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一個日本人幫助了中國電影

文 | 感恩而死

中日兩國電影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其相互交流之歷史也源遠流長，中國早期的電影人中不少都有著日本留學的背景，他們在拍攝中必然較多地藉助了日本的技術。

如被譽為中國第一位電影家的任慶泰，他曾赴日本學習攝影技術，回國後通過日本商人的關係開設了北京第一家照相館即「豐泰照相館」。1905年，他拍攝了由京劇演員譚鑫培表演的舞台藝術片《定軍山》，這是中國的第一部電影，被載入了中國電影的史冊。

《定軍山》（1905）

中日兩國電影從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流，則始於二十年代的上海，當時有數位日本影人旅居上海參與中國影片的製作，主要提供攝影方面的技術援助，而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川穀庄平。

川穀在上海時可謂叱吒風雲，但與其相關的資料卻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可能與當時的反日風氣有關。而另一方面，他在日本卻也同樣鮮為人知。

在前往中國之前，他一度做到日活的首席攝影技師，但戰後當日本電影迎來黃金時代，他卻毅然離開電影界，終生不工作，並鮮少談及往事，這導致日本現存的文字資料中幾乎沒有提及過他的名字，甚至在他兒子川穀拓三的印象中，他也不是電影人，而只是個終日碌碌無為的頹廢老爸。

直到1993年，其後人將他長達500頁的回憶錄原稿捐贈出版，才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讓我們得以一窺其波瀾壯闊的魔都歲月。

川穀庄平於1898年出生於日本三重縣，由於父親工作關係，小時候便曾旅居當時屬日治的旅順，小學也是在旅順讀完的，這可以說是他與中國最早的淵源。川穀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尤其是當時武打紅星「大眼睛阿松」尾上松之助的鐵杆粉絲，這也讓他立志要成為一名電影攝影師。

尾上松之助

實際上，川穀庄平之所以後來會去中國闖蕩，與其頗具冒險精神的性格不無關係，這也反映在了他如何入行這件事情上。當時還年輕的川穀一心想要進入電影行業，但苦於身邊沒有任何電影相關人士予以介紹。

不過他不是一個會輕易放棄的人，他做出了一個常人無法想像的舉動，他知道在京都有電影廠，也知道有一個叫橫田永之助的人是日活的大頭頭，於是便懷揣著母親給的盤纏，隻身一人闖到京都去找橫田了。

四處打聽之下，川穀終於找到了橫田的家，雖然沒有見到橫田本人，但接待他的伊藤伊八頗為欣賞他的熱情與勇氣，於是在伊藤的推薦下，川穀先在照相館見習了一段時間後，便正式加入了日活京都攝影所的技術部，那一年他還只有16歲。

川穀與箱式攝影機的合照，攝於大正末期

川穀在日活成長得很快，七年後，他就已經開始為自己的偶像尾上松之助拍攝影片了，到1923年時，他又躍升為日活技術部攝影科首席技師兼技術部人事部長，同時還是時代劇部演員養成所的顧問技師。

儘管在日活功成名就，但十年呆在同一個地方讓他心生厭倦，再加上對公司制度與人事上的不滿，天性愛冒險的川穀終於靜極思動，在晉陞後的第二年即1924年，他便辭職離開了日活，不久來到中國。

川穀之來華，有一個人在背後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個人就是著名的凈土真宗和尚足利凈圓，此人與川穀淵源頗深，日後對他的事業也多有幫助。

說起足利和尚與川穀家的淵源，這要追溯到其父親川穀丑平了，川穀丑平曾是日本的「特高」警察，在旅順參與過對朝鮮獨立運動家安重根的調查與迫害，這些經歷令他深感內疚，晚年潛心向佛，絕食而死，而足利凈圓就是他仰慕的佛教大師。

在川穀為前途發愁之際，當時恰好有一個中國通，曾在北京開辦東文學社的日本人中島裁之想重回北京開展事業，來徵詢足利和尚的意見，足利利用這個機會將川穀庄平介紹給了中島，並建議他們去北京創辦電影公司。

