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動物園才是好的動物園？

1月29日下午，寧波雅戈爾動物園發生老虎咬人事件。圖源見水印

撰文Matt Soniak

翻譯趙琳

審校趙維傑

黑足白鼬（Black-footed ferrets）曾經在北美大草原上非常興旺，從蒙大拿到新墨西哥州1億英畝的遼闊土地上，曾經分布著多達500萬隻白鼬。然而在19世紀，美國的西部擴張摧毀了這個物種。

人們將大草原開墾為農田和住宅區。為白鼬提供食物及庇護所（白鼬利用土撥鼠挖的地洞做窩）的草原土撥鼠則被徹底消滅，理由僅僅是為了防止它們與家畜搶奪牧草。在生活環境和主要食物來源都被剝奪之後，白鼬的數量急劇下降。1979年，隨著最後一隻人工養殖白鼬的死亡，這個物種被認為已經滅絕。

兩年之後，懷俄明州一家農場的一條狗為它的主人叼回了一隻死去的白鼬，於是人們發現，在米蒂齊小鎮附近還殘存著一個白鼬種群，有大約100隻白鼬依然存活在這個星球上。

然而不久之後，疾病的降臨使這個種群中白鼬的數量急劇下降。經過討論，人們決定將剩餘的18隻白鼬帶走，交由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照管。幾家被動物園及水族館協會認可的動物園收留了這些白鼬。現在，這些白鼬的後代生活在史密森尼保護生物學研究所、路易斯維爾動物園、多倫多動物園、夏延山地動物園以及鳳凰城動物園。

這些機構創設了「黑足白鼬物種存活計劃」，在過去的35年中成功繁育了超過8000隻白鼬。這些白鼬中，有大約一半被放歸到了白鼬原始活動範圍內的二十多個地點。現在，有大約500隻黑足白鼬生活在野外，另外250隻則依然生活在繁育中心。

2016年5月，一名4歲兒童意外跌入辛辛那提動物園大猩猩圍場。為保證兒童安全，工作人員當場射殺了圍場內的一隻大猩猩。事後，動物愛好者們為死去的大猩猩 Harambe 舉行集會，他們認為：動物園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倘若黑足白鼬有 Twitter 賬戶並能就此發言，我想它們肯定會反對這樣的觀點。如果沒有動物園，這個物種將無法存活。事實上，黑足白鼬的故事為動物園的發展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飼養外來動物需要動物園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與圈養外來動物相比，動物園更應當轉變為保護中心，幫助掙扎求生的本地物種重新站穩腳跟。

懷抱幼崽的西部低地大猩猩 Shinda，棲息於布拉格動物園，攝於2016年4月。圖片來源：Michal Cizek/AFP/Getty Images

20世紀之前的動物園通常由石屋和獸籠組成，石屋和獸籠里關著怪異可怕的野生動物，供人觀賞。到了20世紀中葉，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的下降以及來自動物園內外的多重壓力推動了動物園的變革。動物園的首要目標演變為對遊客進行生物多樣性與動物保護的教育，獸籠也進化成了更大更開闊的展示區。

幾十年的時間裡，在世界動物園及水族館協會的明確敦促下，大多數現代動物園都完成了這些轉變。環境哲學家 Jozef Keulartz 認為，「為保護而捕獲」成為了動物園的口號，許多動物園還開始將動物重新放歸野外，使它們不必終老園中。

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催生了更多與拯救黑足白鼬類似的項目。

1986年，人們捕獲了在鉛污染和棲息地破壞雙重威脅之下僅剩的27隻加州禿鷹（California condor），將它們送往洛杉磯和聖迭戈動物園進行繁育。1991年，這些巨鳥被首次重新放歸野外。最新的普查數據表明，美國和墨西哥的禿鷹野外種群數量已經超過了200隻，另有150多隻禿鷹分布在6家動物園中。

另一個成功的故事是懷俄明蟾蜍（Wyoming toad），在被發現僅僅40年之後，這個物種於20世紀80年代便被認為已經滅絕。但在一個重新發現的小種群被捕獲並在動物園中繁育之後，數萬隻蝌蚪和幼蟾被放歸野外，並重新建立了野外種群。

其實在更久之前，人們就曾經無意中進行過類似的保護行為，而當時的方法現在依然有效：在20世紀的最初幾年，由於動物園中圈養野牛（bison）的數量超過了野生野牛，布朗克斯動物園向西奧多·羅斯福（譯註：1901~1909年任美國總統）的美國野牛學會提供了15隻野牛，這些野牛通過鐵路運送到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並在其中建立了野生種群。正是這15隻野牛，最終將一個物種從野外滅絕的邊緣拉了回來。

類似這樣的經人工繁育後放歸，並在原棲息地重建種群的案例，是動物園在生物保護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和那些佔用了1~3%動物園預算的教育項目相比，這類工作通常更加低調，但卻更有意義。不少研究試圖對動物園的教育效果進行評價，它們得出的結果各不相同，但其中許多研究都認為：人們可以在動物園中學到動物保護相關的知識，但是並不能真的為動物保護做些什麼。世界動物園與水族館協會的研究結果說，遊覽動物園和水族館增加了人們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但是這種認識是有限的：他們了解了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但是不能理解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在當下生物多樣性遭受威脅的情況下，動物園應當再次改變方向，把重點從公眾教育轉移到更有價值的保護項目上來。

