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鄧小平的三個歷史角色

1997年2月19日，當93歲的鄧小平去世的時候，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已經駛過了「歷史的三峽」中最驚險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國改革大戲中的「男一號主角」，而去世後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走向。

堅持者

鄧小平是在一種怎樣的環境中將已經在意識形態的沙灘上擱淺的中國重新推入商業運動的大海的？其艱巨與反覆，恐怕是後來者很難體會的。這是一個在必須堅持的時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讓，而需要迂迴的時候，身段無比柔軟的政治家。

1978年底，召開了一次「全國科學大會」。

在大會上，鄧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論述。科學大會報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憶說，報告在黨內高層傳閱時，有人建議把此句改成「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隊伍」，鄧小平聽了彙報後，只說了10個字：「這處意見一個字不能改。」

後來出任國家副總理的李嵐清當時受命與美國

通用汽車公司談判引資事宜，美方提出經營（jointventure）概念，「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李嵐清的第一個反應是，你是大資本家，我是共產黨員，我能同你「結婚」嗎？他當即將談判做成簡報，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領導同志都在報告上簡單地畫了個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態度是沒有的，只有鄧小平批了幾個字，「我看合資也可以談嘛。」

1981年前後，中國出現第一次宏觀調控，三年前上馬上的上海寶鋼項目受到重大爭議，一些人大代表聯合提議讓項目下馬，一些已經簽訂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紐約時報》在報道時用了一個很疑問原標題：《上海真的需要鋼鐵嗎？》。便是在這一時刻，鄧小平一錘定音，終於保住了這個改革開放後最大的工業建設項目。

在1990年之前，鄧小平事無巨細，管理半徑非常之大，他要為小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為首鋼與地方政府的糾紛排解，要為松下幸之助的進入中國牽線，要為榮毅仁的中信公司護航。在做出所有決定的時候他唯一考量的標準就是：它是否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進步。

迂迴者

鄧小平被稱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先知」，相反，是一個最善於審時度勢來改變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經評價說，「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進外資來振興中國的經濟。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經策划過一個龐大的10年引資計劃，計劃引進600億美元的外資，其中包括了120個大型項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訪歐美各國，尋求合資意向。然而，這個浪漫藍圖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鄧小平很快就改變了思路，他當即決定在南方———那裡有中國大陸唯一的外來資本跳板香港———設立「窗口」，通過特區的方式逐步地引進外資。而在國內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國營企業的體制鬆綁，另一方面對民間經濟的活躍持樂觀其成的放任態度。在處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時，鄧小平往往採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態度。

他對傻子瓜子年廣九的處理方式就很讓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蕪湖的一個小業主，1979年，因為生產興隆僱傭了10來個僱工，國內媒體開始熱烈爭論他是不是個資本家，是不是在搞剝削。這是一個看上去很小，但其實卻很嚴重的爭論，當時國內類似現象已非個例。如果認可，則違背《資本論》的「經典論述」，如果堵死，則民間經濟發展無從談起。鄧小平用的辦法讓所有人都感覺意外，他說，「不能動年廣久，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第二年又有人將年案上報到他那裡，他只批了6個字，「放一放，看一看」。

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僱工超過8人的民營工廠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才被「允許」徹底放開。

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當時，關於特區的爭議如火如荼，有人報告中央，在深圳特區，除了五星紅旗是共產黨的，其他都已經變色了。在考察期間，鄧小平馬不停蹄走遍特區，一路上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彙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在那時，這也是一個很敏感的、明顯帶著銅臭氣的口號。袁庚當場「將軍」，自然希望老人家給一個明確的肯定。然而，鄧小平眉毛一動，欲言又止。機靈的袁庚只好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

此言一出，全場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總是希望鄧小平給予一個肯定的意見，鄧小平對他說：「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講的這些情況我都裝在腦子裡，不過不發表意見。」

穩定者

鄧小平逝世後十年，中國商業環境的變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變革脈絡和邏輯卻似乎仍然未改。

中國之崛起終於成為了公認的現實，如今它已經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國有企業的改革命題在他去世十年後已經告一段落，或許如今形成的格局非當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卻頗得真傳；上海的繁榮也是鄧小平晚年最關注的命題之一，他對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變成事實。

不過十年以來，很多他沒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驗著後來的中國改革者。他沒有看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慘烈，沒有看到人民幣面臨升值的驚險，沒有看到壟斷性行業次第開放過程中的種種曲折，也沒有看到互聯網經濟對全球和中國的衝擊。

中國仍然在「歷史的三峽」中航行，我們也許將一帆風順，也許將遭遇更險惡的激流。然而，鄧留給中國的「思想遺產」，即仍然散發光芒。從1978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鄧小平思考中國問題的起點始終是「中國不能亂」。這也是中國改革最後走上了一條非比尋常的漸進式道路的原因。

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穩定壓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重大議題，這些思想與當今中國打造「和諧社會」的理念宛若一體。

1986年9月，鄧小平在談論中提及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當時完整的表述是：「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至今我們仍然艱難地行走在他的這段語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