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邊緣的視角：從印度洋看中東

編者按：長期以來，人們對中東的關注大多都集中在所謂的核心地帶，如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而忽視從其邊緣視角來看待問題。近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奈爾?格林（Nile Green）根據其田野的經歷，向我們展現了邊緣視角下的中東。本文為譯文，文中第一人稱均指代格林教授本人。

一

我第一次見到印度洋是在馬克蘭海岸。

我以為我來到了陸地的終點、亞細亞的邊地。海洋沒有進入我的腦海，它只是個「世界盡頭」（non plus ultra）的概念——一片蔓延的虛空。地圖上說這裡是俾路支斯坦，我來也是想找俾路支人。但我很快發現，這裡有非洲人和茲克里人（Zikris），能找到棕櫚葉搭的小屋和阿曼人的護照，還有駐外軍團的老兵（又或是僱傭軍）和威士忌、鴉片、藥品的走私者。

如今，中國在那裡建了一個港口，而那時候――不到二十年前――人們仍在製造老式阿拉伯帆船（dhows），一種精巧的走私船。一切都和浪漫搭不上邊。那是一個粗糲、艱難的地方，在塵土漫天沙漠的水源邊緣，商販和漁民努力維持著最微弱的存在。卡拉奇在三十六小時車程以外，得先坐汽車然後換乘卡車。「巴基斯坦」是一個抽象而可疑的概念，當地人談的更多是的「馬斯喀特」。

一兩年後，在葉門的蒂哈馬，我見到滿載非洲人（他們是難民？是來謀事的？總之全是男人）的船隻衝上岸來。我的阿拉伯同事——全都來自高地——說，每天都有非洲人這麼過來，言語間滿是非議。那不久以後在馬斯喀特，我好奇地聆聽著夾雜著烏爾都語（又或是印地語、古吉拉特語？只是些名詞而已，漫遊的辭彙啊——Wanderw?rter）的阿拉伯語。當伊朗城裡的朋友帶給我 bandarī――港口音樂的時候，我聽到的是一片完全不同的海洋。

印度穆斯林。

圖片來源：http://blogs.ft.com

那段時間裡，我還沒有一個「印度洋世界」的概念。我所遇到的人、所看到的東西、所聽到的聲音在關於中東的課程讀本和常規文集中都沒有位置。後來我明白了，這些書是從遠處、從高處寫就的：從首都、從國家檔案館裡書寫的，從多數民族、從定居者的角度書寫的，運用「民族」的邊界和語言，由那些有歸屬的人書寫的。這些觀點固然重要，但來自邊緣的視角也一樣——它揭示了一個遠離伊斯坦布爾和開羅的中東（它的確存在的話）。在其他地方，我曾主張解構「中東」這個地理概念（是的，整個概念），我認為一個「地中海――印度洋――內亞」三域（arenas）過渡性地理，能夠更好地捕捉該地區（應該說該「多個」地區）過去的多元性和差異性。這篇短文里，我把抽象概念轉移到具體經驗，我會講述我第一次遇到印度洋，並把重點放在它與中東被忽視的實際聯繫上。

二

一個普遍的——如果不是四海皆準的——規律是：歷史學家跟著史料走，而史料則跟著國家走。政治權力導致資源的集中化，這些資源及其管理者吸引了各種各樣為其服務的供養人。這些人——官僚集團、神職人員、歌功頌德者――把「能讀會寫」作為他們值得推銷的技能之一。其結果是，通過贊助關係沉默的牽引和國家政權無聲的重力，政治中心成了文本密集之處。

反過來，我們也被這些中心吸引著。這往往很好解釋，權力的集中總是值得說明的。但是，政治權力並非塑造密集活動地域的唯一力量，當然也要考慮經濟權力（更具體地說，商人權力）。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政治權力很少涉及沿海的商業活動樞紐，這些地方由此也遠離了中東研究的焦點。在我們的學科里，巴格達掩蓋了巴士拉，設拉子掩蓋了屍羅夫，薩那掩蓋了穆卡拉，利雅得掩蓋吉達，開羅掩蓋了庫塞爾和蘇伊士運河。

Nile Green.

圖片來源：ucla.edu

然而，從政治中心到商業中心的轉換蘊藏著極大潛力。它呼喚我們從一直主導我們學科的黎凡特中東，轉向阿拉伯、紅海、波斯灣。它引領我們來到遠離政治權力和文化霸權單一化壓力的過渡空間，來到多孔隙、糅雜的海洋邊界。這種轉變使我們的目光能看到民族主義時代之前，並超越在其之上，看到那些沒有被載入史冊的——縱使他們對於國家形成至關重要——生活在港口和海岸形形色色的群體。他們包括蘇伊士的義大利人、吉達的印度人、布希爾的非洲人、阿巴丹的美國人、巴林的伊朗人、馬斯喀特的俾路支人。

波斯灣

在這些斑駁複雜的空間里，認同為一個阿拉伯人、一個伊朗人、一個印度人，甚至是一個穆斯林意味著什麼？而印度洋古老海路中的其他地區又是如何認知這些身份類別的——為什麼其中的許多印度人和非洲人也自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這片奴隸的海洋中，作為一個「賽義德」（sayyid，穆聖后裔姓氏、血統高貴者）是什麼意思？如果一個像「賽義德」（sayyid-ness）這樣神聖化的身份類別都很成問題，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待更晚近的身份建構呢？