然而人工繁育後放歸的方式也有許多問題：這樣的嘗試極為困難，並且成功率低下。一項1995年的研究顯示，僅有11%的「捕獲-繁育-放歸」項目可以最終建成可自我持續的野外種群。這些項目花費巨大（禿鷹恢復項目從開始到現在已經花費了超過4千萬美元），並且需要大量的空間和金錢投入，才能繁育出足夠數量的「奠基者」種群，以此保證放歸後的遺傳多樣性並減少近交。

儘管如此，這樣的嘗試依舊促進著科學的進步，並且是我們目前最好的選擇。在最近幾年的案例中，放歸的成功率已經超過了50%。然而即便如此，放歸項目中存在的問題和混雜的結果依舊令一些保護生物學家並不看好動物園作為方舟的前景。

史密森尼保護生物學研究所的負責人兼首席科學家 Steven L. Monfort 警告說，方舟正在下沉。而 Keulartz 則直接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沉沒」。保護生物學家 Mark Stanley Price 和 John Fa 表示，放歸項目將會短暫如流星，不能成為長期的指導方針，它們「能夠吸引一時的注意，但沒有長期的啟發意義」。

野生動物面臨的各種問題，比如棲息地破壞、盜獵、疾病、氣候變化等都將持續存在，並且情況很可能會更糟。「方舟模式」並不能拯救所有的物種。事實上，動物園不應當是搭載所有動物物種的方舟，而應當成為只搭載少數經過篩選的物種的救生艇。它們應當成為專註於本地物種的小型機構，並致力於讓野生動物重回野外。動物園需要認清自身的局限，不要試圖去拯救每一個物種。要知道，並非所有瀕危物種都能在動物園中維持「保障數量」的種群；而非瀕危物種則完全不應當被留在動物園中。為了獲得更高的保護效率，每家動物園都應當優先關注那些與自己最為接近的本地動植物種群。

動物園中飼養的動物種類應當減少，園中動物的體型也應當變小。放歸只對那些在捕獲之後還維持著野外生存技能和相應性情的物種有效。放歸的成功需要許多因素：足夠的放歸動物數量、適合放歸的野外棲息地、對之前引起種群數量下降原因的確認和管控。只有在這些條件全部滿足的前提之下，放歸才可能成功。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確定動物園應當飼養哪些動物，會使動物園中只剩下一些魅力不足的大型哺乳動物，而更多的則是小型哺乳動物、爬行類、鳥類、兩棲類，以及無脊椎動物。不過這些動物的確需要救助：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說法，兩棲類是最為瀕危的動物類群。

在北美的瀕危物種法案名單中，小型及中型動物佔主要部分。小型動物通常出生率較高、棲息地範圍小、社會系統簡單，因而要使它們繁育到足夠數量，保證其野外棲息地狀態良好，以及野外種群的重建都相對簡單。同時，聚焦小型物種也有助於緩解空間和成本問題：它們所需的生活空間小，繁育花費少，在人工飼養期間也較少產生福利問題。

就像黑足白鼬和加州禿鷹的案例一樣，放歸導向的動物園可以更專註於本地瀕危物種的繁育和放歸。首先，這可以減少將動物從動物園轉移到放歸地點過程中的距離成本。其次，聚焦本地物種也能為動物園中的科學家提供更多研究動物野外生活習性及其棲息地環境的機會，而這些研究可以提高放歸的成功率。除此之外，這也可以增加動物園教育活動的影響力，因為對於特定地域的遊覽者來說，與他們直接相關的是本地物種和環境的情況，而不是外來物種所面臨的問題。學習本地物種相關的知識，也有可能會鼓勵當地人參與到保護其生存環境的行動中來。

這樣的變革如果實施，也可以使各地的動物園變得各具特色。在圖森附近的亞利桑那-索諾拉沙漠博物館裡，這種效果已經呈現。它的動物園、水族館、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園，以及藝術畫廊都圍繞周邊地域的自然環境展開，只養育本地的動植物。也就是說，沒有河馬或熊貓；有的是火雞、條紋臭鼬，以及各種昆蟲和無脊椎動物（它們和哺乳類的數量分別為840和106）。它可能並不像當今大多數動物園那麼豐富多彩，但卻毫無疑問是更加合理的。

我們還不能確定人們是否願意付錢遊覽這種新型的動物園。但是在這種新的模式下，動物園或許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獲取資金。當然，這在現在還只是思想實驗，但是如果說透過大猩猩 Harambe 之死浮現出來的公眾觀點（動物園不應該存在）有什麼啟示性意義，那就是我們應當開始考慮動物園的形式變革問題了。對於處在變革節點上的動物園來說，用上述方式變革動物園並從根本上支持和保護動物將會是最好的選擇。對於那些陷入困境急需救援的物種來說，動物園可以是它們最好的救生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