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論觀念的類型

論觀念的類型

米塞斯

選自《人的行動》

歷史處理的是獨特的並且不會重演的事件，是川流不息去而不返的人情世故。當我們在描述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無法不顧及有關的人以及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間。一旦某一事件可以無需如此顧及而被敘述，那它就不是一個歷史事件而是自然科學面對的一個事實。某教授在1945年2月20日根據其實驗結果而完成的一篇報告，是某一歷史事件的敘述。這位物理學家相信，在其報告中不提到試驗的時間和地點是無可非議的。他只提及他認為與試驗結果有關的一些環境因素，這些因素使得重複試驗時，依然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由此，他把一個歷史事件轉化成為自然科學的一個事實。他漠視試驗者的某些干擾性舉動，努力把他想像成一個無關的旁觀者和客觀事實的忠實敘述者。但處理這類哲學上的認識論問題並非人的行動學的任務。

歷史事件儘管都是獨特而不可重演的，它們仍有一共性，即它們均為人的行動。歷史把它們當做人的行動來了解，運用人的行動學知識來想像它們的意義，又由觀察它們的個別性和獨特性來理解它們的意義。值得寫成歷史的往往是相關人行動的意義：他們賦予其期望改變之事物的意義；他們賦予自己行動之意義以及他們賦予行動產生之結果的意義。

歷史對複雜紛繁之事件的安排和分類，是按照它的意義來進行的。把它的對象——人、觀念、制度、社團及人為之一切——系統化時，歷史遵循的惟一原則就是意義的類同（meaning affinity）。正是按意義類同性，歷史把各種複雜因素聚之以觀念類型（ideal type）。

觀念類型是歷史研究及陳述其結果時運用的一種特殊概念。它們是「理解」的概念，因而完全不同於人的行動學的某些範疇和概念，也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某些概念。某一觀念類型不是一個等級的概念，因為它的描述並不揭示問題等級的高下。一個觀念類型是無法界說的，它的特徵，必須靠列舉的方式來表達，那些特徵的呈現，在具體事例中，大體上能夠決定我們是否屬於這個觀念的類型。特別是，基於某些特徵的缺失，是否會妨礙把某一具體樣本納入該觀念類型，取決於由理解作出的相關性判斷。觀念類型自身就是理解的結果，即對行動人之動機、觀念、目的及其所用手段的理解的產物。某一觀念類型的所有特徵無需在任意事例中都表現出來。

某一觀念類型與統計學的「中項」和「平均」毫不相干，它的絕大多數特徵是不能由數學化來確定的，僅憑這一點就不容作平均計算。但主要理由還來源於其他方面。統計學的平均表明的是某一層級或類別（這一層級或類別已經由對其他表象的界定或特徵化的方法得以確定）之成員的行動，它的特徵是不能界定或特徵化的。在統計學家開始對某些特徵進行考察並利用該考察結果以確定某一平均之前，作為考察對象的某類別里的成員是已知的。我們可以確定美國參議員的平均年齡，也可以就某一年齡段的人群對某一特殊問題的反應行為，求得一個平均。但邏輯上說，某一類別之分子的資格取決於一個平均，則是不可能的。

沒有一種歷史問題的研究能夠不藉助於觀念之類型。即使史家在處理某一個人或某一特殊事件時，他也無法避免觀念的類型。當他談到拿破崙時，他必然涉及總司令、獨裁者、革命領袖之類的觀念；當他面對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時，他也必然離不開革命、舊制瓦解以及無政府等之類的觀念。所涉及的某一觀念類型的建立，不是為了方便當時某一事件的處理。但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由觀念的類型來描述和解釋的。普通人對待過去和未來之事件，也必然利用一些觀念類型，而且總是不知不覺地這樣做。

運用某一確定的觀念類型是否有助於現象的確切把握，只能由理解來決定。不是觀念類型決定理解的模式，而是理解的模式要求建立和運用相應的觀念類型。

觀念類型是由所有非歷史科學的知識發展的觀念和概念構建起來的。每一種歷史的認知，當然要受到其他學科發現的限制，且依附於它們，並決不與它們相衝突。但在其他諸學科之外，歷史還有它自己的對象和方法，且同樣無須乎理解。因此觀念類型決不能與非歷史科學的概念相混淆。這對人的行動學的範疇和概念也同樣有效。它們確實為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某些不可或缺的心智工具。然而，對那些作為歷史對象的獨個事件的理解，卻不為它們所借用。因而，某一觀念類型決非某一人的行動學觀念的簡單應用。

但事有偶然，人的行動學家用來表達人的行動學某一概念的名詞往往由史家用來表達某一觀念類型。於是史家用「一個」字來表達兩件不同的事物。他有時用這個名詞去表達人的行動學的某一概念，但更多的是用以表達某一觀念類型。在後一種情況下，史家把不同於行動學意義的其他意義加在該詞之上，這種變化靠的是把這個詞轉換成另一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企業家」表示的是某一社會階層；而經濟史和描述經濟學卻把它用作一個觀念類型（第三種用法是法律意義上的「創業者」）。作為經濟學用詞，「企業家」是一個得到精確定義的概念，它在一種市場經濟的理論框架里，明確表示一種統合功能（integrated function）。 作為歷史的觀念類型，「企業家」包含的成分卻與上不同。使用「企業家」這個詞的時候，誰也不會想到擦皮鞋的稚童、計程車司機、小業主以及小農。經濟學所指的「企業家」，嚴格指屬於這一階層的所有成員，而不管他們在何時何地取得這一資格或從事何種行業。經濟史上作為觀念類型的「企業家」則因年齡、地域、行業以及各種其他情況而各不相同。作為一般性的觀念類型，「企業家」對歷史了無用處。歷史更關心的是這樣一些類型：傑弗遜時代的美國企業家，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重工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里新英格蘭的紡織工業等等。