中島在中國學生眾多，門路頗廣，在基金籌措上沒有問題，而川穀則能提供技術支持，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帶著齋藤傳壽和川口定夫這兩個毫無經驗的合伙人，滿懷信心地前往中國，準備大展宏圖。

一行人先到達奉天，再輾轉至北京，沿途不忘拍攝一些如同善堂等風土人情的紀錄影片，在北京時，他們去拜會了當時赫赫有名的日籍戲劇評論家辻聽花，這位辻先生在京劇界名望很高，與梅蘭芳私交甚篤，培養出了尚小雲、小翠花等名角。

辻聽花

在辻先生的安排下，川穀等人拍攝了一部以小翠花為主角的《貴妃醉酒》，但同時，辻先生也告誡他們：「在北京辦電影公司還為時尚早。」果不其然，原本談好的北京的金主們反悔了，給了盤纏後勸他們打道回府。

這下眾人傻眼了，就這麼回去實在不甘心，也沒面子，恰好中島在上海也有熟人，於是商議後，決定轉戰去上海碰碰運氣，當時的上海是中國最繁華的都市，被日本人稱為「魔都」，對眾人來說，那裡是最後的希望了。

來到上海後，川穀一行先去拜會了歐陽予倩。歐陽予倩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並對他們在中國展開電影事業表示支持，同時，考慮到他們幾個日本人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在生活上也多加照顧，不但幫他們找了房子，還雇保姆負責飲食起居，頗為周到。

歐陽予倩（左）與梅蘭芳

然而，生活是安頓了下來，事業卻並無起色，中島帶著他們在中國拍的影片去日本四處兜售始終無人問津，最終由於資金耗盡，再加上成員的個人問題，有兩人離開了，只剩下川口一人跟著川穀留下來繼續打拚。

上海時代的川穀庄平

就在川穀一籌莫展之際，遠在京都的足利和尚又給他介紹了一份活計，去大連協助一個日本劇組拍攝一部中國古裝片，這是一部以三國連環計為題材的影片，成本低廉，水準不高。這部戲並沒讓川穀賺到錢，片子雖然順利拍完，但最後資金耗盡，結果他連回上海的路費都拿不到。

所幸當地有川穀父親的一個舊識，委託他拍攝一部反對旅順工科大學廢校的紀錄片，這份工作報酬頗豐，幫他解決了燃眉之急。

回到上海後，川穀迅速開始著手在上海賣他所拍的那部《三國志連環計》，為了賣片，他創辦了「中國同朋畫片公司」，同朋這個名字取自足利和尚在日本所經營的「同朋舍」，以表知遇之恩。

川穀委託助手四處兜售，最後找到了在虹口經營戲院的西班牙商人雷瑪斯，儘管影片本身不盡如人意，但因為1924年時古裝片尚屬罕見，於是雷瑪斯最終以850元支付了一周的放映費。

如當初所料，開始兩天因為觀眾圖新鮮，票房不錯，但幾天後的上座人數就不濟了，放映一周就告結束。這筆不多的錢算是川穀在上海的「第一桶金」。

當然，商人畢竟不是川穀的本職，以他的攝影技術，在上海大有可展拳腳之處，這逃不過精明電影人的眼睛。很快，他在上海的另一位好友徐卓呆[]找上了他。徐卓呆與汪優遊[]合辦了一家「開心影片公司」，看上川穀的攝影技術，找他簽了合同，川穀一看收入相當可觀，欣然同意。由於當時的反日風潮，他還特意把名字改為了「谷庄平」。

開心公司的第一部作品是1925年的《臨時公館》，由徐、汪兩人自導自演，川穀負責攝影，由於拍攝當時攝影棚尚未完工，還是借用了大中國影片公司的場地完成的，但影片在明星大戲院上映後反響非常好。

