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討厭屈服

胡適先生說：「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十年前，當陳虻問我如果做新聞關心什麼時，我說關心新聞中的人——這一句話，把我推到今天。

「人」常常被有意無意忽略，被無知和偏見遮蔽。這些思維，就埋在無意識之下。無意識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常常看不見他人，對自己也熟視無睹。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勁松剃著一個阿甘式的頭，後腦勺剃光了，頭髮茬子硬硬地拱出來。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開口說話：「審判長，通知我的開庭時間是10點，被告遲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釋？」

審判長看他一眼：「現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沖書記員揮了下手。

書記員跑出去大聲叫：「北京地鐵公司！北京地鐵公司！」

片刻，兩位男士夾著公文包，匆匆入門，在被告席上落座。

雙方目光交匯的一剎那，法庭非常安靜。我明白了郝勁松為什麼說「不管你有多強大，當你被告上法庭的時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對面，中間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這場官司關於5毛錢。郝勁松在地鐵使用了收費廁所，認為收這5毛錢不合理，把北京地鐵公司告上法庭。

兩年多，他打了7場——他在火車餐車上買一瓶水，要發票，列車員都笑了：「火車自古沒有發票。」於是他起訴鐵道部和國家稅務總局。

「在強大的機構面前人們往往除了服從別無選擇，但是我不願意。」他說，「我要把他們拖上戰場，我不一定能贏，但我會讓他們覺得痛，讓他們害怕有十幾個、二十幾個像我這樣的人站出來，讓他們因為害怕而迅速地改變。」

「錢這麼少，很多人不覺可惜。」我說。

「今天你可以失去獲得它的權利，你不抗爭，明天你同樣會失去更多的權利，人身權，財產權，包括土地、房屋。中國現在這種狀況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長期溫水煮青蛙的一個結果。大家會覺得火車不開發票、偷漏稅與我何干，別人的房屋被強行拆遷與我何干，有一天，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什麼呢？」

「看看羅莎·帕克斯，整個世界為之改變。」他說。

帕克斯是美國一黑人女裁縫。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馬州州府蒙哥馬利市，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就座。那時，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車上還實行種族隔離，座位分為前後兩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後排，中間是「灰色地帶」，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帶」，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須讓座。

那天晚上人很擠，白人座位已坐滿，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帶」的帕克斯讓座，她拒絕。

如果對方是一個孩子或是老人，也許她會站起來，但這次，42歲的她厭煩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對待。

她說：「我只是討厭屈服。」

之後，她因公然藐視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發了蒙哥馬利市長達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車運動。這場運動的結果，是1956年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交車上的「黑白隔離」，帕克斯從此被尊為美國「民權運動之母」。

50年後，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裡。」

起碼我試過了！

在電影《飛越瘋人院》中，麥克默菲是一個躲進精神病院逃避懲罰的流浪漢。所有的病人都在醫生的安排下打針、服藥。但他建議更改日程，因為大家想看棒球錦標賽的實況轉播。

護士拉奇德小姐說：「你的要求是改變一項仔細研究後制定的規章制度。」

麥克默菲說：「小的改變沒有害處。」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過了很久才適應了作息規律，如果現在一下改變了，他們會感到非常不習慣。」

麥克默菲說：「這可是世界棒球賽，比賽結束以後，還可以改過來。」

拉奇德小姐像是有些讓步：「我們進行一次表決，按多數人的意見辦。」

麥克默菲第一個舉起了手。泰伯也想舉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馬上把手縮了回來；馬蒂尼手剛舉起，就停留在頭頂，裝著抓癢……

大家都想看球賽，儘管麥克默菲一再鼓勵，仍沒有人敢違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對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見辦。」說完起身向辦公室走去。

麥克默菲說：「我可要進城去看棒球賽。誰願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麥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麥克默菲指著一個花崗岩的洗臉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戶。」

比利還是不相信：「你舉不起它。」

麥克默菲搓了搓手，使勁抱住那個檯子，沒搬起來；再一次用力，還是搬不動。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聲叫起來：「去他媽的，起碼我試過了！」

郝勁松打贏鐵路發票的官司後，很多人以為他會和鐵路結下樑子。但後來他乘車時，乘務長認出了他，親自端來飯菜，問他：「發票您現在要還是吃完我再給您送過來？」

「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問。

「靠我為自己權利所作的鬥爭。」郝勁松說，「權力是用來伸張的，否則權力就只是一張紙。」

我問他：「你以誰的名義在訴訟？」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區別是什麼？」

「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我問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年輕人說：「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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