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披頭士的時光

聽披頭士的時光

文|張郎郎

（作家）

中國搖滾史的開端之作，肯定是崔健的《一無所有》。我第一次聽到年輕人合唱這首歌，是在1980年代的一個夏天。

那會兒，後來寫出《瘋狂的君子蘭》《北京人》等暢銷書的女作家張辛欣在北京人藝工作，為人藝培訓班的學生畢業演出當導演，排演的是一出蘇聯的話劇。可能張辛欣覺得這些年輕人太不了解俄羅斯文化，就請我來做個文化普及講座。

那會兒我低估了這些年輕人，雖然十年期間他們沒機會接受正規教育，其實他們各有各的路子，借書、買書、搶書，甚至偷書，千方百計偷偷充實了自己。

我那會兒也太掉以輕心了，一高興就容易天馬行空。課後，張辛欣告訴我，講得還算生動，反映還可以。不過，有些故事細節就值得商榷了。比如，鄧肯的確是在葉賽寧自殺後才意外出車禍去世，可是你講的故事時間不大對，兩個時間節點並沒那麼近。聽到此話，我頓時背脊發涼，以後，給這夥人講課真得留神，可別不把豆包當乾糧。

這伙年輕人綵排時，請我去看演出。全劇結束的時候，沒想到那場面會讓我耳目一新。他們在台上邊唱邊舞，唱的竟是崔健的《一無所有》。十來個青年，嘶吼著青春的無奈、憤怒與重生！我在台下屏住呼吸，老天爺，這難道是在80年代的中國北京！

當年這幫學員有丁志誠、馮遠征、吳剛、岳秀清等等，現在都已經是大腕了。他們熱情澎湃地合唱中國第一搖滾，久久激蕩於我心中。不知道如今他們還有當年這股子浩氣嗎？

上海學者朱大可曾說，1970年林立果在北京空軍大院裏手彈吉他登台，演唱了披頭士樂隊的搖滾歌曲《Let it Be》。他身穿軍裝酷帥的造型驚呆了台下的一名小朋友，成為他的搖滾精神隱秘的啟蒙者。小朋友後來成了中國的搖滾教父，他就是崔健。這個橋段被後來在竇文濤、梁文道的追問下，被崔健本人證偽。但他說林立果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說過，如果有機會，他一定讓全國人民聽搖滾音樂。

我們開始聽披頭士，試圖學著唱他們的歌，開始於1965年底到1966年初。有朋友問：那時我國城市裡在搞社教運動，農村在搞「四清」。你們怎麼還有這樣閒情逸緻呢？

其實人們在描繪一個大時代的時候，都是宏觀敘事，說的都是大環境、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況。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政治形勢的確愈來愈嚴峻，但緊張的是上面和下面兩頭兒，而我們——「太陽縱隊」文化沙龍及其外圍的年輕人的位置恰好在中間，彷彿置身於寧靜的颱風中心。「太陽縱隊」的故事我在隨筆集《寧靜的地平線》里有詳細描述，在即將執行死刑時，我們被周恩來一紙救出，在十年牢獄之後假釋出獄。所以，在當時我們只是另類的一小撮，並不能代表時代的氛圍。

一天傍晚去王府井森隆飯店吃飯，我遇到了一群外國人，無意中聽見他們在說法語。那會兒在中國學法文的人不多，於是我有點兒想得瑟，上前用法語和他們打了個招呼。沒想到，這一招呼使得披頭士歌聲衝進了我們的生活。

北大的法國留學生郭漢博熱情地請我們過去和他們一起吃晚飯。郭漢博當時在北大讀研究生，專業是藏語和藏文化。一頓飯下來，似乎就成了朋友，老郭讓我有功夫去北大找他玩兒。一來我對異國文化好奇，二來是想趁機練練法文口語，轉天就興緻勃勃地趕到北大。郭漢博正在宿舍用打字機做作業，房間里一部新型錄音機播放著我從來沒聽過的歌曲。我坐在一邊等他做完功課，激動地聽著聞所未聞的天外之音。

老郭可能是看到了我痴迷的表情，問我喜歡不喜歡這首歌，我說，從來沒聽過這種歌，也不知道居然能這麼唱歌。他這才告訴我這首歌叫《橡皮靈魂》，還給我講述了歌詞大意。然後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分享了披頭士樂隊轟動世界的故事。

他說得眉飛色舞，我聽得魂飛魄散。

我從高中開始學法文，用的錄音機都是平放在課桌上。而老郭的錄音機是豎著的，錄音帶像放電影那樣豎著旋轉，音色也比我的錄音機好得多。當時，不知是被這個嶄新漂亮的錄音機催眠了，還是被披頭士的歌聲催眠了。僅此一次，披頭士就讓我著了魔。