川穀在開心影片公司期間，共拍攝了《愛神之肥料》（1925）、《隱身衣》（1925）、《活動銀箱》（1926）等七部作品，其中1926年的《神仙棒》，更有歐陽予倩友情客串，在片中反串出演天女的角色，這也是其出演的少數幾部影片之一。

在這些影片中，川穀使用了許多當時在上海尚未普及的特技攝影技巧，對觀眾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在上海電影行業如此激烈的競爭下，小本經營的開心影片公司能保持不錯的成績，川穀庄平可謂功不可沒。

開心公司是成功了，但川穀在開心公司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他被「擺了一道」。汪優遊畢竟是個生意人，他讓自己的侄子跟著川穀做助手學技術，結果一年不到，這個侄子就不來了，他們也不再繼續找川穀拍片，一頭霧水的川穀讓人去查看，卻看到這個姓汪的侄子自己在執鏡攝影。

其實如此做法並不稀奇，後來天一公司雇美國人拍有聲片也是等中國技術人員自己掌握以後就把美國人解僱了，只為節約成本。

憤怒的川穀遂找到徐卓呆，徐給出的解釋是當時社會反日情緒激烈，若跟日本人合作的話影片賣不掉，但言語之間也暗暗透露出對於汪優遊獨斷風格的不滿，於是川穀與其約定他日再合作，便毅然離開了開心公司，而汪優遊刻薄獨斷的性格，也為其日後遭遇埋下了禍根。

徐卓呆

當時的川穀在電影界已是非常有名，因此並不愁找不到活干，很快，大中國影片公司的顧無為、林如心夫婦就找上門來了。顧之所以想要招攬川穀，一方面是看中他的攝影技術，另一方面，也是不滿其公司的攝影師卜萬蒼技術不佳卻提出漲薪的無理要求，還協同妻子——著名影星張織雲以跳槽相威脅。

另外，由於顧有意踏足古裝片領域，這更需要川穀的協助。對於顧的邀請，川穀自然樂意，但他同時也提出了自己身為日本人的顧慮，而這正是他被開心公司踢出來的「理由」。不過顧的後台是上海灘最大的黑幫頭目黃金榮，因此他毫不在意，並向川穀打包票：「若有人以先生來妨礙我的事業，我絕不會放過他！」

川穀共為大中國拍攝了《牛郎織女鵲橋會》（1926）、《蓮花公主（第二集）》（1926）、《豬八戒招親》（1926）、《孫悟空大鬧天宮》（1927）等九部影片，多是一些需要特殊攝影技術的作品，這是顧無為需要藉助他的地方，而他也親身見識了顧無為作為精明商人的厲害之處。

在他擔任攝影的《哪吒鬧海》（1927）一片中，顧說服一名年輕女演員全裸飾演蚌殼精，據其稱這是中國史上首部有女星全裸的影片，其中老漁夫追趕裸女的戲份尤長，觀眾連日爆滿。

《西遊記》系列時的劇組照

大中國的這段日子可以說是川穀在上海最為風光的時候，他聲名大噪，賺錢賺得手軟，而由於顧無為背後黃金榮的庇護，更是順風順水。據其回憶，當時他的日本人身份頗為不便，出外景時常被衛兵盤查，甚至有生命危險，因此黃金榮特意給了他一張名片，從此暢行無阻，無人敢攔。

另外，黃也曾親自接見他，並贈予了汽油與機油的支票，此後一切費用均由黃代付。有相當一段時間，川穀一直出入黃所經營的豪華賭場，流連忘返，他還是唯一一個受邀出席過黃家祭祖典禮的日本人，看到大佬們揮金如土的麻將賭局，令他目瞪口呆。而真正讓他見識到黃金榮勢力之恐怖的，則是另一件事了。

黃金榮（右）

前面提到，開心公司的汪優遊是個獨斷專行又刻薄刁鑽的人，川穀到大中國後事業蒸蒸日上，而開心公司卻反而日漸衰落，這不免讓汪心生嫉恨，於是在小報上指桑罵槐地斥責「川穀是日本間諜，顧是漢奸」。

