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赴美後，為何要悄悄拿蔣介石的錢？

2015年2月，有「旅澳學者」張鶴慈者，於媒體刊文，「爆料」稱：「從台灣解密的檔案，就蔣介石和俞國華的密電」，可以查實，1951-1955年期間，蔣介石先後秘密給了胡適9次錢，「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萬美金。」作者並據此，結合其「分析」——「從蔣介石給胡適錢的時間看，蔣介石想要胡適為他做什麼，和胡適為蔣介石做了什麼」——得出結論，認為「胡適不只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蔣介石的僱傭打手」。

這種指控，不可謂不嚴厲。其所涉關鍵問題有二：1、胡適究竟有沒有拿蔣介石的錢？2、胡適究竟有沒有喪失自己的獨立人格，淪為蔣介石的「御用文人」、「僱傭打手」？

今天短史記，先談第一個問題。

台灣所藏檔案顯示，蔣介石確曾先後9次，命人秘密送錢給胡適

據陳紅民教授2011年披露， 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 中，確有一組1950年代蔣介石與俞國華之間的電報，涉及到對胡適的秘密資助，共九次，每次金額為五千美元。具體電報內容如下：

第一筆。1951年5月15日——「俞國華同志：代送于斌、於竣吉、胡適之、陳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

第二筆。1951年12月11日——「俞國華同志：本月十七日為胡適之先生六十誕辰，請予[與]宏濤同志代往祝賀，並送其美金五千元為盼。中正。」

第三筆。1952年6月19日——「俞國華同志：請發陳立夫、胡適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為盼。中正。」

第四筆。1953年2月5日——「俞國華同志：即送胡適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五筆。1953年7月17日——「俞國華同志：代發陳立夫、胡適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譚伯羽先代匯德友鷹屋君叄千元為盼。中正。」

第六筆。1954年5月1日——「俞國華同志：請發胡適與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

第七筆。1954年9月3日——「俞國華同志：請即送胡適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八筆。1954年12月6日——「華盛頓。密。俞國華同志：本月中旬或須撥用美金叄拾萬元，望先籌備，屆時候電撥付即可也。又胡適之、陳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顧大使一萬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終如數分送為盼。中。」1954年12月14日——「華盛頓。密。俞國華同志：除前數之外，須另備貳拾叄萬元，一併憑函於本月下旬候領可也。胡適之先生款仍照送為宜。中。」

第九筆。1955年5月11日——「俞國華同志：本月底發胡適之、陳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總統鑒：真電敬悉。胡、陳二先生特別費，遵當於月底前照發。又，職擬於本月廿七日離美返國，行前鈞座有無指示，乞電示。職俞國華叩。」

上述史料，能夠證明，蔣介石方面，確曾多次向胡適饋贈美金。但胡適是否接受了這些饋贈，蔣介石、胡適、以及作為中間人的俞國華，均未留下明確材料，故只能進行推測。如陳紅民教授的結論即是：「全部電報讀畢，筆者斷定胡適是肯定領受了的。因為蔣介石不會在一連碰壁後，還數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經辦此事的俞國華回復蔣介石的電報中，有『胡、陳二先生特別費，遵當於月底前照發』一句。『照發』一詞，應是『照前例分發』之意。」

台灣學者任育德，也依常理推斷，認為：「胡適當時難以拒絕蔣介石的私誼往來及金錢饋贈。畢竟胡適夫婦年紀漸長，胡又有心臟病，不堪勞巨。他們靠有限儲蓄與少許養老金維生，……（胡適）不輕易向外界告白財務，只在1956年對趙元任說出真心話：『 我有一點小積蓄，在美國只夠坐吃兩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夠我坐吃十年而有餘』。但生活所逼，對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藉名目所予贈金也不得不收。」

台灣「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則認為，「我們不確定胡適是否全數接納蔣的禮金」，並認為，1949年蔣介石下野前夕，曾聘請胡適出任「總統府資政」，去台後，「蔣介石可能以此名義在經濟上資助胡適」。

