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派別的劃分看二者的涵義和關係

從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

派別的劃分看二者的涵義和關係

秦維紅

摘要：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是西方自近代以來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潮和政治運動，隨著社會的發展，二者出現明顯的趨同現象。但是，由於二者的立論基礎和歷史源流的不同，它們的差異仍然是明顯的。因此，面對這種趨同現象，梳理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各種稱謂、派別及發展狀況，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二者的複雜關係、鬥爭情況以及理論基礎和歷史源頭上的根本對立，有利於澄清我們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涵義的一些誤解。

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是西方自近代以來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潮和政治運動，尤其是自由主義長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起著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17～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被稱為傳統自由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它是相對於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而言的。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雖然日趨接近，甚至出現明顯的趨同現象，但畢竟二者的立論基礎和歷史源流不同，所以至今二者的差異仍然是明顯的，二者對西方社會生活仍然有著不同的影響。

但是，由於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本身的複雜性、交融性以及人們對它們解讀的多樣性，現在出現的很多概念如「自由的保守主義」、「保守的自由主義」、「激進的自由主義」等等，卻使人們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理論界限和基本區別的把握越來越模糊，似乎西方的政治思想鬥爭越來越趨向統一。而且，我國理論界對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發展規律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傳統自由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發生位移，即各自吸收對方的基本主張為自己的基本主張，從而使傳統自由主義演變為新保守主義，而傳統保守主義演變成新自由主義。這樣的觀點當然不乏合理性，但卻未免失之簡單，容易模糊二者的根本差別，從而不利於人們認識西方紛繁複雜的思想鬥爭狀況。因此，梳理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各種稱謂、派別及發展狀況，有利於澄清我們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一些誤解，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二者的複雜關係、鬥爭情況以及理論基礎和歷史源頭上的根本對立。

一、自由主義的稱謂、派別和歷史發展

對於自由主義的稱謂和派別的劃分，一般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從理論基礎的不同劃分自由主義和主要人物的派別歸屬，一種則主要從歷史發展角度進行劃分和歸類。

根據理論基礎的不同，自由主義一般被劃分為兩種傳統、兩種形式，即英美式自由主義和德法式自由主義。

哈耶克在討論自由主義時分別用「演進理性主義」(evolutionary rationalism)和「構建理性主義」(constructive rationalism)指稱這兩種自由主義。前者是經驗主義的，後者是思辨性的、理性主義的；前者相信漸進的改良，相信社會的自發秩序，注重法治下的自由，後者則以構建理性為基礎，認為社會和文化現象都是人為設計的產物，要求根據理性原則對整個社會進行自覺的重建。

根據這種劃分，休謨、斯密、佛格森、伯克以及法國自由主義者孟德斯鳩、貢斯當和托克維爾都被稱為英美式的演進理性主義思想家；而歸入德法式構建理性主義派別的則是在笛卡爾傳統孕育下的法國百科全書派、盧梭、重農主義者、孔多塞、潘恩以及英國的霍布斯和功利主義者。[1]

對於這兩種自由主義，哈耶克當然是贊成前者，反對後者。因為在他看來，英美自由主義將自由看得高於一切，而德法自由主義則是「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它恰恰以犧牲個人自由為標誌。現在很多中西方學者都基本認同哈耶克的這種對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解。

而根據歷史階段和基本內容的不同，自由主義又被劃分為古典自由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或者傳統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個派別。這是西方比較經典的劃分，我國理論界一般也採用這種劃分法。

這種劃分認為洛克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創始人，約翰·密爾是集大成者以及古典自由主義向現代自由主義轉變的過渡人物。

(一)兩種劃分對自由主義涵義理解的一致性

古典自由主義理解的自由主義與哈耶克的演進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本質是一致的，即都強調自由的至上性，將自由理解為「消極自由」。所謂「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是伯林提出的兩種自由概念，代表了西方學術界對自由的兩種基本理解，它們也基本可以與哈耶克的演進理性主義的自由和構建理性主義的自由相對應。伯林關於兩種自由概念的區分影響很大。他將自由主義近兩百年來追求的自由作了概念上的廓清：自由主義追求的自由是消極自由而不是積極自由。

