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男可恥且無用，是誰讓日本處男成為眾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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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東京華人網，這才是日本編輯：荔枝。

在創下日本民營電視台收視率歷史最高的熱門日劇《逃跑可恥但有用》中，男主角因為害怕被發現自己三十五歲仍然保有童貞，斷然拒絕與可愛的契約嬌妻發生關係。

男主角難於啟齒的心情並非不能理解——在日本，三十多歲的童男子身份可是比逃跑更加可恥的。

日劇《逃跑可恥但有用》第八集劇照。

起初，日語中「童貞」一詞僅與宗教相關，源自聖經中瑪麗以處子之身誕下耶穌的故事，專指天主教修女。

例如1874年設立的橫濱雙葉學院，前身為「法語童貞學校」就是一所培養修女的專門學校。

伴隨著明治維新運動，「童貞」逐漸脫離了宗教語境，隨西方思想進入社會觀念領域。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被納入日本詞典《廣辭林》時，「童貞」被定義為「未曾與男性發生過性行為的、像兒童一樣貞潔的女性」。

在當時，無論男女婚前皆視「童貞」為珍寶；而二戰之後日本的童貞觀念陡然轉向，童貞的地位飛流直下三千尺，童貞可恥也無用，從必須守護的至寶變成了必須捨棄的東西。

那麼這個180度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童貞即珍寶★〗

歐美十九世紀末產生的性病恐懼與現代醫學觀念一道深入日本，日本社會開始了解到性病的傳染性和傳染方式，社會性觀念和性風俗也開始轉變。

而「童貞」之所以能夠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並形成「童貞面前，男女平等」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閱讀是當時日本社會觀念傳播的主要手段。

明治五年（1872年）八月頒布學制令後，以「自僅以後，期望於一般人民者，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為政策目標，日本國民受教育水平得到顯著提升。

這一時期以白樺派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正處於巔峰狀態，大量被廣泛閱讀的文學作品湧現。

對這一派別文學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家北村透谷信奉基督教，將宗教思想中的貞操觀念傾注在他的文學作品中。

之後的作家逐漸淡化了其宗教思想色彩，而將婚前守貞的行為與道德掛鉤，熱烈讚頌童貞；同時在作品中描繪了許多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骯髒齷齪的賣春婦和嫖客形象。

在當時社會性病恐慌的大背景下，這種描寫很容易為讀者認同，「童貞」被渲染上一層神聖的光環。

與此同時，一戰結束後日本社會經濟發展引發的諸多社會矛盾逐漸顯現：

左翼組織十分活躍，女性平權運動也開始在爭取自由民權運動的大潮中興起，社會只重視女性童貞的情況開始有所轉變。

其中，女性社會活動家、文學家平塚雷鳥（平塚らいてう）頗具有典型性。

女性運動先驅「《青踏》社」成員合影，載《青踏》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二月刊，右二為平塚雷鳥。

平塚雷鳥本人是社會貞操評價不平等的受害者。

1908年，平塚與夏目漱石的門生森田草平相戀，森田時任平塚的老師，已是有婦之夫，兩人於三月末的晚上搭乘往奧鹽原方向的電車出遊，途中森田企圖與平塚一起殉情。

失敗後，森田將此事寫成小說《煤煙》，由夏目漱石作序出版，因此，殉情事件也被稱為「《煤煙》事件」。

事件發生後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於森田的舉動，而在於平塚是否仍然保有童貞。

日本社會片面要求女性婚前守貞，體現了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平塚投身社會運動後，從1915年起開始同女作家與謝野晶子就童貞問題展開長達五年的論戰；

1920年她在「新婦女協會」會刊《女性同盟》創刊號上將論戰拓展到男性婚前守貞問題上。

平塚認為在認同戀愛是婚姻基礎的大前提下，男性希望自己的妻子婚前守貞，按照平等原則，那麼丈夫也同樣應該在婚前守貞。

同時，平塚發起向國會請願活動，要求制定法律限制患有花柳病者結婚，並准許女性與花柳病患者離婚，1923年日本政府開始打壓日本共產黨活動後，活動停止。

平塚的政治訴求雖然沒有實現，但在現代醫學和女性政治訴求表達的共同作用下，男性婚前守貞的觀念在工人和知識分子群體中獲得了認同。

男性童貞論戰雖然爆發於1920年，但早在1885年福澤喻吉所著的《品行論》一書中就有所提及；

1895年，教育家嚴本善治還曾專門寫作一本名為《男性的貞操》討論男性性行為選擇問題（嚴本並沒有明確號召男性婚前守貞，而是建議男性應同女性一樣慎重對待性行為）。

在日本左翼思想盛行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男女平等已經成為思想進步的標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年輕人本著平等原則自願守貞，男性童貞與女性童貞一樣，在這一時期都被視為珍寶。

