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漢遙寄：生命的感動——紀念葉露茜誕辰100周年

葉露茜攝於1987年4月13日，時年七十

我的外公葉舒藩（號國屏），是廣東南雄人，我的外婆韋慧鈿是廣東香山縣翠微鄉人（今屬珠海市）。外婆藏有一張A4紙那麼大的民國時期的照片，那是她十三四歲時的全家福。大家衣冠整齊，端坐在那，也有幾個大人小孩站立在旁，每個人表情嚴肅，就像畫片一樣。照片後面印有「羊城十八甫黎鏞映相」字樣。

據查，美洲華僑黎鏞是在1870年後，到廣州十八甫開設黎鏞照相館的。他資金雄厚，業務量大，為全省之冠。當時，還能拍18×24英寸的團體照。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來客，來拍大照片的都是有錢的大戶人家。那時沒有燈光和人造光，攝影室就在透明的玻璃棚里，靠的是自然光。因為要等待光照的變化，拍一張照片要花很長時間。時間長了，有的人怕坐立不穩，後面都用木板撐著。

根據這些推斷，外婆家那時家道殷富，拍成這麼張照片，估計要花百元大洋。我只認得出我的外婆和曾外婆，其他長輩就只好猜測了。

那時，韋家和葉家各自都是當地聞名的大家族。曾外公韋樵蓀是中醫出道又研讀西醫，在廣州有醫館；曾祖父葉叔薇（培榕）是西醫世家，早已在上海開業。曾外婆劉利秋和曾祖母是親姐妹分別嫁給了住在兩地的葉家和韋家，於是兩家人有了來往。曾外公喜歡清秀實在的葉家的老大葉舒藩，想把自己的女兒老七嫁給他，不料葉舒藩硬是看上比他年長三歲的、韋家最漂亮的老三韋慧鈿，於是一表人才的外公迎娶了秀外惠中的大家閨秀外婆，兩家人親上加親。

外公畢業於南洋公學（由盛宣懷1896年創建於上海，與北洋大學堂同為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大學。1921年改名為交通大學），性格獨立而自信，婚後自立門戶。1917年4月13日在上海生下了我的母親葉毓珠（藝名葉露茜）。外公先在北京任職，後來又到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1938年更名為哈爾濱醫科大學）擔任總務長和訓育主任，深受老師和學生們的愛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對學校衝擊很大。他於1932年10月又攜家帶口回上海定居。終因積勞成疾，被肝病奪去性命。剛過四十一歲生日的外婆開始守寡，那時母親只有十七歲。她是孩子中的老大，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她比最大的弟弟還要年長九歲。外公去世後，她責無旁貸地幫助外婆一起挑起了家庭重擔。

外祖父母的開明，使他們兄妹的個性得以自由發展。他們身上有著一種獨特的人文氣質，與眾不同。外婆的善良、節儉和愛心，外公的誠信、嚴謹和獨立精神影響了母親的一生。而母親的作為和品行也無時無刻不影響著弟弟妹妹的成長。母親和弟弟妹妹之間非常團結，遇事商量，互幫互愛，這樣的家風已傳承到我們這一代。

1929年秋，在哈爾濱工作的外公把十二歲的母親送到遠近聞名的哈爾濱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簡稱哈爾濱東特女一中，前身是從德私立女子學校）讀初中。校長是年方三十的獨身女子孔煥書。她治校嚴格，辦學理念先進，大膽聘請各地新銳教師來任教。學校設初中部和高中部，有學生宿舍。她高度重視女生的體育發展，學校操場大，體育設施全，還有地下風雨操場。為培養學生的興趣發展設立許多項目，如體育課就有划船、舞蹈操、網球等多種科目。我的母親生性開朗熱情，對新事物接受能力強。她入校不久，除了喜歡滑雪、舞蹈外，還進了女子籃球隊，當上籃球隊隊長，帶隊參加全省女籃比賽。對少年時的她來說，不識比她高兩屆長她六歲、喜歡畫畫、後來的民國才女蕭紅，只知體育老師黃淑芳和打破全運會短跑紀錄的田徑冠軍、學姐孫桂雲。那時東特女一中的體育在全國名列前茅。母親在哈爾濱的生活非常快活。