「消極自由」被定義為免受強制或阻礙，即，一個人的自由意味著他的行動和選擇不受他人行為的阻礙。選擇自由、公民自由和個人隱私等，皆屬於消極自由的範疇。而「積極自由」則是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個人能夠實現其意志的能力，通常表述為個人發展或個人實現。這兩種自由的英文表述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二者的差別，消極自由是being free fromsomething，積極自由是being free to do something。前者強調的是自由的條件——「你別干涉我」；後者強調的是自由的能力——「我能做我想做的」。從前者的角度講：我不自由，因為有人管著我，不讓我做；從後者的角度看，我不自由，因為雖然你不管制我了，可我仍然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我沒有能力(如沒錢，沒力氣，還沒技術)。所以，前者是「消極自由」的表述，又被理解為「外在自由」，後者是「積極自由」的表述，又被稱作「內在自由」。而西方自由觀念提出之初就是對封建專制權力的否定，是一種破壞性東西，即對自由的追求是與限制國家權力相聯繫的。

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一書的引論中開宗明義地說，他所要討論的是「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於個人的權利的性質和限度」。而且，《論自由》這本書的要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對於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進行忠告、規勸或避而不理。第二，只有當個人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受到社會或法律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對個人的行為有裁判權，它才能對個人施加強制力量。這就是密爾劃定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權力界限，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就要在個人和社會、國家之間划出一條明確的界限，力戒國家對個人自由及個性的任何非法侵犯。嚴復最早將《論自由》一書譯為《群己權界論》，將兩種書名結合起來，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含義，即它是防禦性的、消極意義上的自由。

古典自由主義堅持這種以防禦國家權力的侵犯為目的的「消極自由」觀念有一個基本假設：人是有理性的智慧動物，在涉及自己利益的問題上，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讓每個人充分發揮自己能力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如果不加限制和干預，相信每個人都能夠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幸福。所以，構建一個社會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儘可能少地對個人行為進行人為干涉；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除了維持一般秩序之外，對社會採取放任自由的態度是最好的。如果非要讓政府承擔更多的事情，特別是讓政府來幫助個人提高其能力，那勢必會為政府(公共權力)踐踏個人自由打開方便之門。這就是積極自由可能帶來的後果，而西方學術界公認的觀點就是，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蘇聯社會主義的集體暴政恰恰是追求積極自由的結果。由此，我們也可以清楚地了解為什麼哈耶克贊同演進理性主義的自由，反對構建理性主義的自由。

說到自由問題，我們不能不提及與自由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民主」。可以說，長期以來，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關係存在一些誤解，總是一提到個人自由就聯想到民主政治，認為兩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互相聯繫的。其實，聯繫只是二者關係的一個方面，它們之間同樣存在對立，而且，不同歷史時期，二者的關係也是不同的。

起初，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理論上看，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的確是相互促進的關係。在18～19世紀，倡導個人自由的思想家通常也是贊成民主制的。應該說，民主最可能成為保護個人自由不受侵犯的政府形式，而個人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又是民主製得以有效運行的一個條件。

但是，隨著以大眾參與為特徵的現代民主制的發展，這兩種理論傳統發生著越來越大的衝突。以盧梭的「人民主權」觀念為基礎的現代民主思想出現了這樣一種理論傾向，即認為多數人的統治是無限的，並且是不可限制的。其根據是：既然權力已經掌握在人民手中，那麼便不再有限制權力的必要。特別是，納粹黨通過現代民主制的程序在德國合法地獲取政權，摧毀自由制度的事實，使自由主義者進一步認識到，現代民主思想將多數人的意志看作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源泉的傾向，對個人自由構成了極大威脅。在這種背景下，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間原本存在的分歧便進一步顯現出來了。

伯林和哈耶克正是從這些事實出發，力圖多方面地解釋和澄清自由涵義以及自由和民主的關係。哈耶克認為，自由和民主就其性質和涉及的問題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個人自由並不一定與民主政府同時存在，專制統治下照樣可以有個人自由。這是因為，民主是關於誰去掌握公共權力的問題，而自由卻是關於公共權力的界限問題；民主主義者強調公共權力要由民眾來行使，即主張多數人的統治，而自由主義者則強調，公共權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也就是說，個人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不受國家的干預，而無論這個國家政權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還是多數人手裡。在這裡，指出民主和自由的對立物更有益於說明兩者的區別：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自由的對立物是極權。[2] 伯林區分兩種自由概念，注重批判積極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所謂「極權主義」自由理論而發的。因為「積極自由」觀念也有一個基本假設：個人能力的不足阻礙著個人自由的實現，而提高個人能力決非個人所能。這樣就為國家合理干涉個人自由和選擇大開方便之門。

