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的清朝號令，別讓大富豪跑了成為一種號子

作為帝國特許的外貿進出口商，「行商」曾經是中國式財富的代表，廣東十三行也是中國外貿的壟斷群體，他們與鹽商一起構成了中國富豪的主體。但是，1826年11月16日，伍秉鑒正式通知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已經獲得了「粵海關監督」的准許，不再擔任行商；同時，他也把生意交給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請英國商業夥伴們多多幫助他兒子。

帝國商場，從來不是自由進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裡，不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違者將遭到國家機器的嚴厲打擊。首富為了這次跑路，花費了巨大的代價：一是時間成本，從嘉慶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經濟成本，根據東印度度公司的文件記載，首富為此足足花費了50萬銀元的巨資，上下打點，才獲得了這張史上最貴的退休證。但是，東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記載道，這份花費巨資、等待 17 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證，依然可能被當局隨時撤銷。

此時看，伍秉鑒似乎還算幸運的。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國的一紙號令，在跑路之後被截回。

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闆潘致祥，也花費了10萬兩白銀(約合人民幣2000萬元)賄賂官員，獲准「退休」。那時，潘老闆才53歲，與盧觀恆、伍秉鑒、葉上林一起，號稱廣州四大富豪，並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卻公開宣稱：「寧為一隻狗，不為洋商首」。

僅僅6年後， 1815年1月11日(嘉慶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闆就不得不結束「寧為一隻狗」的自由生涯。嘉慶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實，從前朦混請退，本屬取巧，現當洋行疲敝之時，豈容任其置身事外。著責令仍充洋商，與各總商認真清理一切，毋許狡卸。」

在帝國看來，商人們當年靠權力致富，卻在致富後一走了之，實在有點辜負朝廷的多年培養。好在朝廷還有國家機器，自有辦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紙文件，取消了「退休」資格，將已經跑路的潘老闆捆綁回來，他之前花費的10萬兩白銀，等於扔到了水裡。

重新上崗的潘老闆，將行號由「同文行」更名為「同孚行」，繼續經營，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無人願意再擔任行商，才算最後退出，真正是「死而後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鑒的首富地位。

帝國的經濟圈是森嚴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經營的不錯的行商，就沒有自由退出的機制。政府明文規定：「乏商(無實力的行商)應即參革，殷商(有實力的行商)不準求退，即實有老病殘廢等事，亦應責令親信子侄接辦。總不準坐擁厚資，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

行商後人、民國時學者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中說，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斂，多有中途退辦行務者，但退辦時必須先清償債務及歷年來欠餉及罰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為行商資格是皇帝親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須等待聖旨核准。否則，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卻不能不繼續承擔義務。「有時行商即已退辦，而海關以其他行商信用較弱，仍令其重新執行行務，行商不願再作馮婦者，海關監督則強其為之，因是值得借債勉強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時，遂須受監追、查抄家產、充軍伊犁之苦。」

梁嘉彬記載說，諸多行商中，只有「義成行」老闆葉上林，順利地獲得了同意退出的聖旨，而其他人則要通過行賄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隨時取消退休資格。梁嘉彬記載道，就在伍秉鑒花費了創紀錄的50萬銀元後次年，「天寶行」老闆梁經國為了「退休」，僅僅行賄了3萬銀元，價格之低「為向來所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