這件事徹底惹惱了顧，在川穀面前揚言要借軍隊之手槍殺汪優遊，川穀起初以為是玩笑而不置可否，誰知不久後，汪真的被以「共產黨嫌疑」抓了進去，不日便要槍決，他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便向顧求情，總算讓汪撿回了一條性命。據其回憶，數周后再遇汪優遊時，汪臉上再無往日傲氣，向其謙卑地低頭，再後來就不見蹤影了。

在上海的成功不但讓川穀的名字登上「居留民紳士錄」、成為「日本人俱樂部」成員，更讓他在日本國內的電影圈裡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曾協助多個日本劇組在上海拍攝外景，更為「老東家」日活公司提供了培養人才、購買器材等諸多便利，戲稱自己為「日活上海辦事處處長」，而因其聲名在外，許多名人如村田實[]、森岩雄[]等在途徑上海時都會順道去拜會他。

川穀庄平對上海電影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帶來了所謂的「連環戲」。連環戲脫胎自日本的「連鎖劇」，是一種舞台劇與電影相結合的演出形式，當時上海尚無，川穀向徐卓呆強烈推薦，於是兩人炮製後於1927年在能容納三千人的新舞台隆重上演。

連環戲一經推出便大受歡迎，創下連映六個月的記錄，這又讓川穀大賺了一筆，名利雙收。川穀與徐卓呆在新舞台搞了兩部連環戲，後來由於黃金榮也想在他法租界的劇場里搞，於是他便去協助顧無為拍攝了由名伶粉菊花主演的《三國志七擒孟獲》（1927），在上海灘掀起一股連環戲的風潮。

除了歐陽予倩與徐卓呆這兩位中國朋友以外，川穀在上海還有著一位莫逆之交，他就是田漢。相比歐陽予倩的年長無法親近，田漢與其同年且頗會玩樂，顯然更對川穀胃口，兩人很快成為摯友。

田漢介紹他認識了黎錦暉、洪深等文化界人士，更邀他去造訪當時進步文化人的聚集地「內山書店」，讓他見識了上海這座浮華都市背後的另一面。

1926年，田漢邀請友人創辦了南國電影劇社，並籌拍其念想已久的影片《到民間去》，川穀庄平自然也參與其中，但由於他業務繁忙抽不開身，於是將日活派給他培訓的新人攝影師谷本精史推薦給田漢代為掌鏡。

《到民間去》（1926）拍攝現場

《到民間去》這部影片的拍攝一波三折，以至於究竟最後是否完成，至今仍是一樁懸案，但根據川穀的說法，田漢瞻前不顧後，影片拍到一半時確實中止過，當時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攝影與洗印費用，但也只是一笑了之。

整個過程中唯一的受益者就是谷本精史，讓其迅速掌握了許多攝影技術，為日後的發展作鋪墊，至於後來本片是否又繼續拍攝，是否最後拍完，則是撲朔迷離了。

次年，田漢再度找到川穀，這次他是邀請川穀去南京「做官」，當然，也是因為他又需要一名攝影師。川穀再次以工作繁忙為由婉拒了他，於是田漢找了另一位旅居上海的日本攝影師東喜代治（東方熹）與其同行，兩人在電影上的來往便止於此。

田漢（左）與聶耳

功成名就之餘，川穀也並非毫無追求，為滿足自己的製作意願，他不計利益得失，自主製作了「首部由日本人製作及導演的中國電影」《斷腸花》（1926），這是由其同朋畫片公司發行的第二部作品。有感於中國電影里演員演技誇張，川穀的這部影片全部起用非職業演員，聘請日本導演本山裕二指導演技，在這方面可謂有先見之明。

但本片最重要的貢獻則是在技術上，川穀在本片攝影中展示了其高超的燈光技術，其方法為中國電影界帶來了不小的刺激與影響。儘管影片票房成績並非很好，只夠收回成本，但帶給川穀的成就感卻是無以倫比的。