由此可知，伯林和哈耶克之所以反對「積極自由」或「構建理性主義的自由」，就是因為它們容易導致民主主義尤其是極權主義。可以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政權出現以後，自由和民主在許多西方學者眼裡就成了對立面，要維護個人自由，恰恰要防範由民主可能導致的多數暴政。而此後在講到民主時，也就有了兩種理解，即所謂自由主義的民主和民主主義的民主，前者強調個人自由的至上性，後者則主要提倡多數人的統治，把民主看作最高目的。

(二)兩種劃分對人物派別歸屬的不同理解

古典自由主義與哈耶克的演進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不僅對自由主義本質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也都認為自由主義是發源於英國。但是，在自由主義創始人和其他代表人物的派別歸屬上，二者理解有分歧。

約翰·格雷把自由主義的出現確定在十七世紀，這代表了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通常而言，當人們追溯自由主義的歷史時，一般會以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作為起點，特別是以洛克作為第一個真正具備自由主義特徵的思想家。因為洛克最早提出了自由主義原則(《政府論》上下篇(1689、1690年))，奠定了自由主義理論的兩大基石：一是個人自然權利的理論；二是政府必須基於被統治者同意的理論。洛克學說在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史的地位相當顯赫。在阿那森主編的《自由主義》三卷本中，列入自由主義殿堂的第一位思想家就是洛克。他寫道，「如果說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選擇一部經典著作的話，它肯定是洛克的《政府論》(下篇)。」[3]

哈耶克對代表人物的認識卻與這種主流觀點不同。他對蘇格蘭啟蒙運動評價很高，而休謨、斯密、佛格森都是這一運動中的佼佼者。他聲稱，在這些思想家那裡，「我們發現了對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第一次系統的闡述」。[4] 因此，哈耶克儘管極力推崇「英國式的自由主義」，但一部英國自由主義發展史中，他真正推崇的也不過是蘇格蘭啟蒙運動諸公和伯克。傳統上認為對自由主義有重大貢獻的霍布斯、洛克以及後來的功利主義者，都因所謂的「構建理性」嫌疑而受到他的責難，甚至被革出自由主義教門。

其實哈耶克的觀點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西方自由主義的複雜性，因為自由可以表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如果說洛克是「自由思想的始祖」，那也主要是指創立政治自由的思想。斯密則是經濟自由思想的創立者。當然，政治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可見，二人雖然都講自由，所指的內容卻不完全相同。不過，在自由是防範國家權力干涉的基本意義理解上，二者又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我們不了解自由的複雜含義就容易產生理論困惑，分不清自由主義究竟指什麼，也無法準確定位洛克和斯密的關係。

古典自由主義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密爾明確主張有限度的放任主義，實行一定程度的國家干涉，從而使傳統自由主義思想發生重大轉折，開始向現代自由主義過渡。

現代自由主義的先導是T.H.格林、L.T.霍布豪斯、J.A.霍布森和E.巴克為代表的英國新自由主義政治派別和W.E.韋爾、H.D.克羅利和J.杜威為代表的美國現代自由主義者。他們以道德理論為基礎，主張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社會發展相一致。國家應為個人自由創造條件，掃除障礙，提供保證。國家的作用是積極的，干涉是必要的。國家要救濟貧者，扶助弱者，規定最低收入標準和生活標準，推行各類社會保險，擴大公共教育。他們主張實行更多的社會合作，提倡改良主義。他們既批判帝國主義，也反對科學社會主義，主張走第三條道路。

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帶來的資本主義繁榮，使現代自由主義聲名大振，成為席捲整個西方的政治思潮。20世紀50～60年代是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為了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復興，英、法、聯邦德國等紛紛強化國家的作用，建設「福利國家」。然而，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各種矛盾並未得到根治，70年代西方出現了各種社會和經濟問題，自由主義受到了嚴重的挑戰，現代自由主義隊伍也急劇分化。一些自由主義者轉向保守主義立場，否定積極自由，反對國家干預，主張恢復傳統自由的原則，推行放任主義。這些現代自由主義中的保守派轉變為自由的保守主義者，成為新保守主義的重要成員。

