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講究這麼多，竟因漢語擅長玩諧音？

漢語將豐富的意義塞進了有限的音節中，因此充滿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它們如何創造出了有別與其他語言的眾多「吉利話」，以及語言禁忌？

撰文 朱莉·塞迪維（JULIE SEDIVY，羅切斯特大學語言學博士、卡爾加里大學客座副教授）

翻譯 夏燁

審校 吳蘭

全球每年有超過十億人慶祝春節。人們為了求得好運氣，會玩一種微妙的文字遊戲。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系列類似求愛的節日傳統：人們可能會把寫著吉利話的剪紙貼在門上和家裡；要理髮的人一定會在春節之前搞定，因為「發」象徵富有，人們一點點也不樂意修剪掉。節日的餐桌上一般有魚、髮菜和橘子，因為「魚」和「余」同音，「髮菜」在粵語里聽起來很像「發財」，而在某些地區，「橘」和「吉」發音相似。

英語使用者可以巧用雙關給語言增色，很多巧妙的廣告也經常使用同音異義詞。但中國傳統習俗把雙關語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雙關根植於中國文化，中國人一直相信吉利的詞語和善行能帶來好運，遠離不祥的詞語可以驅除厄運。比如，因為「魚」和「余」同音，蝙蝠的「蝠」和「福」同音，所以這兩個意象在視覺設計中地位顯赫；數字「四」和「死」同音，因此多數中國人永遠都不會考慮買地址中有「四」的房子。同音異義詞也給送禮帶來了諸多禁忌：你可以送蘋果，因為「蘋」和「平安」的「平」同音，但送梨就不行，因為「梨」和「離」同音。事物和數字的寓意是吉利與否，通常取決於它們的讀音和哪些詞相似。

釣魚求好運：北京廠甸新年廟會上的鯉魚旗。「魚」和「余」同音，是財富的象徵。

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為什麼同音異義詞在中國傳統和象徵中如此根深蒂固，在西方卻並非如此？所有語言都有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現象，只是以其為母語的人很少能意識到這點。1978年，心理語言學家布魯斯·布里頓（Bruce Britton）仔細篩查了一個包含100萬詞的英語文本，他保守估計，至少有32%的英語單詞都是多義詞，而在100個最常用的單詞中，多義詞佔93%，有些詞的含義甚至多達30個。語言學博主傑夫·普魯姆（Geoff Pullum）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他在博客上寫道：「support poles（支撐柱）、 staff positions（工作崗位）、battery terminals（蓄電池接線柱）、army encampments（軍隊營地）、blog articles（博客文章）、earring stems（耳釘後的針）、trading stations（貿易站）、snail mail（效率極低的郵局），與billboard advertising（戶外廣告牌）、accounts recording（賬戶記錄）、making bail（獲得保釋）、 assigning diplomats（委派外交官）之間有什麼共同點？」你可能要花幾分鐘好好想想才能發現，這些短語看似毫無關聯，但它們的意思都和「post」這個詞有關，「post」可以表示柱子、崗位、營地、在網上發布、貿易站、郵局、張貼廣告、入賬、交付保釋金、委派等。

英語使用者對同音異義詞沒有什麼意見，他們對此通常不怎麼關注，就算一個表達適用於多種語境，英語使用者也很少澄清自己的意思。在維克多·費雷爾（Victor Ferreir）負責的研究中，參與者需要對棒球棒（a baseball bat）和飛翔的蝙蝠（a flying bat）的圖片進行描述，其中63%的人都將這兩者含糊地稱為「the bat」。

語言熱愛，甚至貪戀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

但漢語使用者似乎對歧義更敏感。心理語言學家邁克爾·義（Michael Yip）和艾琳·意（Eiling Yee）曾和我分享他們對漢語使用者的印象，他們認為，即使某個詞在語境中的意思已經很明顯，漢語使用者還是願意費力進行語義排歧。比如意認為，漢語使用者可能會說：「他想成為宇航員，是個有遠大抱負的人——我說的『抱負』指的是理想，不是復仇。」如果這種對歧義的補充說明是漢語使用者的普遍特徵，諧音在中國文化中的顯赫地位就說得通了。

語言、思維和文化三者之間的聯繫是一個有待科學家探索的廣闊領域。但在中國的文化習俗中，諧音和運氣的文字遊戲已經暗示了幾個引人入勝的問題：不同語言會否強化其使用者不同的主觀體驗？好運和厄運等概念對某種文化的重要性是否會在相關語言上打下烙印？

