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官至宰相，卻感嘆有三件恨事，第二件事皇帝也抓狂

唐高宗時期，有一位宰相名叫薛元超。此人承祖父、父親兩代蔭澤，受太宗、高宗兩朝皇恩，娶了高祖之孫女、李元吉之女和靜縣主，官至宰相，富貴一生，著述頗豐，名垂青史，按說該沒有什麼抱憾的事了，其實不然。

據《隋唐嘉話》記載，「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對於「三恨」，《唐語林》也有雷同記載，「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薛元超的「三恨」，不僅是他個人的心聲，也代表了唐代士人的價值取向，一為即科舉進士出身，二為與「五姓女」結婚，三為編修國史。

從新舊《唐書》記載看，薛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陽男」，沒通過金榜題名就做到了太子舍人，所以他恨；「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剌王女和靜縣主」，沒能娶「五姓女」為妻，所以他恨；「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但其主業是忙忙碌碌的中書舍人，兼職修國史恐怕顧不上，所以他恨。

薛元超的「三恨」即平生三件憾事。「三恨」中，第一、二件都好理解，唯獨第二件讓人納罕，「五姓」是啥？「五姓女」又是怎麼回事？

東漢魏晉以來，因官員選錄製度存在的弊端，漸漸形成了七個名門望族，分別為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這七大門閥郡望共有五個姓氏，故合稱「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五姓」之間相互通婚，大批人員在朝中擔任要職，樹大根深，對皇權構成了潛在威脅。李唐皇帝雖然號稱出自隴西李氏，但有不少人認為他們胡化嚴重（如李昞娶鮮卑族獨孤氏生李淵），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隴西李氏。

唐朝初年，唐太宗重修《士族志》，將皇族李姓定為第一等，將皇后外戚長孫氏定為第二等，之後才是各大世家，意在打壓門閥士族，削弱「五姓七望」，以此來改變「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新唐書·儒學中》）的格局和排序，但「五姓七望」的影響仍頑固存在。

「五姓七望」的排外性很強，針扎不進，水潑不進。普通人家想跟他們聯姻，門都沒有；韋、裴、柳、薛「關中四姓」，也只能望洋興嘆。從新舊《唐書》記載看，除了唐高宗的王皇后（其從祖母為李淵妹妹）出自太原王氏，唐代宗的崔妃（其姨母為楊貴妃）出自博陵崔氏，其他有傳記的后妃均出自他族。

唐太宗時，雖然要求「王妃主婿皆取勛臣家，不議山東之族」，但「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資治通鑒》），魏徵、房玄齡、李勣均為朝廷重臣，他們不顧朝廷意見，仍跟崔、盧、鄭、王、李五姓高門打得火熱，致使「五姓七望」的影響力不減反增。唐太宗雖然鬱悶，但毫無辦法。

唐高宗時，弄臣李義府想從「五姓女」中選一人當兒媳，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舊唐書·李義府傳》）。為此，唐高宗下詔禁止「五姓七望」相互為婚。但是，五姓「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眾不與異姓為昏」（《唐會要》）。顯然，這是換著法子跟朝廷對著干，但唐高宗又有什麼辦法呢？

武則天當政時，寵臣來俊臣為攀附高門士族，在休妻後強娶太原王慶銑的女兒，造成惡劣影響，朝廷顏面大跌。後來，酷吏侯思止也想攀附高門士族，便奏請要娶趙郡李自挹的女兒，被武則天狠狠地教訓了一番，那幾個姓氏的女子是你這種庶人出身的官員所能求娶的，你還想再往朝廷臉上抹黑嗎？這才作罷。

唐文宗在位時，曾替太子向宰相滎陽鄭覃求婚，希望鄭覃的女兒能成為太子妃，但鄭覃沒給唐文宗面子。後來，唐文宗又想把真源、臨真二位公主（均為唐憲宗女）嫁入有名望的士族，並且信心滿滿地對宰相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新唐書·卷一七二》），結果均未能如願以償，最終真源公主下嫁杜中立，臨真公主下嫁衛洙。

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唐文宗等，均曾因「五姓七望」的問題感到頭疼，特別是唐文宗，兒媳婦求不來，兩個姐妹嫁不進去，這種憤怒，這種憋屈，積攢在心裡又無處發泄，只能用抓狂二字來形容了。相比於這些無奈的皇帝，薛元超雖以「不得娶五姓女」為平生抱憾之事，但那又算得了什麼呢？（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