正因為70年代自由主義的分化，所以從19世紀末直到70年代，對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和代表人物的認識比較一致，而對於7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和代表人物的劃分和認識歧義就比較大。如對70年代以後出現和得到重視的西方著名思想家伯林、哈耶克、羅爾斯、諾齊克等的認識就是這樣。有人認為哈耶克是當代最大的保守主義者(如天津師範大學吳春華)、而有人則將他和伯林、羅爾斯、諾齊克一起，統稱為復興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李強)。還有人認為伯林重申了現代自由主義先驅格林的基本主張，而羅爾斯代表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頂峰。

這樣，對於現代自由主義時期的劃分也就有不同認識，認為羅爾斯是新自由主義發展頂峰的，必然認為現代自由主義時期是從19世紀末一直到當代，而將羅爾斯稱為復興古典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自然認為現代自由主義時期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

我們認為，由於每個思想家的思想很複雜(如以研究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美國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為例，他自稱「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領域是自由主義者」，只在文化領域才是保守主義者。而理論界則普遍稱他為保守主義者)，而且，每個研究者從自己的研究角度和思想體系出發，對這些人物的派別歸屬的劃分標準也不同，因此，這些劃分都有其合理性，沒有必要強求一致。而且，的確從7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交叉、融合的情況也越來越突出。但融合不意味著完全統一，二者的關係我們將在後面專門論述。

二、保守主義的稱謂、派別和歷史發展

了解了自由主義稱謂和派別的複雜性，對保守主義的稱謂和派別的了解就容易多了。簡單說來，保守主義也有傳統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兩種形式。傳統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思想家伯克，當然，哈耶克將伯克歸屬自由主義派別。這即表明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會有某些共同之處。

傳統保守主義的基本思想是強調傳統的價值，重視宗教和家庭的作用，反對把個人看成抽象、孤立的原子，譴責訴諸個人理性、利益和權利的個人主義，崇尚傳統倫理和權威統治。目的是防止個人主義造成的道德價值的淪喪以及對社會秩序的破壞。

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思潮，產生於18世紀末，是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而出現的，其理論奠基人伯克在法國大革命第二年發表的《法國革命論》，全面批判了法國大革命，提出了保守主義的基本信念和原則。《法國革命論》因此被稱為保守主義的宣言書。

可以說，從伯克創立保守主義到整個19世紀，保守主義在西方政治思想領域和社會生活中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因為整個19世紀是一個高揚人的理性的時代，是樂觀進取的時代，也是社會飛速發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反對理性設計，抑制理性發展的思想自然無以立足。而19世紀末20初以後，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尤其是社會動蕩的反覆出現，保守主義勢力逐漸增強，影響日益擴大，由此形成保守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的確，歷史事實一再證明，保守主義總是產生於重大的社會危機之後。

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是傳統保守主義時期，代表人物是休·塞西爾。20世紀初是英國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全盛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自由黨的推動下，英國議會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消除社會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勾畫出積極國家的輪廓。在這種形勢下，以反對消除貧困的政策為主旨的保守主義自然備受冷落，處於劣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二戰前。其間，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方社會陷入危機和動蕩之中，從而導致反國家主義、反民主主義、主張法治的保守主義有所發展。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米瑟斯。他的思想啟發了後來的保守主義者，是保守主義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階段。保守主義發展的第二階段的重要代表哈耶克是他的學生。他的基本立場是反對國家主義，提倡自由放任，強調法律面前的平等和經濟上、結果上的不平等是相容的，反對社會主義，不遺餘力地論證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表現出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某種復歸。