普魯姆認為，語言從不曾刻意避開歧義；相反，他寫道，「語言熱愛，甚至貪戀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詞，就像喜歡在青草上打滾的小狗一樣。」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贊成這一觀點。皮安塔多西和同事認為，歧義非但不是語言的缺陷，反而是個實用的特徵。如果沒有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詞，我們就不得不創造更長的詞來區分詞義，或者更有創造性地發明大量語音，吐字和區別語音的本領也得更熟練才行。

如果說所有語言都寵愛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詞，那漢語可以說是對它們愛到了無可救藥。僅僅在一種語言中，一個詞在不同字典中意思數量也往往不同，因此直接對比各種語言中這些詞所佔的比例很費事。但不管怎麼說，同音現象在漢語里都極為常見。

在英語和眾多其他語言中，語素（語音和語義結合的最小語法單位）通常由多個連續的音節組成，如 hippopotamus（[?hip??p?t?m?s]）、president（[?prezid?nt]）和 fastidious（[f?s tidi?s]）。但普通話和粵語的語素基本全是單音節的，這些單音節語素未必能獨立成詞，因為大多數漢語中的詞都是由兩個及以上的語素構成的複合詞，其中每個語素由一個漢字表示。此外，複合詞的每個音節都要有一個恰當的意思，這樣聽者才能理解整個詞的意思。此外，漢語的母音和輔音的數量遠比英語少，大量的含義就這樣被塞進了少量的語音中。

語言用辭彙描述現實，

辭彙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對現實的看法。

在普通話和粵語中，不同的意思往往對應不同的漢字，通過其拼寫體系（將口語轉換成書面語的方式），我們能方便地知道一種發音所代表的含義數量。研究人員譚力海（Li Hai Tan）和查爾斯·佩爾費蒂（Charles Perfetti）發現，在一篇180萬字的中文文本中，有4500個字的發音被塞進了420個音節里，平均每個字有約11個同音字。雖然單音節詞比多音節詞更容易產生歧義，但在佩爾費蒂的資料庫里，就算只檢索單音節英文單詞，平均每個單詞也只有不到一個同音詞。

令人稱奇的是，漢語里的同音異義詞並不會造成交流障礙——實驗表明，和英語使用者一樣，漢語使用者也能根據語境迅速排除詞語的無關含義，語調的不同也有助於區分詞語的意思。但漢語書寫系統的設計決定，同一個音節的不同含義對應的漢字不同，這讓漢語使用者在說話時難以忽視自己正在歧義的海洋中徜徉。

象徵好運的水果：因為「橘」和「吉」讀音相似，中國的新年裝飾品上經常有橘子圖案。

圖片來源：Godong/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當歧義給拼寫帶來麻煩時，人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歧義上。因此對正在學識字的中國兒童來說，難以區分同音異義詞是誦讀困難等閱讀障礙最明顯的徵兆之一。

所有類似的歧義都直接影響著使用者對漢語的體驗，因為引起歧義的詞能激發人們對不同含義的聯想。我們從應用語義啟動（semantic priming）的實驗中得出了這個結論，這些實驗要求參與者在一組辭彙中確定目標辭彙是否真實存在。通常情況下，一個詞在與其意思相關的詞後出現時，人們能更快地認出這個詞，因此 「護士」一詞在「醫生」之後出現時，人們識別出這個詞的速度會比它跟在「桌子」之後時快。聽到意思模稜兩可的詞時，就算這個詞所在的句子已經點明了它的含義，人們也還是會先一步想到與其意思相關的詞。比如聽到「bug」（蟲子；竊聽器）後，人們會很快想到「ant」（螞蟻）和「spy」（間諜），而不是與其完全無關的「sew」 （縫紉）。

一個詞的多個含義只會在人的腦海中一閃而過，在你還沒意識到的時候，和句子語境無關的意思就已經被排除了，因此就算是在漢語這種充滿歧義的語言中，交流也能順利地進行。但研究人員發現，和其他詞相比，某些詞更引人注意，其中有些還能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負面辭彙和禁忌辭彙更是如此。

影響個體語言行為的文化聯想，

最終會在整個語言中紮根嗎？

當這些引人注意的詞恰好和其他詞發音相同時，人們很難不聯想到這些詞。我在英法雙語區長大，還記得自己是如何飽受害羞之苦，被同學嘲笑。當年我做過一份關於海豹的法語口頭報告，這種海洋動物的法語名「phoque」和某個絕對不應出現在教室里的英語單詞同音（譯者註：fuck）。對我來說，不管在多麼明確的語境下，使用這個詞都讓我非常難受，這種對某些同音異義詞的厭惡或許人人都有。我發現，儘管「bit」（一點）和「fit」（合適）這兩個單音節詞都有多個互不相關的含義，其中卻沒有和「shit」（大便）有關的侮辱性含義。就算有些詞的發音和感情色彩強烈的詞很像，人們也能熟練地用同義詞進行替換，比如英語使用者提到公雞和驢時會用「rooster」和「donkey」，而不是「cock」（陰莖）和「ass」（屁股）。