回到上海後，1933年2月，母親進入上海南洋商業高級中學就讀，直至畢業。校長吳醒濂，是新加坡歸國華僑。那是一所全英語教學學校，課本都是英文版的，全部西化教育，專設「交際課」。學校也重視學生的藝術素質培養，鼓勵學生學習戲劇、音樂、歌舞等等，師生關係也很融洽。酷愛藝術的母親，是學校戲劇組的成員，一入學就參與「愛美戲劇」活動，還受邀去葉家花園①，以藝化音樂社話劇組名義和同學李芷芬、葉青等人參加田漢編劇的《蘇州夜話》等獨幕劇的黃河賑災義演。

1934年春，在葉家花園，母親和金山、王為一一起參加左翼劇聯演出的、董每戡的話劇《奇蹟》，作為捐募義演。那天趙丹看完戲後，到後台向金山和王為一祝賀，母親第一次見到他。很快，他們相愛了。同年10月，母親正式加入上海業餘劇人協會。1936年4月26日，他倆持結婚證在杭州六和塔前明志結婚（另有唐納、藍頻和顧而已、杜小娟兩對）。次年1月，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在上海卡爾登（Carl Ton）大戲院（1954年更名為長江劇場，1993年底被拆除），以俄國戲劇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劇《大雷雨》舉行第三次公演。這是《大雷雨》首次登上中國戲劇舞台，也是母親和趙丹第一次同台演出。趙丹飾演奇虹，母親飾演瓦爾瓦拉，在劇中是遭無情母親管教的兄妹倆，最後全都逃離家庭，奔向自由。那時他們的女兒阿囡（即舞蹈家趙青）才一個多月大。

1937年1月懸掛在卡爾登大戲院中的葉露茜的大幅照片

受母親的無形影響，我的舅舅和阿姨們也先後走上演藝舞台，成為耀眼的童星。

這個階段，我的四舅公韋慤②也在上海。他比外婆小一歲，是葉、韋兩家人中資格最老、學位最高的一個。是我黨秘密黨員。少年時他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就希望出洋留學。1914年初，他從廣州啟程去英國留學，從香港乘太古公司輪船到達上海時，就住在虹口區老靶子路（1943年更名為武進路）的一條弄堂里的、我的曾祖父葉叔薇的家裡。他日記中寫道：「在上海的時候，十一姨丈和表兄們（指我的外公和叔公——桂注）很殷勤地招待我，使我非常感激。」同年 3月四舅公乘船抵達倫敦，在取得格拉斯哥大學入學資格後，沒學幾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便轉往美國求學。

1921年1月，四舅公取得美國奧柏林學院文學學士和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學成攜妻回國後不久，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的孫中山立即委任他為革命政府外交部秘書，同時兼任自己的秘書。

1924年1月，四舅公寫道：「那時候共產黨員雲集廣州，我有機會認識黨的領導同志，如張太雷、惲代英等，我還認識第三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同志多人。」

1928年初，四舅公帶著四舅婆和兒女來到上海，由蔡元培推薦，四舅公擔任上海教育局長。1930年在地下黨的舉薦下，又任青年會中學校長。1932年任商務印書館編審部主任期間，除了業務工作外，他記錄道：「我有時在雜誌發表關於時事和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在（1935年）發表的主張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抗日。我常與救國會負責人，特別是鄒韜奮來往。」

1932年，外公、外婆從哈爾濱返滬，見到四舅公夫婦和他們的女兒韋愛蓮和兒子韋建業十分高興。外公去世後，四舅公有空就去看望外婆。那時，我的母親很愛帶大舅去靜安寺愚園路中實新邨的四舅公家裡玩，和表妹愛蓮成為好朋友（母親沒有想到十年之後，她會成為住在中實新邨44號里那個名為關勒銘金筆廠經理、實為地下黨上海局書記的劉曉，和在港的共產黨隱蔽戰線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的滬港秘密交通員）。到1941年四舅公離開上海前，兩家大人和孩子來往一直很密切。對母親和我的舅舅阿姨們的學習和成長，影響很大。

抗戰開始後，母親和趙丹把不滿周歲的女兒阿囡留在外婆家，兩人一起作為抗敵演劇三隊的成員，離開上海輾轉演出。到達武漢、重慶後，繼續參加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演出和宣傳活動。

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受日本天皇和日軍本部命令，對重慶實施聯合大轟炸；沒有前線和後方，不分軍隊和百姓；這種無差別轟炸，也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長時間（到1943年8月23日止，達五年半之久）的戰略和政略轟炸。母親他們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在重慶國泰大戲院先後演出《民族萬歲》《塞上風雲》《夜光杯》等劇目，將近一個月，轟動整個山城。之後，他們還和其他進步戲劇團體進行各種聯合演出。

