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之死的歷史真相，終於在上海大白於天下

史學界人士曾一度為汪精衛有無日記傳諸於世而爭論不休，成為一個難解的謎。這個謎在上海終於大白於天下……

1944年1月中旬，汪精衛突感不適，兩腿麻木，並伴有高燒，背、胸及兩肋時有劇痛襲來。

九年前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後留下的宿疾——壓迫性脊髓症，發作得異常猛烈。下旬，汪精衛的兩腿已完全失去知覺。1月25日，汪精衛倚枕手書，在連續使用了四年之久的日記本上歪歪斜斜地寫下「甲申元旦家人團照」幾個字後，便不勝重負，輟筆卧床。

3月3日，汪精衛在妻子陳璧君，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娣等陪同下東渡就醫，直飛名古屋。日軍大本營將此事列為最高機密，汪的病房晦名曰：梅號。

4日，帝國大學附屬醫院齋藤真教授主刀手術。術後當晚，汪精衛的兩腿居然恢復知覺。三四天後，病情又轉惡化，至九十月間，已病入膏肓，時發咯疾，極度貧血。

11月9日，美軍空襲日本名古屋，汪在被轉入防空洞時又受風寒。10日上午6時，高燒40?6攝氏度。下午4時12分，不治身死。

11月12日下午5時30分，汪精衛的棺柩由日軍「海鶼號」專機載抵南京，停放於偽國民政府大禮堂。與此同時，日軍大本營開始秘密地搜尋、銷毀與汪精衛的來往密件，其日記從此變得下落不明。

一晃40多年過去了。在此期間，海內外史學界人士曾一度為汪精衛有無日記傳諸於世或他本人究竟記不記日記而爭論不休，後因證據久覓無著，爭論難以為繼。無人再抱樂觀態度，各方意見漸臻一律。日記之說似有訛傳之虞，成為一個難解的謎。

這個謎，終於在1987年11月12日上海市檔案館舉行的表彰會上大白於天下。朱景正、方鏗夫婦將他們珍藏的一本《汪精衛日記》捐贈給了上海市檔案館。經史學界有關專家鑒定，日記確系汪精衛親筆。

表彰會上，筆者看見了這個原件。

《汪精衛日記》64開大小，為30年代美國產品，猩紅色皮面，配鎖，宛若一隻袖珍公文包；打開日記本，每頁眉頭上鉛印著英文的月份日期，下有五道橫欄。汪的記法頗獨特，每欄一日，同一頁中分別記四年來同月同日之事，一筆蠅頭小字，倒不失流暢瀟洒。日記始於1940年1月1日，訖於1944年1月25日，共四年零廿五天。

表彰會後，為探詢這部日記的來龍去脈，筆者走訪了朱景正、方鏗夫婦。

朱先生年屆古稀，方女士也已六十有四，分別是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和徐匯區百貨公司的退休職工，均系民革成員。

方鏗之父方聲濤，福建閩侯人，生於1885年，卒於1934年。幼年在天津學習海軍，清光緒31年?1905赴日留學，入士官學校，加入同盟會，適時汪精衛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與方聲濤同年入同盟會。方學成歸國後，歷任雲南陸軍講武堂教官、李烈均麾下獨立旅旅長、師長、討袁護國軍第二梯團長、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護法軍政府，方任大元帥府衛戍總司令，1924年任北伐軍廣州大本營參謀長，1927年北伐軍攻克福建，方先後任福建臨時政治分會主席、軍事廳長、代理省長等職，1932年隱退。

方聲濤的七弟方聲洞，1911年4月參加廣州起義，隨黃興攻入督署，飲彈身亡，是黃花崗七十二英烈之一。

方聲濤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十一妹叫方君璧，其夫婿曾仲鳴是汪精衛早年赴法考察時的同道，擔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與汪的私交甚深。

方君璧，著名國畫家，1986年9月10日卒。曾與徐悲鴻同學，乃張大千的摯交。

方君璧天性聰穎、品賦過人，雖與政治落落寡合，但因曾仲鳴之故，同汪精衛自然免不了酬往交際。曾親繪《秋庭晨課圖》一幅饋贈於汪，將汪母教子攻讀的景狀攝入筆端，畫詠其事。可見兩家當時過從之密。

1938年12月18日，曾仲鳴以秘書的身份隨汪精衛、陳璧君逃離重慶，取道昆明，於次日飛抵河內，走上了漢奸之路。

12月29日，汪精衛在《南華日報》發表降日公開信及聲明(即臭名昭著的「艷電」)。蔣介石對此極端惱怒，在宣布開除汪精衛國民黨黨籍的同時，派出大批特務潛入河內，戴笠親偕陳恭澎等人飛往河內，並任命陳為偵察、監視汪精衛的行動組組長。

