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清代歷史上的最大替罪羊

摘要慈禧對內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設等等，都被一筆勾銷，不能再提，否則就是為歷史罪人的臉上貼金。

作者：祝勇，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北京電視台大型紀錄片《辛亥》總撰稿。

按說，一個「統治著四億人民的太后」，在六十大壽的當口，為自己修建一個退休養老的去處，算不得過分，更何況清朝帝後的萬壽（生日）、大婚，輔張早已成了習慣。依照清制，帝後的萬壽，與元旦、冬至並列為三大節慶，都要舉行隆重的典禮。

皇太后的生日叫聖壽節，這一天，太后、皇帝要一起在慈寧宮裡接受朝賀，慈禧垂簾聽政後，受賀地點改在養心殿。更何況慈禧的六旬整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六十為一輪花甲），更是敷衍不得。對於一個久歷深宮的女人來說，那幾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況慈禧是一個無夫無子無女的孤老太婆。當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壽（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壽（公元1790年），都舉行得吉祥隆重，難道輪到她，就成了罪過？

圖註：慈禧太后在頤和園，1902-08（圖源網路）

當年乾隆爺大辦萬壽慶典，還有他修建清漪園（即後來的頤和園）、擴建圓明園和避暑山莊，那是因為老爺子錢包鼓，腰桿硬。我們不妨晒晒乾隆時代的財政狀況：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19年里，戶部銀庫只有三年存銀在三千萬兩以下，其餘年份皆在三千萬兩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96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銀大多為三四千萬兩；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銀為五千餘萬兩；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兩年存銀在六千餘萬兩，其他各年存銀都在七千萬兩以上。

歷史學家說：「秦漢以來，沒有哪一個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國庫存銀有乾隆年間的庫銀多。」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賦稅，三免八省漕糧。至於興建清漪園，只花費了不到五百萬兩。這錢他花得起，也有資格花。

乾隆的時代，在南方，兩征廓爾喀，用兵緬甸，進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統一回部，接納土爾扈特回歸，兩征準噶爾。那時的清帝國，威風八面，勢不可擋。

相比之下，慈禧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宮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義中組成的太平軍已經攻破廣西省城桂林，接下來兵不血刃地佔領道州、岳陽，隨後水陸開進湖北。第二年初離開武昌時，太平軍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滿江，號稱「天兵」百萬。

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載淳（即後來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軍大破清軍的江北、江南兩個大營，同時，內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經發生的捻軍、天地會起義（包括小刀會起義、紅錢會起義等），在雲南，杜文秀領導的滇西回民起義，馬德新等領導的滇南回民起義，李文學等領導的彝民起義等，都在這一年發生。「僅僅是一個太平天國，就使得咸豐帝儘力衰竭，面對如此眾夥的反叛該施以何策？」

屋漏偏逢連陰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國人也摻和進來搗亂，三艘英艦越過虎門，攻佔廣州東郊的獵德炮台，第二次鴉片戰爭，就這樣打起來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之後又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其中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降低關稅、戰爭賠款（分別賠償英法四百萬和二百萬兩）等，皆對大清帝國造成極大內傷。

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簾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國、捻軍、苗民、回民起義都被先後鎮壓下去，大清帝國暫時緩了一口氣。但國際危機並沒有解除——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英國人入侵了西藏，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

在東面也不太平，與「同光中興」同時，被視為東瀛小國的日本開始了與大清的競賽，至此，大清帝國已經是前狼後虎、四面是敵。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維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開始欺負大清，舉兵入侵台灣。咸豐的告誡，已一語成讖：「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什麼安樂了。」慈禧的政治生涯，沒有幾天的安寧。要帶領大清從四面楚歌中成功突圍，連道光、咸豐都辦不到，又何以苛求慈禧呢？

我曾說過，大清王朝的盛世光景，到乾隆朝就早早收場了。268年清朝史，康雍乾三帝佔了137年（包括乾隆當太上皇的三年），佔了一半還多。縱然嘉慶皇帝胸有凌雲壯志，也抵不過整個王朝的自我消蝕。終於，道光之後，屬於這個王朝的光環一點點暗了下去，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中，一路敗亡，剩下的62年時光（自道光駕崩到宣統退位），來自北方草原的雄健體魄在與後宮女子的柔情媚骨結合以後，皇室後代的眉目越來越清秀，身體和性格卻一個比一個羼弱。他們一個比一個死得早。

死亡，就像一個不祥的讖語，籠罩著整個王朝，以至於慈禧的兒子同治皇帝死去之後，這個王朝連一個直接繼承人都找不出來了。這個朝代，佔據著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大版圖，一度縱橫萬里如虎，卻終脆弱得連梧桐夜雨、芭蕉聲碎都承受不起，耀眼的榮華，轉眼便是江山日暮、寒鴉夜啼，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人生有時充滿荒謬，當一個人費盡心機地達到他嚮往已久的目標時，那個目標本身的價值已經悄然消解，就像我前面寫過的吳三桂，我的朋友張宏傑曾這樣評價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在大明朝這座巨大的山體上儘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著幸福的臨近。但是，就在吳三桂興緻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腳下所踩的原來是座冰山，正在面臨著不可避免的緩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處，最後的結局依然是毀滅，而不是達到永恆的幸福之源。」

將吳三桂比作慈禧，顯然是不恰當的。吳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吳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吳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這決定了他們的機遇、處境，都大相徑庭。儘管吳三桂後來稱了帝，但也不過是一種權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麼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間，還是有一點是相似的——他們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趕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他們賴以生存的權力也是不穩定的。

