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閱讀緣何在清末民初「種瓜得豆」？

閱讀史是個時髦的領域，但也是很不容易進入的領域。復旦大學學者張仲民是大陸較早投入此道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討論的就是晚清一批「衛生」書籍的出版、閱讀與傳播情況，修訂後以《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為名付梓（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新著《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或將促進閱讀史在中國大陸的開花結果。

《種瓜得豆》作者：張仲民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11月

近代中國，西學東漸，「語必柏林，言稱彼得」，新名詞多得讓人眼亂繚亂。對此學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但大都關注新名詞（以及新名詞所代表的新知識、新思想）的內涵及其誕生史，較忽略對其接受層面情況的考察。因此，「公開的精英表達如何被讀者接受、如何見之於社會實踐、其間的差別有多大、產生的社會效果如何等等」，就成了此書探研的重點。

《種瓜得豆》主體為六章，基本上以「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為核心。第一章討論「清季啟蒙人士改造大眾閱讀文化的論述與實踐」，主要涉及兩種舉措，一是鼓吹新小說，梁啟超的「小說革命」堪為代表；一是從事戲曲改良，「使下流社會移風易俗」。在作者看來，清末啟蒙人士的這些舉措所懸鵠的過高，對大眾閱讀文化的規訓和改造實際效果有限。因本章討論的主體還是清末知識精英，加之史料的限制，如以「引車賣漿者流閱讀什麼以及如何閱讀」為目標，那麼顯然還需一段艱辛旅程才可能實現。

第二章題作《「淫書」的社會史》，所謂的「淫書」是指生殖醫學方面的書，如《生殖器之研究》《男女之秘密》等當年的暢銷書，是考察時人身體觀、生育觀，研究性文化史、衛生史的絕好材料。作者「如當代任勞任怨的鑒黃師一般，埋首故紙堆辛勤披覽晚清民初之海量『淫書』」（戴海濱語），考察了這類讀物的廣告、序言及大致內容，對所謂「接受政治」問題作了比較充分的探討，具體體現在三種「讀者反應」上，其一是孫寶瑄、徐兆瑋（均有日記存世）這樣的趨新人士，「他們應該是最符合書籍廣告及序言中所建構的那部分讀者」，對這類新學持歡迎、認可的態度；其二是將生殖衛生讀物當做新鮮的「淫書」來購閱和使用；其三是對《吾妻鏡》這樣驚世駭俗的作品予以嚴厲的譴責。

接下來三章分別討論「黑格爾」、「古騰堡」和「世界語」在近代中國歷史語境下的接受史。「黑格爾」「世界語」兩章，作者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如果材料能得到更充分的開掘，結出的果實也必然更豐碩。

對於「谷騰堡」這座富礦，雖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再做工作，但仍讓人讚歎。作者對晚清民初古騰堡三種歷史書寫模式進行了梳理：（1）就古騰堡論古騰堡，沒有將中國印刷術視為古騰堡印刷術的源頭；（2）將古騰堡印刷術與中國印刷術進行比較，藉此反躬自省，但並未將中國印刷術視為古騰堡印刷術或歐洲印刷術的導師；（3）將古騰堡印刷術與中國印刷術進行聯繫，認為古騰堡印刷術是從中國經馬可·波羅或蒙古人或阿拉伯人傳過去的，在中國印刷術的基礎上改良升級。第三種歷史書寫模式逐漸「擁有了最大的合法性，慢慢成為一種宰制性的認知與思維方式」，至今還在中國學界有很大的影響，歷史教材仍然持這種觀點。這種歷史書寫模式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國族主義焦慮。根據學者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的辨析，這種認知在當代中國印刷史研究中還大有市場。

《中國印刷史研究》作者：辛德勇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11月

通觀全書，讀者還會發覺「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有一個繞不開的鏡像，那就是日本。如學者徐堅坦言，我們似乎遺忘了中國考古學的濱田耕作傳統以及中國博物館學的棚橋源太郎傳統，而這兩個傳統就奠基於隔海相望的東瀛。同樣，如果同時參閱石川禎浩先生《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等著作，我們對近代中國文化與政治中夾纏的日本因素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反過來也有助於理解「種瓜得豆」的局面和結果。（文/羅不特）

《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作者：(日) 石川禎浩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