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孟宸

1937年，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門，原延安師範學校校址

1938年8月，在延安舊政府衙門的廣場上，幾百名青年學生整整齊齊席地而坐，安靜地聽著毛澤東親自講授《戰略學》和《論持久戰》。毛澤東坐在一張舊木條桌後面，身穿打滿補丁的土布衣服，一手夾著香煙，用濃重的湖南腔駁斥著當時國統區和淪陷區泛濫的「亡國論」和「速勝論」。課後，學生們圍住主席請他題字，但學員隊隊長謝海龍看主席講課時不斷咳嗽，便請求同學們先讓主席休息，保證以後還有機會，同學們這才依依不捨地坐回原位，目送主席離開。

從1936年到1945年的九年中，前後有數萬青年學生通過一所在窯洞里開辦的大學，親身聆聽了包括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同志親自講授的課程。這所條件簡陋，師資隊伍卻異常強大的大學，就是著名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人們常常將其簡稱為「抗大」。

「抗大無一期，紅大無二期」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之後，立刻著手恢復紅軍大學。新的紅軍大學，一部分人員來自長征之初以紅軍大學為主體結合其他專業軍事院校組成的長征「幹部團」，另一部分則來自陝北紅軍在惡劣條件下建立起來的紅軍幹部學校。

陝北的紅軍幹部學校是隨著陝甘邊蘇區壯大應運而生的。1934年秋天，陝甘邊區已經發展到兩省十多個縣，為了培養軍政幹部，在這年的10月1日，陝甘邊區紅軍軍政幹部學校正式成立，校址設在荔園堡。當時擔任陝甘邊區政府主席的習仲勛擔任校政治委員，陝甘邊區紅軍軍事委員會主席劉志丹擔任校長。1935年1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軍委決定，開辦西北紅軍軍事政治幹部學校，校址設在延川縣永坪。同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幹部團」隨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西北紅軍軍事政治幹部學校改編為紅軍學校步兵營，由吳岱峰擔任營長，韋國清擔任政委。

此時，日寇已經加緊全民侵華的準備，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明確提出：「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幹部，黨要有成千成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去。」1936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在陝北瓦窯堡米糧山關帝廟前舉辦了開學典禮。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均出席了開學典禮並發表講話。在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精神」。

此時，紅大的領導中很多人確實是出身黃埔，例如校長林彪是黃埔四期，教育長羅瑞卿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黨總支書記莫文驊是中央軍校南寧分校第六期畢業。

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期間的林彪

紅大第一期共招收了1063名學員，其中第一科38人全部是師團級以上的高級幹部，第二科225人是連營級幹部，第三科800人則是當時紅軍各部隊班排戰鬥骨幹。而紅大教員則由包括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內的中央負責同志兼任。

此時，東北軍尚未撤出延安，紅大在瓦窯堡的辦學條件極為惡劣，教室和宿舍都是石洞，使用的桌椅也大部分是石制。為了給師生打氣，毛澤東將紅大學員稱為「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今最先進科學」的人。

1937年1月，隨著東北軍主動撤出，紅大跟隨黨中央一起進駐延安。1月19日，紅大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對此國內黨史研究者稱為「抗大無一期，紅大無二期」。由於紅大/抗大的頭兩期，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畢業的。從整個教學計劃來看，帶有明顯的速成色彩。但是因為學員大多數此前已經經歷過土地革命戰爭的洗禮，有豐富的政治軍事鬥爭經驗，經過短時間有針對性的培訓，理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抗戰初期開展敵後游擊戰的骨幹力量。

1938年冬，延安，毛澤東在向抗大學生作報告

此外，從第二期招生開始，中央賦予抗大更大的任務：一方面繼續培訓紅軍幹部，另一方面也要招收各地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因此第二期學員達到1362人，還首次開設了女生區隊。其中紅軍團以上幹部，例如陳賡、楊得志、何長工、周子坤、賴傳珠、羅炳輝、胡耀邦等人被編入第一和第二隊。紅軍連營幹部則編入第三至第八隊，餘下的六個隊共編入55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加上首次開設的女生區隊一起編成第四大隊。

隨著招生規模擴大，抗大的管理體系逐漸得到健全，例如先後成立了訓練部、政治部和校務部以及教育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劉伯承擔任副校長，紅大第一期畢業的劉亞樓擔任訓練部部長，傅鍾和莫文驊擔任政治部正副主任。為了加強對知識青年的培養，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親自擔任第四大隊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