第二階段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60年代末。這段時間正值福利國家政策如日中天，社會呈現出繁榮景象，保守主義在政治上仍然不得勢，但這是西方保守主義積蓄力量、構建理論體系的重要時期。當代許多著名的保守主義者，都是在這一時期嶄露頭角的。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李普曼等。這一時期的保守主義繼承了米瑟斯反對國家干預，反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但二者的理論重心又有所不同。米瑟斯思想發展的高峰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這時，法西斯極權主義還沒有成為人類的主要敵人，所以，米瑟斯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針對新自由主義思潮批判國家干預主義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二戰後，法西斯極權主義的危害舉世矚目，這時的保守主義開始注重政治領域的批判，他們把干預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都與民主主義聯繫起來考慮，認為民主主義是一切錯誤思潮的濫觴，因為民主主義總是傾向於發展成為多數人的暴政。因此，這一時期的保守主義不管他們是否公開反對議會民主制，但最終都強調精英統治，主張用法治而非人民意志統治社會。

70年代末期以後為保守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70年代以來，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的種種弊端已充分暴露，它表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簡單講，政治上的大政府形式導致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官僚主義滋長，政府權威衰落。因此，保守主義的「小政府」主張自然是人心所向。經濟上，福利開支的龐大使許多國家債台高築，財政赤字長居不下。而作為福利主要來源的高額累進稅，極大地挫傷了企業和投資者的積極性，影響了國家經濟的發展，有的國家甚至出現經濟負增長。社會文化生活方面更是問題重重。由於推行福利政策，有意無意地將個人和國家的奮鬥目標放在物質財富的佔有上，導致了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的泛濫。而人們在物質慾望得到滿足的同時，卻失去精神追求，道德價值普遍貶值，道德相對主義日益流行，是非善惡的標準越來越模糊，人們喪失了生活的意義和目標。精神空虛、道德淪喪，成了西方普遍的「社會病」，吸毒、同性戀、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正是這種社會病造成的惡果。這也是個人主義道德體系走向危機的集中表現。結果，以強調宗教和道德、維護秩序和傳統為特色的保守主義，就必然在挽救精神危機的旗號下，逐漸在思想文化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由此，保守主義不僅成為西方20世紀80年代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而且在政治上也連連得勝，許多國家政權為保守派所控制，如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時期，世界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保守主義浪潮。這一時期保守主義隊伍蔚為壯觀，其代表人物除了在40～60年代已露頭角的哈耶克、弗里德曼、李普曼等人外，還有美國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哈佛大學哲學教授羅伯特·諾齊克、美籍義大利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薩托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等。

與第一階段的傳統保守主義相比，後面兩個階段的保守主義的思想主張根據社會的變化有所調整，因此被稱為新保守主義。也有人將新保守主義進行了更細緻的劃分，即劃分為自由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自由保守主義一般以斯密等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為主要師承對象，所以，這一派的成員多以自由主義自居，而否認自己是保守主義者，試圖以此劃清與真正的保守主義即傳統保守主義之間的界線。我們前面提到的哈耶克、諾齊克以及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布坎南和政治學家薩托利都是自由保守主義者，其實也就是自由主義陣營的保守派。他們現在要保守的當然不再是傳統保守主義要保守的國家的權威統治、傳統倫理等，而是將要被新自由主義丟棄的最初意義上的「消極自由」。而新保守主義則更多地具有調和折衷的特點，它把自由保守主義的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主張，與傳統保守主義的捍衛傳統道德的要求結合起來，較全面地滿足了這個時期應對經濟、政治、文化危機的需要。新保守主義的調和性還表現在它兼容了一些新自由主義的東西，實現了對新自由主義的福利政策和民主思想向右的方向逆轉。

三、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關係

由前面的論述我們看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發展到今天，二者不論在代表人物和思想方面的確有許多交融的情況，所以有人認為，現在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別變得有些費解：保守主義由主張政府干預到反對政府干預私人的經濟活動，後者恰恰是自由主義的觀點；而自由主義卻又反過來信奉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用法令和福利政策干預市場，讓政府承擔更多的調節功能。二者的界限好像真的不存在了。也正因為如此，西方當代社團主義者把這兩個派別通通歸結為自由主義的範疇，認為保守主義不過是在某些方面比自由主義更自由，或更具個人主義特徵而已。因為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至少在經濟層面上不是因為它主張自由，而是嫌其不夠自由。