筆者認為，胡適至少部分接受了蔣介石的贈款。筆者同時認為，這種接受是合理的

筆者個人亦傾向於認為胡適至少接納了部分蔣介石贈送的禮金。理由如下：

其一，1951-1955年期間，胡適在美國，就收入與支出而言，確實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且只有1950年7月-1952年6月，有正式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年薪5200美元，而據胡適自己的詳細計算，每年生活費至少需要6600美元。胡適還患有心臟病，醫療費用也是個沉重負擔。且據曾在胡適身邊工作的楊樹人回憶，1949年赴美前夕，胡適曾對他感嘆，「我在美國，兩人（胡適與太太）要用×百元……我的一點小儲蓄都用完了」。若無蔣的資助，胡適恐難彌補上述虧空。

其二，胡適赴美，乃是應蔣介石之要求。蔣、胡在大陸最後一次晤面時，蔣明確要胡適去美國，「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我止要你出去看看。」胡適抵美後，蔣隨即致電，希望其利用在野身份與個人聲望，「協助少川大使（顧維鈞）」，向美國爭取「精神與道義之聲援」。1952年8月，胡適的圖書館工作合約期滿，英國牛津大學有意聘請其為東方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胡本已回信表示接受，但考慮到來美始末，又轉請葉公超、王世傑等與蔣商量，蔣表示不妥，胡遂婉拒了牛津的邀約。此後直至1958年回台，胡適始終沒有正式的工作。換言之，胡適在美流亡，其本質，乃是為國民政府充當不是大使的「大使」，其生活困境亦由此而來。於情於理，蔣介石都應該對其進行資助；於情於理，胡適也都可以坦然接受。惟此種內因，不可對外解釋，進而損害「精神與道義之聲援」的爭取，故無論胡、蔣，生前皆對上述金錢往來，諱莫如深（其他如蔣資助錢穆建造住宅，則系公開性質）。

1955年，俞國華自美返台任職，檔案中即難尋針對胡適的贈款電報，但資助可能還在繼續，只不過蔣介石已不必再通過電報指示俞國華辦理。如1957年3月31日，蔣曾致電「駐美大使」董顯光，詢問「胡適之先生出院後體力已復元否？……其醫院經費想已代付，其數幾何？盼示。」

贈款中斷，應是在1958年胡適返回台灣，出任「中研院」院長之後。回台前，胡適曾致信史語所所長李濟，希望由自己出錢，在南港借一塊地，造一所小房子，以便就近利用史語所的藏書從事研究工作。李濟接信後，向「中研院」做了報告，旋即被蔣介石獲悉。蔣遂下令撥地蓋房贈與胡適，經費從蔣的稿費中開支。胡適聞知後，再次致信李濟，表示：「我為造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現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兩點：（1）我要的是一個學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長的住宅。（2）我仍堅持此房子由我自己出錢建築。」同時匯寄2500美元作為建房款，並說：「如有不敷，乞即示知。」

胡適返台且正式出任公職後，奉命赴美之事了結，再拿蔣的資助，已於理不合。故南港住宅，因胡適的堅持，終被劃歸「中研院」的「公家宿舍」。胡適在院長任上去世後，其夫人即自房子中搬出。稍後，「中研院」將該住宅改造成了「胡適紀念館」。

胡適身後遺產不多，南港住宅財物，經清理，僅得餘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國替胡適經營些微股票，經清算尚有本利合現金共七千餘美元。

綜上，筆者認為，胡適在美期間，至少部分接受了蔣介石的資助；同時，筆者也認為，接受這種資助是合情合理的，且胡適能夠遵循其內心的道德律，返台之後即不再接受贈款。至於第二個問題——接受蔣介石資助期間，胡適究竟有沒有喪失自己的獨立人格，淪為蔣介石的「御用文人」、「僱傭打手」——限於篇幅，且待《短史記》下回分解。

注釋

張鶴慈，《胡適是蔣介石的僱傭打手》，環球時報-犀客，2015年02月26日。轉引自：陳紅民，《台灣時期蔣介石與胡適關係補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原件藏台北「國史館」。任育德， 《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 「國史館」館刊2011年12月，第三十期。黃克武，《胡適、蔣介石與1950年代「反共抗俄論」的形成——1949年後蔣介石與胡適在思想上的一段交涉》，收錄於《紀念胡適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2012。楊金榮，《角色與命運：晚年胡適的自由主義困境》，三聯書店2003，P80。轉引自：陳紅民，《胡適研究的新史料》。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P2555-2556。夏侯敘五，《胡適與高宗武往來書信》，《江淮文史》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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