再見到老郭是在紫竹院，我把踅摸來的兩盤錄音帶給老郭，因為他答應給我轉錄。那回老郭還帶來了法國姑娘瑪利雅娜·巴斯蒂，她也在北大讀研究生，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她說她不太喜歡披頭士，更喜歡法國那些平和別緻的小調。說著，就唱了一首法國民謠。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位貨真價實的法國金髮女郎面對面聊天、聽歌。雖然我更喜歡披頭士，但出於禮貌也出於對她的尊重，覺得她質樸的歌聲也很動人。他們倆比我也就大兩三歲，就覺得都是同齡人。

那天老郭把第一次替我轉錄好的錄音帶交給了我，我興緻勃勃趕回美院。正好外語附中的同學張潤峰來看我，我們就一起去美術研究所找韓增興。小韓是「太陽縱隊」的外圍，他雖然不寫也不畫，但是很喜歡和我們一起攝影、看電影、聽音樂。當時，美院的大隊人馬都到邢台「四清」去了，校園裡沒幾個人，我們幾個就在宿舍里靜靜地聽這些從沒聽過的歌曲。我事先已經忍不住繪聲繪色地把剛從老郭那聽來的披頭士的故事講給他們。記得當時我是這樣形容自己如何被震撼：那聲音，那節奏，直接劈開了我的天靈蓋。

我是學法文的，潤峰是學西班牙文的，小韓是學俄文的，所以，根本誰都聽不懂他們在唱什麼。但是，音樂的節奏及特別的和聲已經讓我們如痴如醉。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聽。忍不住地鸚鵡學舌跟著瞎唱，不亦樂乎。

1966年晚春，我們相約去西直門外的廣州酒家吃飯。那天除了我、老郭、巴斯蒂以外，還有他們帶來的瑞士留學生，我帶來哥們兒巫鴻。巫鴻1963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美術史。15年之後重返美院攻讀碩士學位。1980年赴美，獲哈佛大學美術史與人類學雙博士學位，現在是芝加哥大學任藝術史教授。在「太陽縱隊」的圈子裡，他算是在藝術、學術上碩果僅存的。

那天飯館很擠，擠得我們不得不促膝長談。我告訴他們：我們對披頭士入迷了，請求老郭接著給我們錄更多披頭士的歌。他豪爽地說沒問題。大概因為喝了點啤酒，我情不自禁地開始模仿披頭士旋律，像模像樣地哼唱了起來。他們幾個聽後面面相覷，詫異地問：你唱的是披頭士嗎？我說：沒錯！肯定是這個旋律，就是你給我錄的這些歌呀。

老郭的立式錄音機是便攜的，就在他碩大無比的背包里。他打開錄音機，放上那盤錄音帶，我熟悉的披頭士響了起來。我一邊跟著哼唱一邊說，你看，你看，對了吧，就是這個。

他們幾個哭笑不得，似乎百思不得其解。幸虧那個瑞士留學生音樂功夫非同小可。他說：老郭你把歌曲錄反了。他們聽的是逆行披頭士。我們幾個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沒想到，倒著唱的披頭士也這麼好聽。老郭說實在對不起，我拿回去全部給你重錄。當時，我都傻了眼了，至今我也不明白，怎麼會把音樂給反錄下來呢，更不明白倒唱披頭士也如此旋律優美、節奏清楚呢？老郭說：這說明披頭士還是非常嚴謹的古典音樂，經典古典音樂旋律都可以反奏，一樣好聽。這回真讓我們長了見識。

那天巴斯蒂正好坐在我旁邊，我們聊得很開心。我問她是否喜歡滑冰。她說喜歡。我們擊掌約定，冬天一起去北海公園去滑冰。其實我滑得並不好，不如巫鴻的跑刀滑得那麼快，也不如外語附中的劉貴花樣滑得那麼花哨。我只是想，穿一身紅色橡皮綢的法國金髮女郎巴斯蒂，肯定會給北海冰場留下一幅難忘的美景。

正說著，老郭指著迎面走過來的卡瑪說，她也是你們101中學的。我和巫鴻連忙回頭，瞬間都楞了。那健壯高大的女青年怎麼會是卡瑪呢？卡瑪是美國人，一幅西方人長相，說一口流利的京腔。她的父親韓丁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影響，上世紀40年代來到中國，被周恩來總理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巫鴻認識卡瑪是在她初一的時候，我認識卡瑪是在她初二的時候。那時我已經上大一了。在我們眼裡她就是一個青澀苗條少女，才三年不見怎麼完全變了模樣？說來話長，再見卡瑪已是在美國，她成了紀錄片導演，還獲得過普利策獎。