漢語中大量的同音現象會創造出很多這種令人難受的時刻。同音現象在漢語中太普遍，所以和英語相比，一個最普通的詞和帶有某種感情色彩的詞發音相同的幾率要大得多。正是因為漢語的語音數量較少，中國文化才對同音詞如此迷戀。

反過來，文化也會決定哪些詞義具有特殊的感情色彩。按照中國的習俗，你使用的詞能夠招來好運或厄運。這個傳統通過春節一點一滴地滲透到生活中，過年的時候，一切關於死亡、疾病和分離的談話都成了禁忌，人們用健康、發財和成功這些美好祝願將彼此淹沒。因此和運氣，尤其是厄運有關的詞會被「格外關照」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儘管迄今為止還沒有實驗能直接驗證這個理論，但這明確地解釋了，為什麼僅僅因為某些平平無奇的詞和其他略帶感情色彩的詞發音相同，漢語使用者就對其避之不及。可能就像我的中國同事蔡薇（Wei Cai）跟我說的那樣，中國人過年的時候都想著說點吉利話，討個好彩頭，這時他們就需要格外注意，好避開那些和死亡與不幸相關的詞。

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詞在辭彙的含義和使用之間架起了一座獨特的橋樑。當一個詞能表達多種意思時，人們想到它的概率就會變大，這會改變我們對這個詞及其含義的體會。僅僅因為某些詞聽起來和 「不好的詞」很像，人們就會因歧義導致的文化聯想對其避之不及，比如英語使用者提到公雞時會用「rooster」而不是「cock」，因為後者還有「陰莖」的意思。如果這種現象是由文化聯想導致的，那麼文化聯想可能也會對某種語言的全部辭彙產生廣泛影響。影響個人語言行為的文化聯想最終會在整個語言中紮根嗎？

我曾問過泰德·吉布森（Ted Gibson）和史蒂夫·皮安塔多西，這兩位研究人員的成果表明，不管有沒有統計學證據能表明語言排斥貶義詞、吸引褒義詞，一詞多義和同音異義詞都是有實際作用的，何況迄今為止還沒有這種證據。為了檢驗這個理論，心理語言學家需要分析令人不安的詞（如大便和強暴），根據其音節數量和語音片段出現的頻率證明，這些詞的同音異義詞比人們想像中少。而很可能引起強烈積極情感的詞（如富裕和自由）的含義則比預期的多。

如果這個結論成立，我們就能用一種新思路審視文化價值觀影響語言的方式。我們希望在漢語能體現語言和「求好運」的傳統之間的普遍聯繫——有些詞因為和厄運及痛苦的意外聯繫令人避之不及；有些詞卻因為和幸運及富足的偶然聯繫而備受推崇。大量的同音現象讓漢語成了檢驗這個假說的沃土。

我們對語言和文化間的相互作用有著無盡的迷戀：文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如何融入語言中？語言又如何左右其使用者的思維方式？但大多數關於語言和文化間聯繫的討論都圍繞著為數不多的幾個問題：日語中的「ijirashii」一詞是專門形容見證某人克服障礙、精神可嘉的；這個特殊辭彙的存在能體現日本文化的什麼特點？如果某種語言用同一個詞描述藍和綠，使用者會無法區分這兩種顏色嗎？這些問題的重點在於語言怎樣用辭彙描述現實，以及作為母語使用者，我們繼承的辭彙如何反過來影響我們對現實的看法。

但漢語暗示了語言和文化之間更複雜的聯繫。同音詞很多的語言可能會強化使用者對歧義的體會，提高雙關和文字遊戲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文化聯想可能賦予某些特定的同音異義詞感情色彩，重塑人們使用語言的模式，甚至還能改變語言的辭彙全貌。

從運氣和同音異義詞中，我們能否一窺語言和文化之間的聯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作為一個心理語言學家，我敢說這一定是樁幸事。

作者簡介：朱莉·塞迪維在布朗大學和卡里加里大學教授語言學和心理學，與人合著有《廣告語的奧秘：廣告商說話的技巧及其意義》（Sold on Language: How Advertisers Talk to You and What This Says About You）、《腦海中的語言：心理語言學導論》（Language in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她的Twitter賬號是：@soldonlanguage。

http://nautil.us/issue/44/luck/is-the-chinese-language-a-superstition-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