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應該再自稱「黃種人」，這種定性是種族歧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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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在「黃禍」之說流行時，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創作了以傅滿洲為主角的系列小說，將之作為「中國人奸詐取巧的絕佳象徵」。圖為電影中的傅滿洲形象。

在人種劃分上，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屬於「黃種人」或「蒙古人種」，是一個我們從小耳熟能詳的「常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以上劃分所依據的不是科學成果，而是政治觀念。此種飽含種族歧視意味的劃分方法，在19世紀末歐洲衍生出流行一時的「黃禍論」，並對東方的中、日兩國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人最早被西方旅行家稱為「白人」，後來隨著種族偏見加重，變成了「黃皮膚」

1、歐洲人因在中、日兩國傳教失敗，於是不再將東亞人歸為「高貴」的「白人」

在古代西方人看來，歐洲是「被上帝祝福過的地方，是人類文明的中心」，他們白皙的膚色是同基督教信仰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我們能看到這樣一個變化：在早期中西交往中，來過東亞的西方旅行家大都將中國人的膚色記為「白色」。如16世紀初，葡萄牙藥劑師多默·多列士寫道，中國人「像我們一樣白」，日本人「是白人，衣著考究」。進入17世紀，由於傳教受阻，歐洲人對中國人、日本人的觀感大變，對他們膚色的描述已不再是白色，而是多種多樣的「暗色」，有棕色、紅色、黃褐色，甚至黑色。

從18世紀開始，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的皮膚逐漸被統一稱為「黃色」，其肇始者為瑞典生物學家林奈。他在名著《自然系統》中，將亞洲人的膚色用拉丁語定義為「luridus」，一個有黃色、淺黃色，以及死亡、像幽靈一樣意思的貶義詞。同時在西方醫學中，黃色皮膚還通常被視為黃疸病的癥狀。不久，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率先使用「黃種人」名稱，且毫無科學依據地發明出一個新種族——「蒙古人種」，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被歸在其中。

此後，西方人對「黃種人」或「蒙古人種」的印象趨於定型，即將其視為處於白種人和黑種人間的「中間」種族，特點為「總是處在停滯之中」，「標誌著與白種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而在所有人種中，只有白種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

2、當「蒙古人種」成為「黃種人」的同義詞，歐洲開始流行「黃禍論」

在「黃種人」和「蒙古人種」被創造出來後，兩個概念迅速結合在一起，並同匈奴人、蒙古人西侵歐洲的歷史記憶相聯繫，發展出流行一時的「黃禍論」。近代歐洲人對「黃禍」的恐懼，主要針對日本人和中國人。當時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富強，中國亦由洋務運動開啟現代化進程，歐洲在東亞的擴張被阻礙；加之，中、日兩國較大規模地向外移民，被認為擠佔了白種人的生存空間，讓他們感受到人口上的威脅。

將「黃禍論」推上頂峰的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讓畫師繪製了一幅「黃禍圖」：代表英法德俄等歐洲主要國家的女神，頭頂基督教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範著遠方的敵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國的龍。此畫原題為：「歐洲各民族，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這種觀點後來被不斷闡釋，如有人稱，「真正的黃禍，乃是中國……遲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經濟平衡和工業平衡受到影響的那種壓力」「當這一天來臨時，它就可能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多去對世界市場的控制權，特別是在整個亞洲」。

加重西方人對「黃禍」的恐慌的事件有兩個，一是中國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使在華歐洲人受到很大震動；二是1905年日俄戰爭，黃種之日本戰爭白種之俄國，讓西方各國大為震驚，擔憂未來中、日聯合，會對白種人不利。

圖註：威廉二世命人繪製的「黃禍圖」

近代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對種族論極為信奉，並按照需要解釋自身種族

1、梁啟超等認為，黃種人是唯一能同白種人競爭的種族，預言會有「黃白種戰」

19世紀末，種族學說及「黃禍論」在歐洲興起時，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大規模向西方學習新知識的歷史時期，他們將這些新觀念全盤吸收。如1897年，嚴復在《原強》一文中說，「蓋天下之大種四：黃、白、赭、黑是也」，其中「黑種最下，所謂黑奴是也」。1897年，梁啟超更將西方的種族歧視學了過來，以求增強國人對黃種的信心，「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然後舉例，日本能通過學習西方富強起來，正說明白種人能做的，黃種人也能。同時，他還稱日本人種源於中國。