1928年5月3日，日軍在山東濟南製造了慘絕人寰的「五三慘案」，川穀庄平冒著槍林彈雨前往濟南為新聞社拍到第一手的現場影像製作成新聞片，這部影片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令其生命受到威脅，上了某特務組織的暗殺名單，於是在田漢等友人的勸說下暫時歸國，但次年他便再次返滬。

1930年前後，有聲電影紛紛在滬上映，中國電影人也開始嘗試拍攝有聲片，但明星公司號稱「中國首部有聲片」的《歌女紅牡丹》（1931）雖因新鮮勁而大賣，其差強人意的效果也反讓中國觀眾對國產有聲片的質量產生了懷疑。

有感於此，作為「技術先鋒」的川穀庄平一方面覺得肩負使命感，另一方面也因有利可圖，於是當仁不讓地操辦起有聲片的製作來了。

《歌女紅牡丹》（1931）

由於國內的技術限制，川穀想到了與日方合作這條路子，借用日本技術，用中國的資金來製作影片。於是他找到了大中國影片公司的陳秋風與林如心，讓他們兩人在國內籌措資金，自己則赴日去尋找技術合作夥伴。川穀在日本找了「日本發聲映畫社」提供拍攝的技術支持，而陳秋風則找到了金主：暨南影片公司。

所以這部影片實際上是大中國、暨南與日本發聲社聯合攝製的。影片全程在日本拍攝，片名定為《雨過天青》，導演為夏赤鳳，由於川穀這次的角色是製片人，因此他委託了另一位日本攝影界巨擘小谷亨利[]來為本片掌鏡，這也是小谷生平參與的唯一一部中國電影。

《雨過天青》（1931）

《雨過天青》完成後，川穀等人為發行本片而專門成立了一家「華光有聲片上影片公司」，為突出本片是中國首部片上發聲的有聲片，特意在公司名中加入了「片上」兩字。影片在卡爾登影戲院試映，業界人士反應熱烈，隨後公開上映更是盛況空前。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眾人躊躇滿志準備賣片大賺一筆之際，「九一八」事變爆發，令形勢急轉直下，群眾的反日情緒高漲，影片被斥責「日本公司代辦」、「不是中國製作」，連出演者也遭到猛烈的抨擊，最終無人問津，草草收場。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中國首部片上發聲的有聲片，《雨過天青》仍然能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筆，而這都是川穀庄平的功勞。

1931年年底，由於中國國內反日風潮，川穀終於不得不離開曾經叱吒風雲的上海回到日本，之後他一直從事新聞片的工作，直到1937年徹底離開電影界，賣掉了自己的攝影機移居滿洲，期間做過銷售，二戰結束後又被遣返回國。

《雨過天青》（1931）

戰後的川穀無心工作，終日借酒消愁，直至1975年鬱鬱而終，始終默默無聞，在孩子和親友眼中，他成了一個極不負責任的男人。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曾經意氣風發的人頹廢至此，誰也不知道原因。

正式出版的川穀庄平自傳止於因「九一八」事變離開上海，但書稿整理者山口猛透露，他的回憶錄不止於此，只是其後的內容過於陰暗且較多個人隱私，又因中途擱筆無法成章遂未收錄。我們可以推測，也許正是他在戰爭中的見聞，正是這些導致其無法繼續下筆的陰暗經歷讓他對生活徹底失去了信心，渾渾噩噩過完了下半生。

然而川穀庄平在早期中日電影交流史上留下的功績是無法磨滅的，他為中國電影帶來先進的攝影技術，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在古裝片、連環戲、有聲片的嘗試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值得補充的是，川穀庄平的直系弟子河崎喜久三後來培養出了著名攝影師西本正，後者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界帶去了攝影技術的革新，並培養出許多徒子徒孫，他們在今天的華語電影界仍發揮著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