〖★童貞的震蕩★〗

二戰結束後，日本社會中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觀念隨著戰敗而發生動搖，貞操觀念也不例外。

昭和二十三年（1951年），東京地方裁判所受理一起賠償金履行案件，原告（丈夫）僅在新婚之夜與被告發生過性關係，此後被告（妻子）一直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原告提出的性要求。

婚後兩個月，原告受此困擾而無法專心工作，在工作中出現失誤，遭到十萬日元的用戶索賠。

以此為契機，原告將被告起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包括精神損失在內共計二十萬日元；被告則以「無價的童貞被原告奪去，同樣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害」為由拒絕給付賠償金。

法院最終裁決認為被告拒絕履行夫妻生活的義務，導致原告精神痛苦並影響工作，認定被告賠償原告三萬日元，同時駁回被告請求。

這就是昭和時代著名的「童貞訴訟」（載『判例タイムス』昭和二十六年第十二號）。

判決被媒體披露後，《每日新聞》評論稱，在社會觀念中男性失貞後完全不影響社會評價和再婚機會，而女性則不然，失去貞操的女性社會價值貶損，再婚也十分困難了。

恰恰是因為這點不被法院認同，原告才有機會勝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承認失貞男女的價值差異性。

「童貞訴訟」在形式上標榜「平等」，但從輿論所反映出的實際情況來看，社會對於男女童貞問題在評價上仍然是有差異的：

女性守貞近似於一種社會義務，而男性守貞則是彰顯自身道德高尚的標誌，是一種慈善行為。

這種局面隨著女性解放運動在日本的發展而得到扭轉——雖然改變的結果並不是負有守貞義務的性別角色對調，而是被社會推崇為「至寶」的童貞全面貶值。

「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六十年代是女性自我解放運動興起的時代，日本性革命幾乎與美國同時展開。

借用福柯的結構主義視角，作為人體的一種重要官能的「性」 已經徹底地與其他官能分離開來，成為權力遊戲中重要的參與手段——主宰社會主流話語的權力通過評價性觀念和性行為控制人的觀念和行為。

權力通過控制性來控制人，同理，人也能夠通過性來反抗權力。性解放於是成為女性的自我解放在意識層面之外最直觀的體現。

在戰前的日本以及戰後的農村的部分地區，家族中的男性家長會帶著家裡長到十幾歲的男孩子去買春獲得性經驗，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賣春防止法》出台後，性交易違法化，性風俗得到糾正。

加上女性的自我解放，日本社會形成了一種「處女減少而處男增加」的錯覺——事實或許並非如此，但卻導致了男性的焦慮：

日本男性長期把持的性活動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

媒體察覺到了男性內心的恐懼與不甘，關於兩性問題的討論逐漸被媒體放到檯面上來。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平凡出版社面向時尚精英男性的刊物《平凡BUNCH》（『平凡パンチ』）創刊。

該雜誌從創刊起便以「性感」為主要賣點，對比之下集英社兩年之後創設的男性刊物《周刊花花公子》只能被定位為走「嚴肅」路線。

第五期推出名為「007的分析之德比話題：二十歲的性生活」的專題（特集/ 007の分析?ダービーの話題/ 20代のSEXライフ）

以男性童貞率上升為大前提，展開討論，最後得出結論：男性積極獲取性經驗才是正常的。

〖★童貞可恥★〗

六十年代日本社會童貞觀已然岌岌可危，而進入七十年代的童貞觀更是走向了全面崩壞的階段。

二十年代貞操觀在日本興起之時，便帶有濃重的左翼思想意味。

從醫學、人類進化角度推動貞操觀的山本宣治、安田德太郎等人同時是馬克思主義自然科學在日本的主要宣傳者，他們組織高校教師建立「自然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團」，專門面向工人階級宣講思想；

浪漫主義文學和婦女解放運動也帶有濃重的左翼色彩，並與左翼在日本社會的沉浮共命運。

1972年，日本聯合赤軍事件發生後，新左翼運動宣告失敗，社會童貞觀也於同年進入徹底恥辱化的新紀元。

迎合六十年代開啟的女性性解放風潮，女性半月刊《微笑》於1971年創刊。

七十年代起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大幅度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和自我意識更加強烈。