與這種觀點相類似，我國理論界也一直認為，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自由主義的內部之爭，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本來就不是什麼對立的思潮，因為，保守主義的矛頭始終針對的是理性主義和激進主義，而並不是自由主義，除非這種自由主義在哲學上信奉理性主義，在政治行動上追隨激進主義。如以伯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反對構建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或者說激進自由主義，並不反對經驗的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也是如此。針對福利國家的弊端和法西斯主義、集權主義的危害，新保守主義反對的是新自由主義日益社會主義化(即計劃經濟)、民主主義化(即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激進方面，並不是全部自由主義，只不過這時的激進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而不再是激進自由主義了。

在這種觀點看來，看似對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本質上卻是高度一致的，即都一致反對理性主義、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但問題是，兩者共同反對一種東西是否就意味著它們沒有區別了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某些觀點即使是核心觀點的一致，也不意味著二者是一回事，二者的差別就這樣輕易消解了。因此，我們認為，這種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關係的認識，雖然不能說是錯誤的，但卻不利於人們認識二者關係的複雜性，尤其不利於認識二者在立論基礎和基本觀點上的根本對立。

其實，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一些基本內容上有交叉是很自然的，是由二者產生的先後順序和對立特性決定的，而並不是由它們有共同的敵人所致。我們知道，從歷史發展來看，保守的思想雖然很早就存在，但作為一種思潮的保守主義卻是作為對自由主義的某些反動而出現的，也就是說，西方保守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始終與自由主義唱對台戲。這樣，由於它們又都有傳統和現代兩種反向發展形式，因此二者就自然會有某些重複交叉，即現代自由主義作為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反向發展，必然與傳統保守主義的一些觀點趨於一致，而現代保守主義作為對傳統保守主義的反向發展，也會與傳統自由主義發生某些交叉。的確，從一些基本內容上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交叉情況是：新自由主義吸收了傳統保守主義的一些思想，如強調國家的作用；而新保守主義力圖恢復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自由放任原則。

但是，我們認為，這些交叉融合的內容的一致只是表面的，或者只是從說法和用語上看是相同的，而在各自理論體系中的用意、出發點和立論基礎卻是完全不同的。如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界限，而傳統保守主義則更多地是把個人消融在國家和歷史中。自由放任原則也是如此。在古典自由主義那裡這種自由放任是絕對的，而在新保守主義這裡只能是有限的，是在承認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社會發展一致基礎上的自由放任。這裡其實就蘊含著二者的一個根本對立，即不論程度有何差別，自由主義都承認個人的價值，高揚人的理性，而保守主義則更多否認個人理性的可靠性，強調經驗、傳統、歷史的價值。而有人在論證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是自由主義內部之爭這個問題時，論據恰恰是二者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即個人主義，我認為是大錯而特錯了。

所以我認為，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係總的來說不是完全對立而是根本對立。不是「完全對立」，就意味著二者有些內容可以是相同的，甚至在一些時期(如在共同反對社會主義的特殊時期)確實可以歸為自由主義內部之爭，這是針對一些人認為二者沒有任何相似性，是完全對立的說法而言的。但是，這並不排斥二者有根本對立的可能。所謂「根本對立」就是指二者的理論基礎或理論出發點是不同的。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類比：主觀上為自我和主觀上為他人的人，他們的行為結果都可能對他人和社會有利或有害。從結果表現來看，二者可能很相象，但實際上的差別何止萬里。

下面我主要想從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四個特徵上的根本對立，來具體論證我的觀點，即二者某些主張的一致只是表面的，它們背後所蘊含的用意和理論基礎則是根本對立的。

當代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在他的《自由主義》一書中，概括了自由主義的四個基本特徵：[5]

第一個特徵是個人主義，它宣告對任何社會集體的否定，將個人獨立的精神置於首位。

第二個特徵是平等主義，認為人們在精神上都有同等的地位，否認人與人之間在法律地位或政治地位上的不同。

第三個特徵是普遍主義，依據特殊歷史群體和文化形式的重要性，承認群體的道德體系。即從「個體、特殊群體」出發得出共性、普遍結論，又把這些結論普遍化，運用於其他所有的個體和特殊群體。明顯地把經驗的東西、不完全的東西理性化、普遍化，這也就是所謂的理性構建特徵，非經驗主義。

第四個特徵是社會向善主義，認為所有的社會群體和政治安排都是趨向進步的。也即充分肯定理性的積極作用，認為以理性指導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是可以預測的、確定的、進步的。