至於西方人所宣傳的「黃禍」，晚清知識分子則將之視為中國巨大潛力的表現。梁啟超解釋說，「西人深畏中國人，向有黃禍之語互相警勵也」；鄒容《革命軍》中，激勵漢人說「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同時，他們斷定，未來必有一場「黃白種戰」，而中國人要同日本人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白種人。孫中山畢生堅持「大亞洲主義」，希望中日能平等相待，「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於亞東大局維持之計劃，必能輔助進行」。

2、日本人起初不屑於和中國人並列為同一種族，後來出於侵略需要，自居為「黃種人」代表

和以上中國人的訴求不同，在維新後發展起來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種人的平等對待，而不願意同中國人一起居於黃種人之列。著名學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種論》中說，西方人「稱我日本人種為蒙古人種，即黃色人種的一部，和中國人種相同」，其實「大和民族和中國人不同種，而和印度、波斯、希臘、拉丁等同種」。但歐洲列強並不以日本人的解釋為意，在巴黎和會上否決了日本提出的「人種差別廢除議案」。

一戰後，日本不再強自將種族起源向西方靠攏，轉而自居為「黃種人」的代表，以領導對抗白種人。1914年，日本元老山縣有朋在給內閣的建議書中說，「按世界之近況，人種競爭逐年激烈……支那人必深知四千年來未曾有受制於白人之事，若曉以情理、說服勸導，使之幡然醒悟信賴帝國，則未必不可期也」。1918年，一個到中國訪問的日本國會代表團，在演說中宣傳「歐洲國家戰後將要加緊控制中國，所以黃種人現在應該及時聯合起來反對」。

及至二戰，日本充分利用「同種論」，為侵略尋求合理性。日本吞併朝鮮時，聲稱「日韓言語人種同一」；扶植偽滿、偽蒙政權時，又宣揚「日滿同祖論」「日蒙同祖論」；汪偽政權建立後，則繼續「黃種人聯盟」的論調，宣稱「中日提攜是表示黃色人種不受外人欺侮」，偽政權甚至組織民眾觀看電影《成吉思汗》，以增強作為黃種人的「自豪感」。

圖註：1900年，德國明信片《在中國作戰》

種族概念很大程度上出於虛構和想像，留下極大的闡釋空間，以至缺少科學意義

從「黃種人」「蒙古人種」概念出現以來，對中日兩國人的觀念產生了極大影響。大多數中國人至今還以黃種人自居，唱著《龍的傳人》中「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歌詞，只是這種認同其實完全是建立在想像的基礎之上。這樣就很好理解，為什麼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對自身種族的隨意闡釋，沒有經過任何科學驗證，看上去依舊相當合理了。

對於「種族」問題，著有《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一書的英國歷史學家馮客，曾有一些精闢論述。他認為，「『種族』是一種與客觀事實無關的文化構造……一些人可能會關注皮膚的顏色，而另一部分人則關心眼睛的顏色。這些生理上的差異自身並不引致文化的差異，而是用來使角色的預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徵被賦予了社會的意義……種族並不存在，它們是被虛構出來的。種族範疇的所指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馮客在書中，拿越南人和菲律賓人舉例，「這兩個民族通常被劃定為『棕色』，但在反抗法國的鬥爭中，越南人突然發現自己被描述為『不許白種人魚肉』的『真正黃人』……菲律賓人通常被作為黑色野蠻人而加以排斥，但在1898年抗擊美國的鬥爭中，他們被描述為『亞洲倡獨立之先鋒』」。

簡言之，當代學術界已充分證明，以膚色劃分人種的方法，既充滿種族偏見，又缺乏信實的學理支撐。我們不應該繼續使用「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這類概念。

圖註：傳統上，按照膚色劃分的人種分布圖

注釋

（美）奇邁可：《成為黃種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51、63、88頁；羅福惠：《「黃禍論」與日中兩國的民族主義》，《學術月刊》2008年第5期；方旭紅：《論「黃禍論」的形成根源及影響》，《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月；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2006年11月；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全集 第3卷 》，中華書局2011年，第26頁；許賽鋒：《人種論與一戰後日本的對外政策》，《世界歷史》2016年第3期；黃東：《塑造順民：華北日偽的國家認同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69、171頁；（英）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1999年9月，第2、78、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