就拿慈禧來說，當她終於爬到了權力高峰，準備主宰這個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的格局已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變成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屢敗屢戰的王朝，不僅沒有給她帶來安全感，反而讓她吃盡苦頭。在歷史上，還找不出幾個最高權力者被打得離宮別廟，流落他鄉，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戰後西方八國準備懲處的首要「元兇」，後來她讓李鴻章與西方人周旋，殺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強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驚恐、惶惑越強烈，她已經無法駕馭時代，反而被時代左推右搡、難以立足。她心中那個完整堅固的世界破裂了，權力在給她帶來錦衣玉食，也給她帶來她無法負荷的殘酷。

我時常在想，假若在《紅樓夢》里，她究竟是手段幹練、面艷心狠的王熙鳳，還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猶不甘的賈探春？

所以，對慈禧來說，獲得最高權力是大幸，但在這個時代里當權卻是大不幸，否則，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權力者的標準形象。僅就清朝而言，論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論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論無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鴉片戰爭爆發時，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個名叫英吉利的國家到底在什麼地方），更何況中國歷史中幾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無不是殺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中，她的名聲最臭。

在更多人看來，「嬴政通過貪狼強力、寡義趨利的殘酷屠殺滿足他變態的虐待欲，武則天則異乎尋常地沉迷於與美少年的性交往。不過，這都是他們生活的次要方面。他們是歷史上建立了非凡功業的帝王，這一點是無可非議的，也是人們獲得的主要印象。」也就是說，這些帝王在歷史上都是有建樹的，「功大於過」，因此，他們無論多麼殘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獨慈禧十惡不赦，因為在她的統治下，中國割地賠款，一敗塗地。

於是，慈禧對內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設等等，都被一筆勾銷，不能再提，否則就是為歷史罪人的臉上貼金。勝利者一切都好，失敗者一無是處，中國人的極端思維，在慈禧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慈禧或許不會想到，庚子之敗後，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場，而事到最後，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歷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誰？她替了乾隆，因為乾隆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絕了英使馬戛爾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慶，因為當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來華，嘉慶再度鬧得不歡而散，英國人兩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敗，才幹脆軟的不吃來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門口；她替了道光、咸豐，因為與他們的父祖相比，觀念絲毫沒有進步，他們對「國家利益」與近代世界的看法，也與時代完全脫節。

對此，費正清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平等條約開始於中國普通民眾尚未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時代。19世紀中葉的幾十年內，他們仍然受著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們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這種古老的秩序下，現代的民族主義絕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權所關心的主要是維護中國地主—文人學者統治階級對它的忠誠，並藉此鎮壓一切可能在農村平民中掀起的騷動及反清叛亂。」在這樣的觀念下，兩次鴉片戰爭，把大清帝國打得體無完膚，通商賠款還不算，洋人還一把火燒了圓明園，山河泣血，滿目瘡痍，這些歷史欠賬，慈禧一人之力，如何還清？

此時，慈禧那日漸衰老的身體，已不再是兩性衝突的戰場，卻成了時代衝突的前沿。

圖註：慈禧在頤和園（圖源網路）

當然，慈禧既然生活在這個年代，就要為她自己的年代負責。在她的年代裡，不乏曾胡左李這樣的中興之臣，也出現了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新銳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為。無奈，形成這合力的機緣，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錯過了。

翁同龢在甲午戰前拚命擠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洋務派，甲午戰敗後卻又支持變法；戊戌變法後（公元1898年），李鴻章自稱康黨，可惜早已經靠邊站，沒有了力挺康梁的實力；而當庚子戰敗後（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開始了比戊戌變法更加猛烈的政治體制改革，甚至啟動了立憲議程，然而，此時康梁早已逃亡國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執意不肯為康梁、還有被她殺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開明的奕訢、李鴻章，也早已不在人世。

總之，黨爭、利益關係，把朝廷分割成無數碎片，讓人眼花繚亂，清末的政治版圖，終是一盤散沙，任憑誰也捏合不起來。時也，運也，命也。慈禧終歸做過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壽的喜慶氣氛中灰飛煙滅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終究，她是一介女流，過於關注自我，眼界不會像我們今天期望的那樣深廣，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關係這些家長里短，還有那永遠難以滿足的虛榮心——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長的等待；同時，她又是葉赫那拉的後裔，出生於滿族官宦之家，是被傳統的權力文化滋養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輩幹得更好。

張宏傑說：「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夠躋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長的文化氛圍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費了這個寶貴的機會。這時的中國需要一個具有非凡氣魄和超人識度的巨人來引導，才有可能擺脫沉重的惰性，度過重重劫難。可惜，歷史沒有產生這樣的巨人，卻把這個位置留給了她，一個過於專註自我的女人。這就是她的悲劇所在。」

她的身體成為各種衝突的焦點，但對她來說，身體就是她沖不出去的圍城，無論怎樣精心裝扮，都敵不過它在歲月中的衰朽，最終淪落到為一具乾癟的屍體，在一場隆重的葬禮過後（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東陵深深的地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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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本文為作家祝勇在《大家》專欄的獨家連載系列第五節，原標題為《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什麼安樂了》，當前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本《景陽宮》，為讀者揭開塵封於舊照中的慈禧。正如作者在序章《「真人和照片絕不一樣」》中寫道：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時光中的鏡子，能夠將一個人的面貌折射得很遠，甚至是無限遠，但它傳過來的影像，也僅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戲說與胡說，請讀者自行評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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