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產生的背景

天台宗產生的背景

文/ 然妙

佛教傳入，直至智者大師於光大元年（567）入住金陵瓦官寺，為時五百年。在這五百年中，從後漢經三國、兩晉而自東晉末葉羅什來華是傳譯時期，在教學方面沒什麼突破。後來為能在中國社會生存、紮根、依附本土的老莊虛無之說，使佛教與黃老之術，老莊玄學等本土思想之間建立理解上的相似性，這即是所謂的「格義佛教」。東晉末葉，隨著經典譯入的逐漸增多，僧人開始領悟到「格義」的局限性與不正確性，特別是經過鳩摩羅什大師般若思想系統的譯入，當時僧人領袖道安法師（312——385）慧遠大師（334——417），以及羅什弟子僧肇大師（384——414）等人，都極力主張擺脫老莊玄學，發揚佛教的正統般若空義。這是中國僧人走向自我發展道路的開始。

南北朝時，由於經典的大量傳入，中國僧人開始對經典產生獨特的理解與發微。圍繞各自尊崇的經典，逐步形成不同的學派。如毗曇學、涅槃學、楞伽學、成實學、地論學、三論學、攝論學等。各學派又因不同地域之異，各有所重。據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文字篇》說：「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政治的分裂，環境、風氣的影響，思維方式的慣性，使得當時的佛教學者，也受傳統文化渲染，南方偏重義學講經，北方則傾向坐禪誦習。因各執一隅，造成了所謂「南論北禪」的局面。

南朝重講，偏於解學。如《唐高僧傳》說：

「逮於梁祖，廣辟定門……於時佛化雖隆，多游辯慧，詞鋒所指，波誦相凌，至於微引，蓋無所算，可謂徒有揚舉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

又說：「自江東佛教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

這樣的局面，固然與當時還留有魏晉以來的清談遺風有關，但更因當時王室貴族的倡導和獎勵。如宋明帝在湘官寺大開講席。梁武帝於京都五大寺請五大法師講經，又更親自在華林園和同泰寺講經。由於王室尊崇佛教，率先垂範講學，從而聽講的人眾雲集，僧侶們亦以能被選為法師而榮耀。故而，當時僧人一心傾於經典義學的研究，致使失掉實踐修行的求道之心。

但北朝卻重視坐禪和誦經為旨趣，他們認為佛果要以坐禪實踐為要決，並非依義解能證得。故而輕視講席，廢棄義學，專以倡導不立文字的學風。致使根機差的墮於無知，或陷於蒙昧的邪行。造出不學寄生的「啞羊僧」。使佛教流於粗淺的因果報應，真實的教義研究卻無人問津。正如智者大師批評說：

「又一種禪人，不達他根性，純教乳葯，體心踏心，和融覺密，若泯若了，斯一轍之意，障難萬途，紛然不識，才見異相，即判是道。」

理論與實踐各有所偏的現象，使學與修嚴重脫節，這與佛陀的教化本懷有悖。為此慧文、慧思，特別是智者大師，深鑒時弊。將南朝輕禪重講，北朝輕講重禪的偏失，予以輔充均平，力倡教觀雙運，解行並重，統一南北學風，創立一代教門，使令南北兩地的行者，共同承受而力行，以「解行雙修」為成佛的真實途徑。這是順應久分必合的趨勢，是時代的需要，更是佛教進一步發展的轉折點。智者大師順應時勢，漂亮的完成了時代所賦予的使命，被後人尊稱為「東土小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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