1939年3月19日，陳恭澎接到戴笠從重慶拍來的緊急電報：「著即對汪精衛予以嚴厲制裁。」3月20日晚11時40分，陳恭澎率六名軍統特務逾牆進入汪精衛一行所住的高朗街27號，衝到預先偵知的汪精衛住房，憑藉手電筒光，見房內有一男一女，以為是汪精衛夫婦，即開槍猛掃，然後倉惶逃離。殊料這一夜因方君璧初到河內，汪氏夫婦臨時與他們調換了房間。曾仲鳴腹部中彈累累，幾小時後氣絕斃命；方君璧身中三彈，被送往醫院搶救。

1949年初，寡居的方君璧偕子離滬去港，行前將寄存在膠州路一家英商倉庫中的一百多箱中外圖書和家產一一清點造冊後，交由七嫂——方聲洞的遺孀保管。50年代初，七嫂遷居北京，又把這批物資的保管權託付給了十七妹方君瑞。1957年，被市二商局接管下來的倉庫，向方君瑞催索8年來所欠的棧租，共計3000餘元，方君瑞無力償付，致函方君璧，方君璧回函囑其變賣倉庫中的大宗物品納租，餘款存入銀行，往後每年取息納租。

1965年，方君瑞再度函詢十一姐，十一姐函示變賣七箱善本外文書籍，聊補虧空。其時方君瑞年事已高，找到侄婿朱景正，請他代勞。朱景正當時因受反右鬥爭之累，被迫離職，在滬賦閑養病，七箱書籍便由他經手，從倉庫中提出變賣。

朱氏夫婦萬沒料到，此舉竟為他家招來彌天大禍。

一年以後，造反派查封了倉庫中的所有物品，並從提貨單上發現了朱景正的名字。整整兩天兩夜，打罵催逼，翻箱倒櫃，也沒抄出所謂的敵偽機密文件。朱景正不堪忍受，以死來求得解脫。第二天深夜，他懸頸於籬笆牆上，幸虧被鄰居發現，才免於一死。

1972年，中美建交後不久，朱氏夫婦突然接到音訊久絕的「十一姑」方君璧的電報：我已到京，即將返滬，是否能居原址？即復。

意外的來電，使歷經磨難的朱景正夫婦驚惶不安，無所適從。

為尋求政治上的保險係數，朱景正攜電報走訪了當時的市革會和僑辦，方知十一姑已定居美國波士頓，是周總理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重要客人。在京期間，十一姑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長談達四小時之久。

此後十一姑兩年一度回大陸探親，並於1978年和1980年，先後兩次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和福建省福州市舉辦個人畫展。同時，她還按清單將原存於上海膠州路倉庫的14967冊珍貴的善本中外圖書捐獻給了上海圖書館。遺憾的是這批圖書在洗劫中已大部名存實亡，上海圖書館的實收之數充其量不過十之三四。她還向侄女、侄婿交待，所有查抄物品中，僅她與丈夫曾仲鳴的私人通信務必索還外，其餘均無關宏旨。

1979年，朱氏夫婦正式接受方君璧的委託，和十七姑方君瑞共同經營方君璧留滬的物品。不久，他們從有關部門領回一個白布包裹，內有一件淡灰色薄絲棉袍子、成套中式襯裡衣褲、一盒剃鬚刀具、一封英文信件和一本日記。早年就讀於教會所辦滬江大學、熟諳英文的朱景正，從英文信件中獲知，此信是宋慶齡寫給汪精衛的，棉袍等生活用品，均為孫中山遺物，贈與汪精衛惠存。至於日記，信中沒有提及，不僅造反派，即使朱氏夫婦本身，也不知記者是誰。聯繫包裹中其他物品的歸屬，再細細斟酌日記內容，一個大膽的推理令夫婦倆面面相覷，心懷忐忑。遂決定上交有關部門。

1980年，在方君璧第五次回大陸探親時，兩人向十一姑提及此事，並說明了他們對日記主人的判斷，同時說明了他倆的處理意見。有感於國內政治清明，十一姑贊同侄女、侄女婿把孫中山遺物捐獻上海中山故居紀念館，也把日記捐獻給國家檔案館的做法。

方君璧於1984年1月20日至3月13日在法國舉辦了最後一次個人畫展。展畢，遷居瑞士日內瓦，同供職於聯合國駐日內瓦辦事處的次子曾仲魯朝夕相處，安享天倫。不意在一次外出時摔倒，股骨受傷，雖經手術治療，但效果欠佳，終於1986年9月16日溘然長逝。

而在此前的1979年，朱景正、方鏗夫婦徵得十七姑方君瑞的同意，已把《汪精衛日記》捐獻給上海市檔案館收藏。

《汪精衛日記》之謎雖已大白於天下，然而，這部日記當年是如何躲過日寇的搜尋，又由何人於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傳遞到方君璧手中，……等等，等等，疑團紛亂，至為新謎，依然令人困惑。徒奈方君璧今已仙逝，箇中奧秘蹊蹺，不知誰人能當彌補闕如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