某一確定的觀念類型是否值得利用，完全取決於理解模式。目前最流行使用的兩個觀念類型是左翼政黨（進步黨人）和右翼政黨（法西斯黨人）。前者包括西方的民主黨、拉丁美洲的某些獨裁政權、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後者包括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這種分類源於某一確定的理解模式。另一種理解模式是反民主和獨裁的。於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義大利的法西斯以及德國的納粹屬於獨裁政府類型，而西方的制度則屬於民主政府類型。

把經濟學解釋為對某一觀念類型——「經濟人」之行為特徵的描述，是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學派的一個根本錯誤。按照這種學說，傳統的或正統的經濟學處理的不是實實在在的人的行為，而是一個虛擬的或假設的幻象。它描繪出來的人，完全由「經濟」動機驅使，只追求最大可能的物質或金錢利益。但這樣一種人，在現實中不可能也從未存在過，「他」充其量只是冒牌哲學家幻想出來的一個怪物，世上沒有人只想著追逐財富而不計其他，實際上有許多人並不為金錢所動。在研究人生和歷史的時候，以這樣一種畸人為樣本，必然徒勞無益。

即使這的確是古典經濟學的真義，「經濟人」也肯定不能作為一種觀念類型。觀念類型不是人們諸種目的和欲求中之某種願望的體現，它通常表達的是一種複雜的現象，涉及人群、制度或者意識形態。

古典經濟學家尋求解釋價格的形成。他們已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價格不是某一特殊人群之活動的產物，而是市場社會裡所有參與人之間互動的結果。他們要表達的意義是，需求和供給決定價格。然而，古典經濟學家卻沒能提出一種令人滿意的價值理論。他們對一個表面上似乎矛盾的價值現象無從解答。例如讓他們迷惑的一個矛盾現象是：「金」的價值比「鐵」高，儘管鐵比金更有用處。因此，他們無法創立一個價值通論，並溯本求源，找到作為市場交換和生產的最終源泉的消費者行為。正是這一缺陷使他們放棄了有意建立一門人的行動學通論的宏偉計劃。不去追索作為最終決定因素的每個人的選擇，而只給出一種解釋商人活動的理論，成為了他們無可奈何的自我滿足。他們處理的僅是商人的行動，即在最廉價的市場上買進，然後在最昂貴的市場上賣出。消費者則見棄於他們的理論領域。古典經濟學後來的追隨者卻把這種缺陷解釋為一種精心構造的方法論所必需的程序，並極力為之辯護。他們聲稱，將研究的範圍僅限於人類努力的某一方面——即「經濟」的一面——乃經濟學家的精心設計。他們故意借用僅由「經濟」動機驅使的虛幻的人，儘管他們完全認識到，現實中真正的人也由許多「非經濟」的動機所驅使。針對這其他的動機，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主張，那不是經濟學而是其他知識部門的任務。另一部分人則承認，研究這些「非經濟」動機及其對價格形成之影響，也是經濟學的任務之一。但他們又同時堅信，這必須留待後輩經濟學家去完成。在我們後面的研究中將會證明，人的行動中「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動機之間的這種區分是站不住腳的。 這裡主要要認識到，這種只顧及人之行動的「經濟性」說法，完全歪曲了古典經濟學家的學說。後者決不如這些人說的是有意如此。古典經濟學家的確要了解價格的真實形成，而非追求在虛幻的假設下虛擬的物價如何決定。他們所努力解釋而且已經解釋的物價是真實的市場價格，儘管沒有從消費者選擇的源頭開始。他們所說的需求和供給都是由牽引人們買賣之一切動機決定的真實因素。他們理論上的錯誤，在於沒能將需求回溯到消費者的選擇；他們缺乏一種滿意的需求理論。就他們的論述中所使用的「需求」概念而言，認為需求完全取決於「經濟的」動機，決非他們的本意。由於他們將自己的理論局限於商人的行動，所以他們忽略了最終消費者的動機。儘管如此，他們的價格理論追求的是真實價格的解釋，而不管牽引消費者的動機和觀念是什麼。

現代主觀經濟學派恰好從解決價值論表面矛盾開始。它既不將其理論局限於生意人之行動，也不著眼於虛擬的經濟人。它要研究的是每個人行動中那些不易變動的範疇。它的有關物價、工資率以及利率的理論，涉及所有這些現象，而不管那些誘使人們買賣或不買賣的消費動機。到現在，我們再也不需要用「經濟人」這個幻影為古典經濟學家的缺陷遮遮掩掩，因為這樣做完全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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