這四個特徵反映了傳統自由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在思想觀念上的一脈相承。也就是說，各種自由主義派別的某些主張可能不盡相同，對某些理論基礎強調的程度會有所差別(如對理性、普遍性等問題，反對者也並不是完全非理性的、相對主義的，只是不絕對化而已)，但它們堅守的理論基礎卻是相同的。

對照自由主義的四個特徵，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徵恰恰是與它們根本對立的。我們概括如下：

第一個特徵是反對個人主義，強調秩序與穩定。保守主義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推動歷史進步的最根本的動力是時間(歷史)和自然(經驗)，因此，秩序和穩定是首要的。而強調個人理性和個人自由、權利的個人主義會破壞社會作為有機體的完整性。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思想家梅斯特爾是保守主義批評個人主義的主要代表。伯克、貢斯當、托克維爾等保守自由主義對個人主義的危害也有深刻認識。在托克維爾看來，個人主義是民主的自然產物(個人主義屬於民主的血統，只要具備平等的社會環境，就有發展起來的危險)，它會拖著個人遠離公共生活，使他沉溺於私人生活領域，使人們彼此疏離，其結果必然會削弱社會的凝聚力。也正是個人主義的發展，為國家政治權力無節制、無休止的發展和膨脹提供了危險的機會，也即我們在最廣義範圍上所說的「多數暴政」的意思。貢斯當對現代個人注重私生活導致的政治上的影響也有很多論述。[6]

第二個特徵是不平等主義。保守主義認為，由於人在出身、才能、愛好、品德上的差異是自然造成的，因此，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人有高低等級之分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就是建立在這種不平等基礎上的。保守主義只承認上帝面前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即機會的平等，而反對人們在享用社會價值方面的平等。他們主張不平等的人獲得不平等的社會價值是理所當然的，社會唯一能做的就是為這些不平等的人一視同仁地提供相同的機會，讓他們去努力、去奮鬥，去爭取自己的最佳狀態。如果要人為地抹平這種不平等，強行達到一種人人相同、個個一致的狀況，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公道的。

與這種人類不平等論相聯繫的是保守主義的反民主主義。初期的保守主義公開主張社會應該由少數貴族和出自名門的人來統治，多數統治的人民民主是不可能的，是違反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現代保守主義雖然不象初期保守主義那樣公開反對民主，有的人還以民主主義者自居，但他們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是精英統治的所謂開明的民主，同樣是反人民民主主義的。

第三個特徵是經驗主義。保守主義認為，人的理性、知識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出錯，因此，人們進行任何社會變革和政治行動都必須採取審慎的態度，重視傳統和經驗的作用。伯克在他的著作中就不遺餘力地渲染人性的脆弱，個人理性的有限以及不同情況下個人行為的不可控、扭曲，所以他相信人類的集體選擇。「個人是愚蠢的，一群人不假思索而率然行事也是愚蠢的，但整個人類是聰明的，而且如有時間進行思考，人類的行為就總是正確無誤的。」[7] 人類這種聰明的選擇在歷史中積澱留存。傳統體現了積累、體現了時間，也體現了智慧。所以，人類在現實中遇到任何困難，不應「向前看」，通過構想虛幻的未來去解決，而應「向後看」，向歷史尋求答案，在傳統的智慧中獲得前進的源泉和動力。

第四個特徵是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自由主義認為社會是向善發展的，是基於它的人性向善的思想前提，它一般承認甚至過高估計每個人的理性和道德傾向。而與此相反，保守主義認為人性是惡的，一些保守主義者把人的邪惡歸諸於基督教的原罪。他們認為人性的惡是先天的，而且是通過後天努力也無法徹底消除的，因此，保守主義不相信社會或人可以達到至善，從而反對任何改造社會的烏托邦方案——理性設計或革命，重視傳統和經驗。

可以說，性惡論和人類不平等論是保守主義考察社會現象的理論基點，他們的全部政治觀點都是由此引申出來的，美國政治學家伯恩斯就這樣總結到：「我們這一世紀的保守主義者……對人性的社會生活能力的看法是共同的。簡單地說，這些學說就是：人性的脆弱和罪惡；普通人缺乏應用理性的能力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大多數積極的社會行動形式無益而且甚至有害；民主制度不可能，因此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行政元首，或者某種形式的傑出人物統治，或者少數統治。」[8] 現在的精英統治論、有限民主論或有限度的參與等思想都屬於保守主義思潮的範圍。