《微笑》抓住女性對性事羞於開口又充滿好奇的心理，大打色情牌，成為美容院、理髮店等女性集中的地方最常見的刊物。

性觀念調查與性行為指導成為刊物在娛樂八卦「知音體」情感軼事、生活小竅門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微笑》1975年的廣告內頁。

1972年，《微笑》刊載針對男性的性觀念調查，調查結果為「童貞人士給人整體感覺很差勁」（童貞は「カッコ悪い」）。

童貞與貧窮、土氣、醜陋甚至猥瑣的形態聯繫在一起，並通過音樂、漫畫等方式傳遞給公眾。

三上寬於1972年發行的怨歌集《ひらく夢などあるじゃなし》以及松本零士同年連載的描述鹿兒島貧窮年輕人討生活的漫畫《男おいどん》都印證著社會對童貞男子與失敗者之間的等號關係。

女性周刊上定期出現的「童貞男子應對策略」企劃的社會效果適得其反：

原本期望女性通過種種技巧和手段幫助童貞男性在童貞畢業的時刻獲得自信，結果反而加深了男性因性技巧缺乏而產生的自卑感。

社會對於童男子的鄙視進一步加重。

男性刊物的專欄文章火上澆油，將童貞與俄狄普斯戀母情結、性功能障礙甚至人生挫敗感聯繫在一起，恥辱感從心理蔓延到身體。

童貞成為失敗者「可視化」的烙印，面對女性缺乏自信、土氣、醜陋成為辨別童貞者指南上的常見選項。

1982年，《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的日本版《月刊花花公子》組織東京大學學生以及在東京讀書的女大學生就童貞問題展開座談。

過了二十歲和三十歲仍沒破處的人被賦予了專屬描述辭彙，「やらはた」與「やらみそ」，表面用具有正面意義的「堅挺」作形容詞，但實際上卻含有貶義，童貞人士特殊化的趨勢進一步加重。

《月刊花花公子》1982年12月號封面。

次年的三月號上，《月刊花花公子》再造新詞，將喪失童貞的男性進一步加以區分——

僅與性工作者有過性經歷的男性被認為是「素人童貞」（素人即日語中對非專業人士的稱呼），未曾與性工作者發生過關係的男性被稱為「玄人童貞」。

在對童貞極度厭惡的八十年代，依賴專業人士擺脫恥辱並不影響社會評價，嫖娼也好過童子身，甚至還被廣泛推薦，散見於男性刊物上的專欄文章為讀者提供各種各樣擺脫童貞的建議。

曾獲第九屆司馬遼太郎獎的日本小說家北方謙三在八十年代於面向青年男子的美式風格刊物《HOT-DOG PRESS》回答讀者來信時大量拋出類似這樣的言論：

「擺脫童貞，早一天是一天，哪怕去買春也好，沒嘗過女人滋味的男人不是真男人！」

該言論於1998年集結成書由講談社出版，五年後「重版出來」，童貞成為男性務必要捨棄的東西。

北方謙三的童貞應對指南《試驗的地平線》。

八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之後，蕭條的大環境削減就業，許多男性因喪失供養家庭的經濟條件而放棄戀愛和婚姻，日本社會家庭結構改變。

「全職太太」不再是日本女性人生的唯一目標，缺乏經濟後盾的男性社會自信進一步降低。

在放棄了進取人生的前提下，童貞之恥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樣成為壓垮男性自尊心的最後一根稻草，駱駝早已在地上躺平，變相學會了抗壓。

童貞依然是令日本男人難以啟齒的恥辱，但社會對於童貞者的厭棄感已經消散。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15年的調查：

18至34歲的男性童貞率為42%，35歲到39歲的男性童貞率為26%，40歲以下成年男性10個裡就有3個保有處子之身。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15年第十五次全國出生動向基本調查表

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跨度里，日本的童貞從至寶變為恥辱，圍繞著童貞的權力話語體系印證著福柯的結構主義理論：

社會權力通過控制性來控制人的肉體，話語對它所指陳事物的排斥與壓制是權力運作的重要方式，主流話語與被壓制、被打倒、被破除的事物時刻參與著真理——謬誤的權力遊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百年也是日本媒體發展的一百年。

媒體在左右童貞價值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依賴宣傳製造出一批批「單向度的人」，不斷製造虛假需求。

無論這些需求是否能夠成為個人的需求、為個人生存條件所允許，也不管個人能否從這些需求中實現自我、獲得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