終年穿著紙衣而被稱為「紙衣禪師」。紙衣紙被雖然看起來單薄，但是紙本身的導熱性比較差，厚厚穿上一層還是能起到保暖作用的，晚唐文人徐夤曾寫過一首《紙被》詩，詩中說上好的紙被「披對勁風溫勝酒，擁聽寒風暖於綿」，足見紙被在防寒防風上的功效。

2013年《韓紙文化工藝展》展示的韓國紙衣

總的來說，除了沒有空調、暖氣之外，唐代士人的過冬方式和現代人已經非常接近了，但是在當時，擁有白居易、李白這樣經濟實力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老百姓在冬天還是要在生死線上掙扎。白居易在渭南老家所作《村居苦寒》詩說農村裡「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這才是廣大農民的真實生活。而在杜甫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長安這樣繁華的地方，到了冬天照樣也是「路有凍死骨」。今天的中國，雖然冬天還是很冷，但絕大多數人都能夠避免凍死的危險，與唐代平民相比還是非常幸福的。

參考資料：

游修齡：《紙衣與紙被》，《古今農業》，1996年第1期。

黃正建：《敦煌文書與唐代軍隊衣裝》，《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1期。

陳詩宇、王非：《唐人的四時衣物》，《紫禁城》，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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