三

這些問題促使我們進行一種範式轉換，從強調本土、分離的文化區域轉向為相互作用、相互構成的。經濟學一直在為這種「世界歷史」的方法奠定基礎——無論是談到貿易物品的流動、金銀和貨幣的需求，還是對移民人口的依賴。通常，這些影響和關聯的證據在話語層面隱藏起來了，只能發現於物質文化層面。波斯灣和紅海港口的考古遺址，還有吉達和巴士拉的傳統建築中可以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能看到這種交流日常影響的另一條路是食物的傳播途徑，跨越海洋的薩摩薩（sambu?sa，samsa，samu?sa）和羅望子（tamar al-hind，「印度棗」）不過是兩個明顯的例子。

範式轉換也影響我們對更高層次社會範疇的理解。宗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最近關於早期伊斯蘭與阿克蘇姆聯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後，還有非洲對伊斯蘭教影響這個母題，這使我們質疑描述伊斯蘭教擴散的那種救贖式歷史學（Heilsgeschichte）模式——從內陸城鎮到海岸和更遠的地方，從麥加和巴格達到整個世界——是否可靠？

相反，來自邊緣的視角顯示了其他形式「伊斯蘭」（other islams）的傳播，比如說，實踐「附身」的zar，bori和gnawa伊斯蘭的傳播——當他們從非洲到達阿拉伯半島和馬格里布的時候，同樣還有伊朗南部海岸的ahl-i hava?（風之人）。在基於文字文化的宗教（literate religion）方面，邊緣的觀點幫助我們重新思考非洲「烏理瑪」在中東心靈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此我們也許可以指出東非學者的網路或桑給巴爾在阿曼和利比亞的伊巴迪神學復興中的作用。這幅通過海洋輸入伊斯蘭的圖景，反轉了非洲作為中東文明被動接受者的標準模式。考慮到被送往並在中東流竄的非洲人——無論是自由身還是被奴役——的數量，這種「走出非洲」模式對宗教領域之外也有意義。

關於印度我們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論點。印度的歷史角色幾乎總是西方伊斯蘭的被動接受者，但印度也曾出口宗教——無論是莫卧兒帝國的納格什班底-穆賈迪底蘇菲教團（ Naqshbandi-Mujaddidi order），還是工業時代孟買五花八門的宗教公司（religious firms）。印地/印度（Hindi/Indian）「烏理瑪」的生命史為追蹤中東知識節點（而非「中心」）里的海洋貢獻指出了新的道路。爪夷/東南亞「烏理瑪」也同樣如此。

莫卧兒皇朝細密畫《宮廷艷色》

圖片來源：www.peoplearts.cn

在阿拉伯傳記大全和波斯文學選集中，許多這樣的遊方生涯被遺忘了。而我們的眼光若不局限於伊斯蘭的話，巴格達猶太人、敘利亞基督徒和亞茲德祆教徒的印度洋旅行路徑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掘。散布在阿拉伯半島和伊朗的印度教和後來的錫克教也一是樣。性別議題同樣重要。移民妻子、婦女奴隸和較少的女性朝聖者，迫使我們質問海洋是否主要是男性流動的場域，這種流動性的機會是否只向他們開放。自由遷徙和強迫移動之間的階段變化在這裡格外重要。

這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強勢者和被壓迫者，不僅要關注「民族」和「少數群體」，還要關注那些被遺忘的人、不屬於任何地方的人：麥加的非洲人、設拉子的印度教徒、開羅的回回。跟所有跨地域的探索一樣，這些課題需要的語言——不管是馬來語還是漢語，斯瓦希里語還是辛德語——不是傳統中東研究區域研究模式的一部分。新的語言組合將是至關重要的，不再是舊的「阿拉伯語加波斯語」配方，而應是當地語言和跨區域語言、中東語言和海洋語言的組合。

朝覲敘事自然是豐富的史料來源，但商人、朝覲者、乘客的其他敘述（包括文字記錄和數字賬目）都需要被追蹤，還要通過散見於鄉間和家庭的收藏進行研究，而不能僅僅依靠熟悉的國家檔案。在最豐富的接縫中會出現「不合群」的語言——不論是印度的猶太-阿拉伯語，還是阿拉伯半島的烏爾都語。

四

最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最基本的地理概念，顛覆它們強硬的地質學敘述，並從碎片中創建新的理論模型。即便在物理意義上，地理也並非一成不變。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放急速改變了相關港口的自然地理和人類地理狀況。無論是在塞得港還是亞丁，都形成了一股朝向海岸的牽引力，吸引了內部和外來移民在新興的大都市環境中落腳。海洋環境帶來的挑戰促成了新的文化形式和政治結合——無論是足球，還是在伊斯梅利亞建立的穆斯林兄弟會。

蒸汽時代的穆斯林乘客和朝覲者常評論說，這麼多各式各樣的人居住在的港口，奇怪得都不像是在伊斯蘭之境（da?r al-isla?m）了。這種遷徙移轉和流離失所造成的認知錯位，促進了新的思想、身份和意識形態，不僅包括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s），而且也有那些跨區域的空間概念——比如現在隨處可見的「伊斯蘭世界」（al- a?lam al-isla?mī， jaha?n-i Isla?m）。

這一切都表明，中東既是一個居住地，又是一個通行地，既是一個實體，又是一個想法。來自印度洋的證據有可能能使我們重新思考中東研究的許多基本立場。改變我們站在中心和國家的內陸型立場，即是我所謂的邊緣視角。

參考文獻

Green, Nile. "The View from the Edge: The Indian Ocean"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8.4 (2016): 746-749.

文 / 奈爾·格林

編譯 / 杜希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