同年10月10日上午為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的第一屆戲劇節開幕式，當天下午，母親他們本想借卡車作舞台，進行流動演出；不料沒有借到車，他們只能化好妝，打著「上海業餘劇人協會街頭演出隊」的橫幅，邊走邊演。這支隊伍中，母親演農婦，錢千里演漢奸，周峰扮土肥原，石羽演工人。由趙丹導演，並負責介紹劇情，孟君謀負責維持秩序。一路上他們把鑼鼓敲得山響，引來成百上千的觀眾跟著他們走了十幾里路，形成龐大的遊行隊伍。母親他們沿途還演了《漢奸和十字舞》《爭取最後勝利》和《大家一條心》等劇目。他們再向市中心行進時，街道兩旁已擠滿上萬觀眾，大家瘋傳上海明星上街演戲的消息，都來觀看，以致交通堵塞；到了晚上，他們還高舉火把繼續演出。這次街演成為山城市民廣為傳播的新聞，經歷者都難以忘懷。

五天後，我的母親在重慶生下兒子趙矛（小名苗子）。

1939年夏，母親懷抱十個月的苗子，隨趙丹和徐韜、王為一、朱今明三對夫婦，還有易烈，行程一個月，由重慶抵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據了解，當周恩來得知他們啟程赴疆時，為避免他們受騙上當，曾派南方局政治部文委敵情研究組組長、作家馮乃超前去阻攔，但為時已晚，他們已從河西走廊，經星星峽，進入哈密。單純熱情，迷戀舞台的母親一心嚮往社會主義蘇聯的莫斯科大劇院，也希望在民族舞蹈發源地的新疆，能挖掘資源創造發展我國民族藝術表演體系，她怎麼也想不到等著他們的是萬劫不復的厄運。

父親抱弟弟，母親抱囡囡1947年7月8日於香港

他們入疆時帶著憧憬；出疆時，生離死別，只剩寡母們帶著身邊的幼兒。趙丹等人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關押後，母親便拒絕演出。十八個月來，她按月給趙丹送去生活費、衣物以及自己愛看的托爾斯泰、雨果、羅曼·羅蘭等人寫的文學名著，同時在監外奔走營救；無法探監，沒有消息，從無望到絕望，內心所受的折磨和痛苦無法言說。但年輕的母親沒有退縮，沒有被摧垮。1942年12月中旬的一天，盛世才老婆邱毓芳找我母親談話，通知她趙丹已死，她們必須離疆。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不由分說就派兵武裝押送她們，乘著大卡車一路顛簸，走了半個多月，於次年一月到達蘭州。為了生存，母親沿途賣光了隨身物品，包括結婚戒指，只剩身上一件禦寒的黑色貂皮大衣。到了蘭州，住在南關中國旅行社蘭州招待所，並受到國民黨軍統局西北區區長、特務程一鳴的監視。程一鳴多次找母親談話，警告她不得離開蘭州；中國旅行社也接到國民黨西北戰區統調室的「不可賣票給葉露茜」的通知。她當即與重慶的金山和宋之的電報聯繫，告知困境。母親怎麼能夠甘心被困，她下定決心要逃離蘭州。在友人陳憲武的幫助下她找到了工作。她一方面堅持為當地進步劇團排演抗戰劇目；另一方面則以去空軍基地跳舞為名，悄悄尋找正在蘭州進行隱蔽訓練的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的同鄉飛行員，以便伺機逃跑（抗戰時期流傳「中國空軍半廣東」一說。「廣東軍事飛機學校」是孫中山創辦的國內第一所航空學校。1924年12月至1938年底止，共培養了四百五十四名男女飛行員）。三個月後，她收到了周恩來委託金山匯來的路費，隨即和四歲的苗子搭乘八大隊的軍用飛機離開蘭州，回到重慶，重返藝術舞台。那時重慶已為趙丹開過追悼會。

後來，母親認識了我的父親杜宣③。經組織安排，她用演員的身份為我父親的地下工作做掩護。當她和我父親的命運連接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就開始了改變；她從台前退到幕後，隱蔽自己。從此，「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知道的也不能說」是她堅守的生活信條，甚至也影響了她的弟弟妹妹的一輩子。（文/桂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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