我們最後一次聚會，北京已經開始「破四舊」了。我們約好去頤和園西堤湖划船。儘管我帶了攜帶型的電唱機，放上了一曲《Blowing in The Wind》，不是鮑勃·迪倫唱的，而是男女二重唱，音色非常柔和、悠揚。我們幾個在湖中心，收起船槳任由小船飄蕩。他們告訴我，得到通知了，所有留學生都得離開中國。那樂曲因此也似乎變得有些憂傷。這短暫的友情使我們惆悵，冬天的約會就此泡湯。估計至少一年之後，他們才能回來與我們重逢。我送給老郭一套影印本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另一位北京朋友居然陪老郭坐火車南下，到廣州乘船回法國。那年頭，友誼的重量似乎比黃金還重。

誰都沒想到，這一別竟有二十年之久。直到1990年我去巴黎見到巴斯蒂，她已成了巴黎師範大學的副校長。我大吃一驚，這是培養讓·保爾·薩特的學校。一個我年輕時代遇到的的法國姑娘，居然也會變得德高望重。而郭漢博，當年的老郭，剛剛從《世界報》退休，和一位台灣著名學者合作編輯出版中國的古籍。他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家，對我熱心細心，帶著我走遍巴黎中心的大街小巷，一一呈現他曾經給我講過的典故。

當年，他們像候鳥一樣飛走了，我們的披頭士音樂源泉乾涸了。原先那一撥最早傳進來的披頭士已經在我們及其周邊的孩子中，引起了繼續追尋的熱忱。

我家對門的吳爾鹿有位同學叫林中士，住在友誼賓館。林中士的母親是英國人，父親是馬來亞共產黨領袖。友誼賓館住著世界各地來的友好人士，他家是常駐那兒的老住戶。林士中可謂奇貨可居，手裡收集了許多北京青少年買不到的東西，他就做些這方面的小買賣掙點兒零花錢。他也認識老郭，告訴老郭一句中文俗語，就可以換杯啤酒或者幾塊人民幣。據說「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一句話，就從老郭那兒掙了十塊。

林士中手上有幾張披頭士的唱片，可我那會兒也沒什麼錢。他就帶我去一對法國青年夫妻家作客，讓我當面給他們畫水墨畫。我在他們家畫了三張，一張花鳥，一張貓咪，還有一張頭像。簽了名作為禮物，回送給我的是一張披頭士唱片，反正他們就要離開中國了。我就這樣一來二去掙了幾張唱片。

我入獄之後，這些唱片就落在我弟弟張寥寥手裡。當時吳爾鹿手裡也有幾張。那會兒，僅憑這個，在北京青少年中他們倆就不得了了。後來寥寥開始自己彈唱披頭士的《昨天》《黃色潛水艇》等等。

我於1977年最後一天出獄回到家裡。想起了當年在黃永玉叔叔家聽牙買加的流行歌手白利·方達的歌，就前去拜訪。我想：也許他們現在應該也聽披頭士了。

和黃叔叔一家久別重逢，他老人家很開心，給我放上一張保羅·西蒙和加芬科爾二重唱的原版唱片。他們因演唱好萊塢經典電影《畢業生》主題曲而在國際流行樂壇大紅，可看到這部片子卻是在許多年之後。當他倆唱起了「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的時候，黃叔叔、師母和兒子黑蠻都小聲跟著唱了起來。看來，這些年他們已經邁過披頭士了。

1978年到1980年我回到中央美院教書，美院有許多留學生。他們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西方音樂，有古典，有聲樂，當然也有大批的搖滾。海嘯般的音樂，撲面而來，而崔健作為標杆，開闢了中國自己的搖滾。

1988年我去了美國，和我同在普林斯頓的蘇煒是黑膠唱片的發燒友。在他的影響下，我也開始收集唱片。當我看到披頭士六七十年代的唱片，心頭一股熱浪穿過，真有「千里他鄉遇故知」的感覺。看到西蒙的二重唱也趕緊買，看到ABBA也買。就像傑克·倫敦寫的《熱愛生命》故事一樣：一個曾經長期飢餓的人，會像松鼠一樣瘋狂收集各種可口的食物。

前些年我回北京，給我弟弟寥寥帶的禮物，就是當年他曾經擁有過的那兩張披頭士。他半天沒說話，彷彿時光倒流。

現在我北京家裡還有幾張披頭士的黑膠唱片，只是沒條件聽了。但我還會拿出來看看。「當我們想起年輕的時光，當年的歌聲又在蕩漾！」披頭士黑膠唱片和曾度過那時代的我，看來不可分割。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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