下面我們再引用英國第一個保守主義者伯克和英國保守黨政論家塞西爾對保守主義的定義來進一步對照、論證我們對保守主義特徵的概括。伯克在1790年所寫的《法國革命論》中為近代保守主義概括了六個主要論題：尊重宗教並使之為國家所承認；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不得侵犯個人權利；不能以革命的平等觀念取代等級和地位的差別；確認私有制是神聖的制度；承認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非機械體；保持同過去的連續性，儘可能使變革逐步進行而不打亂原來的正常秩序。塞西爾1912年所寫的《保守主義》一文把英國近代保守主義概括為三部分：天生的守舊思想，即所有的人內心所固有的不信任未知事物和眷戀所熟悉的事物的思想；王黨主義，即衛護教會和國王、尊崇宗教和權威的原則；帝國主義，即熱愛國家的偉大和熱愛使其偉大的上下團結。

所以，保守主義自然會在社會各個領域有所表現：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強調宗教、傳統的作用；經濟保守主義反對平等主義和計劃經濟；政治保守主義反對烏托邦的徹底革命，而這些主張都與自由主義主張根本對立。

在了解和把握了自由主義的含義以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關係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保守主義的含義了，對此我們存在更多的錯誤理解。

我們由保守主義重視經驗、傳統的觀點，一般會很自然地認為保守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反對變革，這也是我們從「保守」這個詞首先想到的。其實，如上所述，保守主義只是反對大規模的、整體性的、完全基於理性設計的、宏偉的烏托邦改造方案，它並不是一般性的反對所有的變革。保守主義者不是不要求變，而是認為這種變，一定是在他所遵從的特定價值意義、價值框架下的變，這就使其不得不以「保守」一定的傳統、權威為出發點了。並且，既然保守主義是反對變革的，我們又自然將它引申為「落後、反動」的意思。其實，西方保守主義的保守由動詞 Conserve 變形而來，意思是：使保持在安全、完好的狀態。[9] 所以，保守主義「並不意味著開歷史倒車，甚至也不意味著抗拒變革；它意味著儘可能長地保持某個事物，並且在不得不進行變革時把變革的幅度限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10] 可見，「保守」、「保守主義」這兩個詞在英國和西方國家並無貶義，我們對此的錯誤理解實在是太深了。

在深入研究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後，我們發現，其實很難對二者作過多的孰優孰劣的價值評判，因為這兩種思潮的存在植根於人性的固有矛盾，如理性和非理性、善和惡等，執於任何一端的理論都具有部分合理性，更植根於人類社會價值體系中自由和平等、民主之間的固有的深刻矛盾，即要徹底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就有可能甚至必然由於人們天賦和出身方面的差別而導致有時是很懸殊的不平等，也就是要保障自由就無法保障大眾平等和民主，而如果要大力推行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通過國家積極干預「照顧最少受惠者」，縮小財富和權力等方面的差距，則又必將侵犯一些人的自由，特別是侵犯那些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有產者和政治傑出人物的自由。

的確，也正是由於這種自由與平等、事實與價值的深層矛盾，才造成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兩種政治思潮的根本分野。而由於它們關注的人性和社會發展的重點不同，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其存在的現實依據和合理性。所以，試圖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作出孰是孰非的簡單的價值判斷總是難免偏頗，是不恰當的。

實際上，兩個世紀以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及其在不同時期的變種(包括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互競爭、相互牽制，形成從不同側面撐持西方民主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兩大支柱，使西方社會能夠在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在自由與民主平等之間的矛盾對立中維持大致上的動態平衡。

誠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西方社會往往會青睞一方而冷落另一方，但兩者所構成的矛盾統一體並未因為此消彼長而被打破，兩者在西方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它們在西方社會發揮著各自特有的作用和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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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格雷.自由主義[M].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86.5.

[6][英]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2-11.

[7][加]C·B·麥克弗森.伯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73.

[8]伯恩斯.當代世界政治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318.

[9]王同億.英漢辭海[Z].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7.1096.

[10]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