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 | 打開「不一樣」的歷史，「統一」是靠打出來的

文史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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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看懂中國格局的第一本書》，王偉（著），北京出版社授權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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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是打出來的

文：王偉

秦國對於燕國的壓迫，發生了一件被眾多文史學家大書特書，可是在戰略上卻不值一提的事件——荊軻刺秦。

關於這次刺殺事件的細節，早已養活了一大堆說書人、演員和導演，這裡無須多加贅述，我們只需要知道兩點就足夠了：

第一，這次刺殺其實更像是一次私人復仇行動。

燕太子丹和幼年時的秦王政都曾在趙國做質子，之後太子丹又到秦國繼續做質子。在這段時期，太子丹並沒有享受到作為秦王故人所應有的禮遇，於是一氣之下，逃離了秦國。

在春秋戰國時代，質子本質上就是兩國簽署盟約之後的一筆特殊的「保證金」。在太子丹赴秦國做質子的時候，列國之間的戰略均勢早已不復存在。自然，燕國的質子也就不再有太多含金量，太子丹看不到這一點，卻巴望著憑藉故人的身份給自己獲得禮遇，其眼界之低、格局之小由此可見一斑。

▲荊軻刺秦王

逃回燕國以後，在面對秦軍兵鋒之前太子丹原本還有數年時間，可他內不搞整肅，外不搞合縱，卻把寶押在「行刺」這種豪賭上。

退一萬步說，即便僥倖得手，除了太子丹會感覺很解氣之外，這種行動對大勢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商鞅變法之後，秦國體制最根本的變化之一，就是君王首先是秦法權威性的來源，而並非是國家機器運轉的唯一核心。

秦武王盪就是意外死亡，而且當時秦國所處的外部環境還遠不如戰國後期，但也並沒有讓秦國的國勢發生逆轉。相反，為先君復仇這個口號可以最大限度地幫繼任者凝聚人心，屆時燕國只可能死得更慘。

至於荊軻，無論後世文人如何將其裝飾得慷慨壯烈，但其本質上無非就是一個刺客。他所忠於的，一個是太子丹個人——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一個是豪俠的虛名——春秋、戰國時代，甚至一直到漢代，俠客文化一直帶著幾分自由主義的味道，他們始終把挑戰權威當成一種最高的榮譽，所謂「俠以武犯禁」就是這個意思。

一句話，這裡面有私仇、有私忠、有私利，唯獨沒有的就是對邦國社稷的考慮。其背後所反映的，無非是一個貴族集團的昏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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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軻（？—公元前227年），姜姓，慶氏（古時「荊」音似「慶」）。戰國末期衛國朝歌（今河南鶴壁淇縣）人，戰國時期著名刺客

第二，至少在刺殺行動發生之前，秦王政對於統一天下，還是抱有一點「和平解決」的幻想的。

燕國「獻給」秦國的督亢，是燕國易水之北、薊城之南的最為豐腴的平原丘陵地帶。

燕國的疆域，差不多就是如今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東北部一角以及遼寧省南部。

在當時，遼東地區由於氣候因素，農業尚未開發，僅僅可供漁獵，而燕國內陸部分的土地大多是由山西黃土高原沖積下來形成的，屬於次生黃土，地力遠不如真正的黃土地，唯一的例外，就是南部的督亢。

也就是說，督亢其實是燕國的經濟命脈，割讓這裡事實上與舉國投降無異。

從史書上記載的秦王設「九賓之禮」來接見荊軻來看，秦國對這次外交活動是極其重視的，因為這意味著華夏的統一進程，由此有了和平解決的先例，如此一來，秦國所要付出的「賬目成本」將大大減少，但代價是「機會成本」將隨之增大——和平解決，必然意味著要保留六國貴族必要分封地以及特權，那麼未來的中國就必然要處於一種長期的「一國兩制」狀態。

而在當時來看，秦王政是準備接受這個代價的。

所幸的是，那把猝了毒的匕首徹底地打破了秦王政的這點幻想——天下一統只能是打出來的，也只有打出來的統一，才有真正牢固的根基。

正是後來一場接一場的統一戰爭，徹底打破了西周以來貴族封建統治的基本框架，這才為後來中華的大一統，打出了一副牢不可破的骨架。

在這次刺殺鬧劇最終以失敗落幕之後，後面的故事變得幾乎毫無懸念。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軍在王翦、辛勝的率領下，從趙國故地向東北開進，秦國滅燕國之戰正式打響。燕國人給了秦人一個大大的驚喜：與代國組成聯軍，在易水以西與秦軍展開戰略決戰。

原本秦國決策層最擔心的是燕國貴族與匈奴結盟後向北逃竄（當時燕國太傅鞠武極力向太子丹主張這個方案），如此一來，必然會在未來秦帝國的北境形成長期無法根除的邊患。

如今一支弱旅加一支殘破之師主動展開戰略決戰，這自然是秦人求之不得的。而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決戰地點竟然在易水河以西，這又讓秦軍省去了渡河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